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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时代离开我们已经有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杜威哲学——包括其宗教哲学——提出的时候的思想环境，那时就已经具有了我们今天经常谈论的“后形而上学时代”的特征。在1930年写的一篇题为《我相信什么》的文章中杜威写道:“当今时代的主要的思想特征，是绝望于任何建设性的哲学——不仅仅是指技术意义上的建设性哲学，而且指任何整体性的觉解和态度。”杜威一方面承认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趋势，反对传统宗教对人们生活的支配，另一方面又强调在这种社会中要避免(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用“分裂意识”代替“虚假意识”，强调在世俗化社会、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坚持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不仅极为必要，而且完全可能。

前面说过，杜威的这种理想主义的核心是一种总体性理想，这种理想是道德的，但又不限于道德。杜威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都归结为实践判断，因而构成科学知识的命题和构成道德体系的命题，说到底都是要告诉我们做什么。但有一类非常重要的判断既不是“存在着什么事实”，也不是“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也不是“应该如何去做”，而是“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应该承认，对这种有关以个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方式的“生存论问题”(existential question)，杜威不如詹姆斯那么重视。高度肯定杜威哲学遗产的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认为，杜威哲学强调科学、论辩和合理性，这更适合于思考社会问题，而不适合于思考个人生存方式和生存意义的问题。这种评价大体上正确，但如果对杜威的宗教哲学作更仔细考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杜威对生存论问题是有所关注的。比方说，他在把道德信仰区别于理智信仰之后，又进一步指出并非所有道德信仰都具有宗教性质:“宗教性的信念要成为‘激情触动的道德’，道德信念的目的就必须激发起这样一些激情，它们不仅是强烈的，而且受到足以把自我统一起来的全面的目的的激活和支持。”整个自我与整个宇宙之间的这种总体性联系(有点像冯友兰先生所说的超越“道德境界”的“天地境界”)，杜威认为不局限于宗教信徒身上，而也表现于艺术、科学和模范公民德性之中。

当然，杜威在讨论这种总体态度的时候，虽然提到詹姆斯，但更多地援引主张“诗意宗教”的桑塔亚纳。这多少印证了普特南对杜威的批评。普特南说:“如果说杜威对理智指导人生的限度不像詹姆斯那么敏感，那么，问题或许在于杜威对人类之善的二元论看法。对杜威来说，人类生活根本上只存在两个主导向度:社会的向度(对此杜威的理解是为一个更好的世界、更好的社会和人类潜力的释放而奋斗)和审美的向度。当有人批评他根本上把人生都只看作社会行动的时候，他能回答的—事实上他也确实这样回答的——只是，恰恰相反，归根结底他把所有‘完满体验’(consummatory experience)看作是审美的。”普特南的观点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要做出对于我们个人生命意义关系重大的决定，这样的决定只与独一无二的我这个人有关，而我要决定的并不是“我将得到什么”——哪怕其含义超过物质功利，而也包括审美体验，而是“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决定在普特南看来既不是通过对目的和手段的理性计算而追求物质功利，也不是借助于艺术想像而达到非物质的享受，哪怕这种享受的最高境界是物我两忘的全身心陶醉。普特南自己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他的观点多少能表明，给“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以独一无二意义的超越境界，不一定局限于艺术境界。但是，说超越境界不局限于艺术境界，不等于说超越境界就不可能是艺术境界。只要我们对这里的“艺术”不作消费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理解，那么，承认艺术境界也可能是超越的，承认艺术也有可能被当做宗教的替代，这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可能是一种比较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思路。

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后形而上学时代毕竟是后形而上学时代。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即使在这个后形而上学时代也仍然有一些终极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信仰和追求，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把我们作为特定时代、特定文化和特定利益状况中的人对于终极之物的理解本身当做终极的东西，更要防止用暴力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别人头上。从近年来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杜威所谓“对民主的信仰”，如果脱离了杜威所提倡的交往理性观念和实验探索精神，就有可能蜕变为一种独断的、盲目的，因而是蒙昧的信仰。

①2001年10月14日哈贝马斯获德国书业的和平奖，并做题为《信仰与知识》的讲演，2001年12月3日罗蒂获以一位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者命名的Meister Eckhart奖，并以当代社会中宗教和教会的地位作为其获奖致词的主题。哈贝马斯随后做题为Das Entzücken am Schock der Deflationierung的演讲作为贺词和评论。分别见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次日的报道。

②仅在两卷《杜威精选》(The Essential Dewey，edited by Larry A. Hickman and Thomas M.Alexander，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1998)中，就可以找到这样一些篇名的文章:What I Believe(1930年)，My Pedagogic Creed(1897年)，Religion versus the Religious(1934年)。在杜威80岁时所作著名演讲《创造性的民主:我们面前的任务》中竭力提倡的“民主的信仰”(该书第1卷第341页)，可以说是一个贯穿杜威毕生著作的关键词。

③参见Alan Ryan:John Dewey and the High Tide of American Liberalism，W.W.Norton＆Company，New York/London，1995，pp.19-20.

④John Dewey:A Common Faith，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1962，p. 9.

⑤John Dewey:A Common Faith，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1962，p. 10.

⑥1901年，另一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James］也应邀来这里作吉福尔特讲演，讲演稿以《宗教经验之种种》为题出版。1998年，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教授应邀作同一个讲座，其讲稿后来以《当代宗教之种种》为书名出版，但该书的副标题是“重读威廉·詹姆斯”，对杜威却只字未提。

⑦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⑧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⑨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

⑩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页。

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页。

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

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页。

John Dewey:A Common Faith，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1962，p.47.

John Dewey:A Common Faith，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1962，p.48.

John Dewey:A Theory of Valuation，in Writers on Ethics: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edited by Joseph Katz，Philop Nochlin and Robert Stover，Princeton，New Jersey，1962，p.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