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宗教性与虔敬感

上述意义上的宗教感，杜威强调不一定要通过相信一种宗教而产生，但确实具有我们通常在宗教徒的态度那里看到的特点:完整、强烈、活跃，以及对世界或宇宙的敬畏。杜威哲学曾经被罗素(Bertrand Russell)批评为“权能哲学”，甚至“权能陶醉”，具有“宇宙式的不虔诚”的危险。但杜威在《一个普通的信仰》中的一些说法可以纠正罗素的这种评价。杜威确实把现代科学大大增强了我们支配自然的能力作为其整个哲学的背景，也确实认为用上帝来表达理想目标和现实条件的结合具有鼓动人心的作用，但他强调，人之所以为人，就不可能完全摆脱使我们产生命运感、危机感等的情形;看不到这一点，是纯粹的自我中心主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惧怕，因为惧怕意味着消散和退缩，而从不能给任何人以稳定的视角。但杜威认为，以某种方式——传统宗教以外的方式——表示我们的依赖感，是正当的。不仅使我们遭受挫折的力量，而且给我们支持的力量，我们都要表示依赖、谦恭和敬畏。没有宗教态度，就是把人类的成就归功于脱离自然和同伴的个人。杜威写道:

我们的成功依赖于自然的合作。人性的尊严感，如果它的基础是意识到人性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参与合作的部分的话，就像敬畏感、敬重感一样是宗教性的。自然的虔诚不一定是对自然事件的宿命论式的顺从，或者对世界的浪漫式的理想化。它的基础可以是这样一种正当的自然观: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把我们看作其中的部分，并承认我们这些部分的特征是有理智有目的，并且有能力借理智和目的之助来使得种种条件与人所欲求的东西形成更大范围的和谐一致。这样的虔诚是一个正当的生活观的内在成分。

把人类的成就归功于脱离自然和同伴的孤独个体，在杜威看来实际上是传统的超自然主义和咄咄逼人的无神论的共同错误。超自然主义指向超出自然之外的东西，但也把地球看作宇宙的道德中心，把人看作是万物总体的顶点。激进无神论轻易地忽略诗人们所赞美的那种人与自然的纽带，而常常以为“人是生活在一个冷漠的敌对的世界之中，向着世界发出一阵阵挑衅”。相反，宗教态度却需要一种人与周围世界或宇宙的关联感，这种关联既是依赖，也是支持。杜威说:“使用‘上帝’、‘神圣’这样的语词来表示现实的东西与理想的东西的统一，能使人避免一种孤独感，避免因此而产生的绝望和轻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