3.1　检验

A.以30年区域一体化的经验为依据，先进的欧洲工业国家之间深化的一体化被看作是一个成功的模式，这些先进的欧洲工业国家拥有成熟的制度结构、相对较高的同质性，并且在对外经济政策目标和既定的政治目标方面具有相似性。在此基础上，一个与自我控制和事先联系(Selbstkontrolle und Ex-ante-Bindung)相伴随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主义一体化配方，可以通过不同的分阶段目标来实现。但是，在早期经济史上才有过这方面的情况，而且欧洲一体化进程为仅有的一例。这一过程要求——为了它能够延续下去——经济上的霸主(wirtschaftliche Hegemone)作为驱动力量，愿意对进一步的一体化阶段上所包含的意想不到的亏损给成员国提供补偿。这个过程还要求发达经济的一体化与政治上发育不充分的一体化之间不能分离得太远。只有逐步地实现政治一体化的目标，才能最终在共同市场先进的一体化阶段上进一步实现共同政策(gemeinschaftliche Politik)的过程。但是，当各式各样的新伙伴被接纳以及为了实现一体化和进行妥协而支付的成本在两个方面(第一，占用了资源;第二，阻碍了创新能力，进而阻碍了配置效率的实现)产生了负面影响时，这一模式就成了它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如果一个一体化共同体的共同政策最终只是为分配政策的目标服务，而且这一目标的实现还构成为第三国的负担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是增长过程中的倒退。此外，这个一体化共同体还因为它把分配冲突转嫁到第三国身上，使得多边贸易秩序规则相互抵触，并且引发了报复性措施。

B.与北-北一体化(Nord-Nord-Integration)相比，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一体化仍然是一种不成功的模式。这一模式忍受着影响力微弱、内部分配冲突频繁、制度缺乏稳定性、基础设施的基本条件糟糕之苦。这种模式不能对任何人产生影响，它既错过了改善谈判实力的目标，也错过了抵御金融市场上的行动者对单个成员国实施攻击的目标。南-南一体化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它对欧洲一体化配方不适当地进行模仿。更确切地说，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许多一体化共同体同样因为采用了一些难以满足的配方而归于失败，这是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太弱造成违反规则的成本太低所致。我们同样不应当忽视的是，从委托人-代理人的角度来看(Prinzipal-Agent-Sicht)，欧盟的“自上而下”配方承受着某种官僚化的自发的动态过程(Eigendynamik der Bürokratisierung)，这一过程既符合代理人的利益，还可以把委托人缺乏信息作为理由来作出解释。另一方面，若是由国家的代表来担当委托人，则他们就能通过政策的实施而使共同体成为实现其自身目标的工具，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想使选民们不利用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因为这种关联会对他们重新当选(即在超国家层次上被任用)构成威胁。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例子，即“布鲁塞尔”就像是一位远离市民的、既无名无姓又“冷漠”的、拘泥于条文规则办事的人的同义词(Synonym für Bürgerferne Anonymit－t und‘kalter’Paragraphenpolitik)，而国家这个层次则相反，成了体察社会和贴近公民的保护者。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共同体中，特别是在那些同欧洲有紧密联系的非洲国家的一体化共同体当中，甚至官僚化也是在低收入层次上实行的，也没有能取得持续的自由化的效果。甚至有这样一种迹象，即受官僚机构保护的共同体，为的是对外赢得声誉和获取资源，对内则通过名目繁多的特别规则使自由化进程趑趄而行。

C.与这两种极端情况相对应的是有伸缩性的北-南一体化(Nord-Süd-Integration)，^[9]这种一体化在两个方面没有付出努力，即它在贸易领域忽略了自由贸易区，而在自由迁徙的问题上却让资本流动的自由和设立公司的自由维持原状。然而，这种一体化从长远来看仍然存在问题，即不论穷国选定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框架所建立的“连接”(Andockon)是否持久，都不会因此而使得异质性达到一定程度，进而在总体上阻碍一体化进程。存在着两个北-南一体化的实例，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欧盟东扩，在受到束缚的条件下，要么力求实现深化的一体化并且使之发生转变，要么使最终已经达到的一体化水平固定下来，否则就会集中在多边化层面上。具体而言，这种一体化概念将面临着把要素自由流动扩展到人员流动这一要求，以便能够实现如下目标:第一，确立人员流动享有与资本自由流动一样的同等待遇;第二，使与人员流动相关的劳务自由化成为可能。根据这种情况，正如迁徙成本被当作实物经济一体化过程的结果或资本自由流动的结果而被接受一样，给国家施加的压力越大，就越是能够圆满地形成适合于所有生产要素的共同市场。在这一点上，作为早期阶段上的关税同盟似乎并不是绝对地不可或缺。

D.“自上而下”的深化的一体化配方可以不依赖于根据北-北、南-南和北-南一体化形式的差别和收入水平或水平差异的差别而作出选择，这种一体化与最低限度主义的变种(minimalistische Variante)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并不谋求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是仅限于商品贸易的自由化。这种一体化体现在昔日的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的模式上，它既然没有产生影响，因而也就不存在矛盾，因为贸易(工业产品而非农产品)也仅限于同一类型国家的政策通行的自由化区域内，而且EFTA内部加总的贸易额总是落在欧共体的贸易额之后。最低限度主义在亚洲的变种(asiatische Variante des Minimalismus)，即APEC，具有EFTA的坚韧性，也就是说，在指定的区域内部实行贸易自由化，而不是实行完全的贸易自由化。因此，在有关区域最惠国待遇的形式上表明已经达成一致的判断并不会让人们感到满意。

南-南一体化在政治经济学基础方面的弱点，可以通过用国际贸易理论对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所描述的世界(die Heckscher-Ohlin-Samuelson-Welt)进行分析的方式来弥补。南-南一体化倾向于在成员国之间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Einkommensdivergenz)，因为按照以要素禀赋为依据的比较优势，穷国利用其高度密集性的非熟练劳动来生产产品，但却处于要素禀赋的最低层次上。在南-南一体化内部，仍然可以(根据要素禀赋)向最近的处于更高层次上的伙伴国出口。但是，对于该伙伴国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笔利润而已，因为它是从某个按世界标准来说更具有成本优势的伙伴国那里进口，而这个穷国则从该伙伴国那里进口产品，在不存在一体化的情况下，该穷国通常会以更具有成本优势的方式(即贸易转移)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处于要素禀赋层次最底端的国家因贸易转移而“蒙受亏损”，而最近的处于更高层次上的国家则通过贸易实现(Handelsschaffung)而“获利”，这是因为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富的国家和很穷的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层次的最顶端，却显示出恰好相反的情景。拥有相对先进的要素禀赋(相对于非熟练劳动而言的高质量的劳动)的国家将因贸易转移而蒙受损失，而最近的处于更高层次上的国家则因贸易实现而获利。在北-北一体化的情况下，却由此而存在着收入趋同现象(Einkommenskonvergenz)。北-南一体化由来自高收入的一类国家和来自低收入的一类国家组合而成，它合乎逻辑地使得两类伙伴国都获利，因此，看起来像是在福利理论方面奠定了特别好的基础(Venable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