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建设中寻求东西方文化的和谐

□　王晓朝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随着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和支柱，不了解基督教，就不能把握西方文化的精髓。然而，放到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基督教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提法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令我记忆犹新的一件小事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英国与我的博士导师John McGuckin讨论教父学问题时，我在不经意间使用了“你们西方基督教”这样的字眼，而他笑着对我说:“不，基督教是东方的，不是西方的。”西方是基督教的，东方是儒教的，中西文化是对立的，诸如此类的观念似乎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潜意识。

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中，外国哲学(主要是西方哲学)是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列于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基督教哲学归属于基督教研究，而包括基督教研究在内的宗教学又归属于哲学这个一级学科。外国哲学研究(主要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具有自觉意识和全面意义上的西方哲学东渐，是发生在20世纪最初几年的事情”^①。随着岁月的流逝，本学科的发展史也已经成为研究对象，我们需要认真总结学科发展的经验教训。但无论是追忆整个100年，还是反思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无疑都要考虑本学科在当前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定位和发展前景。因此我试图做这样一个尝试:在中国现代文化更新、转型、重塑与再造的大环境下考察包括基督教哲学研究在内的外国哲学研究的意义，探索东西方文化、东西方哲学融合之路，阐述本学科在中国文化建设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展望本学科的发展前景。

一、新世纪还有学习、研究外国哲学的必要吗?

要考察外国哲学学科在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中应起的作用可以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切入: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研究外国哲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哲学史教材和诸多研究者都对这个问题作过相当全面的解答，但我们在日常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可以听到这样一类说法:“学哲学就是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哲学也要研究，因为它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至于学习和研究外国哲学，在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富强起来的时候，还有这个必要吗?”

确实，与哲学其他同类二级学科(马哲、中哲)相比，外国哲学学科由于顶着“外国”这顶帽子，要阐明本学科在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难度似乎更大。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不可不学;中国传统哲学是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不能不学;惟有外国哲学学科，似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越向前发展，它的作用和地位就变得越暧昧，乃至于变得可有可无了。

这样的看法在本学科的研究者看来是匪夷所思，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它不仅会束缚研究者的手脚，而且制约整个学科的发展，从而也影响着整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刘放桐先生在肯定外国哲学研究繁荣的同时也表露过他对外国哲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担忧。他说:“近些年来，尽管我们本学科不少同行的个案研究有出色成果，但整个学科显得被冷落。专业队伍在有了较大发展后又重新呈萎缩趋势。”^②“在哲学学科的各二级学科中，西方哲学学科的情况近几年来的处境更加困难。无论是领导部门还是企事业单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科技哲学等的研究有时还肯给予较大的支持，而对西方哲学研究则大都停留于口头表示。”^③

在本学科的发展史上，整个学科受轻视是常态，受重视倒是非常态。在我国，轻视外国哲学研究有许多具体的历史根源。对此，黄见德教授在他的著作中作过详细的描述与分析，在此无需重述。^④而在当前形势下这样的错误认识仍旧有市场，其“根本原因还在人们尚未能从总体上认识西方哲学的实际所是，特别是未能认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关系，从而也未能消除以往在这方面存在的误解与偏见，更未能看到这种研究不仅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世界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而且对我们的现代化事业的有利开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⑤。为了争取本学科发展的较好的外部支持，本学科的研究者和从业者都应当通过各种正常渠道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以期有所改变，但更重要的是提高我们自己对新世纪研究外国哲学必要性的认识。

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进入新世纪以后，经过长期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华民族正在和平崛起，正处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的新阶段。外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也要承担繁荣哲学的任务。

二、从文化转型的立场认识研究外国哲学的意义

能否深入研究外国哲学也应成为中国文化繁荣的标志。要正确认识在中国文化建设大局下学习和研究外国哲学的意义，必须具备跨文化的视野，否则难逃文化保守主义的魔障。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⑥。因此，“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大趋势已经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总体预见的正确性。时至今日，世界各民族的联系日益密切，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明显增加。可以说，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并能在孤立状态下取得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虽然各不同，但明显可见的是，那些孤立、封闭的国家和地区，连生存都会产生问题，何来发展与繁荣。

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短短的2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从引进西方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到借鉴西方的各种法律、政治、经济制度，再到参照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分析，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改革开放以来这20年也是中国文化对西方产生最大影响的20年，西方人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的肯定也超过以往。这一现实告诉我们，每一种具有牢固的精神根基和历史传统的文化体系都不会从根本上被其他文化所取代，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任何一种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化体系都不可能不变。中国学术界普遍承认，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它的文化也必将发生深刻的型变。当代的中国文化建设也是在这种转型阶段的建设，而不是“光复”中国某一时代的传统文化。

对外国哲学研究的轻视与忽略从认识根源上说在于持守文化替代论。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而在我看来，这些观点都笼罩着浓厚的文化替代论的影子。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在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它们都没有涉及文化交流碰撞以后发生的文化转型。^⑧

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我们应当把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定位于文化转型与更新。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哲学也不例外。

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可能的，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从理论上分析，异质文化融合后会产生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之间的矛盾，这种分析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不同文化的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我们在看待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成果时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还要看到通过文化融合后产生的新文化将比融合前的旧文化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放弃文化替代论并接受文化转型论的观点，就可以在全球一体化大潮下对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持一种肯定的态度，认为平等的文化交流有利于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发展与更新，并且努力推进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无论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我们都不能抹去其开放性的特点。“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⑨当今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早已跨越国界，成为世界的文化，成为全人类的文化成果。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发扬，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也要吸取。中国当前的文化建设也要面向世界，以开放的心态主动吸取外国各个时期创造的优秀成果，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进而创造当代的中国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建设事业本身的要求，不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人类社会是一个文化大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哲学的定位在哪里?按照学界一般的观点，哲学是一种精神文化，它在精神文化这个层面中，乃至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处在核心层。哲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现在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呼吁着精神文明的建设，学术界呼吁着人文精神的建设。当代人文精神离不开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也离不开全民精神境界的升华。而这两个方面正是哲学的本性所在，是哲学的用武之地。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的哲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各个二级学科在内，要是孤立于世界哲学的潮流之外，要想求得繁荣和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为了适应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在今后中外文化哲学的交流过程中必须认真克服封闭的文化心态，确立起真正开放的文化心态。

人类社会在21世纪迈向全球化的步伐会越来越快。全球化不仅使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趋向于国际化，也将使哲学探讨的课题、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乃至研究方法趋向于一体化。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必然从总体上趋向统一，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趋同并不排斥与否定不同国家或地区哲学的存在和发展。随着“欧洲中心论”的消解和世界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哲学客观上都将成为人类哲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今世界的快速变迁要求我们加强对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并且使之同考察、探究当代西方社会的矛盾、西方科技和文化的演变结合起来，研究其中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以利于发展中国哲学;面对新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局面，我们也必须把中西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通过比较，一方面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使西方哲学的合理因素同中国哲学优秀遗产融会贯通，既使西方哲学走向中国，也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未来哲学的发展既不是西方哲学独占鳌头的时代，也不是东方哲学定为一尊的时代，而是在多元共同发展过程中走向统一，又在统一中存在多元发展的时代。由此观之，中国学者在新世纪研究外国哲学的重要意义就不仅仅是向中国社会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为中国本土哲学的发展起一个桥梁作用，而应视为“中国人研究的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哲学学科的划分着眼于研究对象上的区别，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与著作，外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但我们决不会因为外国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而认为其研究结果是外国人的思维结晶。能否深入研究外国哲学，并进而创造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思想，也应成为中国文化繁荣的标志。

三、从哲学的主要功能看各二级学科的同一性

毋庸讳言，外国哲学研究在中国受到冷落和轻视还有学科建制方面的原因。根据教育部现行学科分类，哲学学科包括八个二级学科。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科技哲学、宗教学。而在众多的二级学科中，马哲、中哲、外哲又被视为三大基础学科。这样的分类主要着眼于管理，而不是依循学科本身研究的对象与内容。这样的划分有历史的成因，可以理解，但从划分依据来看，它显然缺乏合理性和划分标准的同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单独列为一个二级学科是因为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而我们知道，若着眼于东西、中外之分，那么它在起源上是西方的，是外国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文化土壤，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并完成本土化过程以后，它是我们国家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所以它又是东方的，是中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哲学界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划分得太严，这不能不说是大陆哲学研究方面的一个缺点。”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凡可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的前辈们无一不是在引进、介绍、解释西方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创立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哲学思想与体系的。若我们仅仅着眼于他们的哲学体系的思想来源，我们不得不把他们归入西方哲学，是西方的;但若着眼于他们所做的会通与转化工作，那么他们无疑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开创者，是中国的。

伦理学、逻辑学、美学都是哲学的传统部分，而科技哲学的单列显然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有关。然而要依循哲学向具体部门和领域延伸的标准划分，我们还得在这个序列中加上社会哲学、语言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价值哲学、宗教哲学、文化哲学等。宗教学原本是与哲学并列的一级学科，而现在成为哲学中的二级学科，这里的考虑显然也不是学科内容本身，而是外在的管理。

另就外国哲学而言，原本分为西方哲学史、西方现代哲学、东方哲学，后来合并为外国哲学。这样的合并有积极作用，因为哲学史与哲学的同一性是哲学研究公认的准则。但就相关学会的组织而言，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与西方现代哲学学会多年来谋求合一的努力由于民政部相关的社团活动规定而一直未能实现。

基于现状，我们在思考外国哲学发展前景时无法以现行学科体制为确定的界限，而要打破学科的局限性，着眼于哲学的本性来认识各个二级学科的同一性。哲学的本性是一种批判性的理性思维和一种对世界(包括社会和人本身)的终极关怀，学习和研究哲学的最根本目的就是掌握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和确立一种关于终极实在的高尚情操。就哲学各学科的本质而言，它们是同一的，就哲学学科的基本方法而言，它们是同一的，就哲学各学科的功能而言，它们是同一的，而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研究对象。

翻开诸多哲学教科书，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是学习、研究哲学与哲学史的主要功能。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我们重视哲学之大用，因为哲学变革归根到底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

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无论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二级学科之间有多大差别，但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要对历史文本作现代语境下的解读与诠释。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大环境中，它们的研究对象虽然不同，但都不能远离中国现实问题和中国学术语境;它们的研究态度都不能是单纯的“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而应是二者的结合;它们对具体问题的理解有不同之处，甚至有对立的地方，但它们都不能认定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而只能期待在不断的学术对话中求得共识。这就是中国现代哲学活动之本质所在。

哲学经典有一个形成与确立的过程。在单一文化背景下，经典形成的过程相对简单，而在跨文化背景下，经典的形成过程要复杂得多。在跨文化背景下解读和诠释经典，既涉及语言的变化与转换，也涉及思维方式的变革。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哲学是在东西文化交流与融汇的宏大场景下生成的。自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以来，许多中国哲学家在传播西方哲学的同时，融汇中西哲学，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也使中国哲学走向了世界。可以设想，若无对中国传统经典和西方外来经典的诠释，这些融汇中西古今哲学思想的现代哲学体系的创建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国现代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之培育与发扬、中国现代哲学思想之发展与创新来说，诠释经典是一条根本的通道。

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从事经典著作的解读和诠释活动有一个大前提，这就是承认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公度性。诚如我国宋代大儒陆九渊所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钱钟书先生也说过:“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简而言之，无论东西南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连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都不承认，那么不仅整个20世纪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都是无意义的，而且就中国哲学目前孜孜以求的创建全新的21世纪的中国哲学范式来说，其最佳结果也只能使中国哲学成为一源之流，一根之木。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意味着它在作为一种学术活动进行时不必遵循学术活动的规律和方法。“当马克思的思想成为经典以后，它的命运便被寄托于理解之中了，它以后的历史就是一种理解史，效果史，这种理解史和效果史会受到解释学内在规律的支配，人们在多样性中去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必然的，这种多样性里面甚至会发生解释的冲突，但通过宽容和对话最后能够求得某种一致和共识，并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此，等等。这些思想为人们进一步从僵化的教条主义中走出来，重新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应当指出，这种理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在中国是由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承担的。如果说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已经有了重大差异，已经发展出一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这一成绩是通过整个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取得的，而并非某一学科的功劳。其道理很简单，研究对象不能确保研究者观点的产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的也不一定是海德格尔的信徒。

我们已经迈入了21世纪。每当我们思考中国哲学(包括外国哲学研究在内)发展前景问题，马克思的名言就在激励我们。“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这句话的原意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按照哲学所揭示的规律合乎理性地发展，也希望哲学能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哲学的发展犹如一棵大树，要想树干茁壮、枝叶茂盛就不能没有扎实的根。一种哲学要想汲取群众，就必须有两条根，一条根扎在整个人类文明的源泉中，不断地汲取养料，丰富自身;另一条根扎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地研究时代的发展向中国人提出的新问题，研究这个世界出现的新问题。哲学是人的创造，它最终要为全人类服务。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中国的哲学研究也要走向世界。

回顾以往的繁荣，我们感到喜悦，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还是要有信心。我们的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还不够，我们的知识积累还很有限，我们的创造还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历史上的许多中外哲学家不求改变世界，但求改变自我，而我们可以接着说，众多改变了的自我，最终是能够改变世界的。

注　释

①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②刘放桐:《西方哲学研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西方哲学研究百年反思之二》，《东南学术》2001年第3期，第43页。

③刘放桐:《西方哲学研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西方哲学研究百年反思之二》，《东南学术》2001年第3期，第43页。

④参阅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章。

⑤刘放桐:《西方哲学研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西方哲学研究百年反思之二》，《东南学术》2001年第3期，第4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⑧关于文化转型的相关论点，参阅拙文《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中西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与文化转型》，《台大历史学报》第29期，2002年6月。

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建议》，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