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宗教性与总体感

任何理想，只要它不是空想，就一方面包括了人类的冲动和欲望;另一方面包括了种种外部条件，就此而言它就是“终极”的，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对具体场合起作用的种种条件的分析性评估过程的结束”。但这种意义上的终极性仅仅适用于具体时间内的手段—目的关系，而不是某种本身就是目的的东西。杜威非常强调目的与手段的相互依赖，但没有因此而否认终极价值或内在价值的存在。杜威的工具主义价值观强调没有相应实现手段的价值不是真正的价值，但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哲学对于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区分。在谈论宗教问题时杜威强调的“完整的自我”、“自我与世界的通透彻底的和谐”等价值，就是超越部分、超越当下的整体性价值和终极性价值。

这类价值与调适(adjustment)和导向(orientation)有关。“调适”总是有方向的，因此“导向”的意思可以说已经包括在“生活及其条件中更好的调适”这个说法中了。人们通常用“调适”来称呼适应(accomodation)和调整(adaptation)，但杜威强调三者的区别。“适应”是指面对我们无法改变的情境改变我们自己的特定行为方式使之适应环境;如果这种消极的调整变成整体上的，就出现了宿命论的顺从(resignation)或屈服(submission)。相反，“调整”则是指我们对环境加以改变，使之适应我们的需要。杜威认为，我们与环境的关系除了这两种以外，还有一种更为全面和持久的形式——调适，其中包含着顺从，但那是自愿的、乐意的顺从——类似于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意思。杜威写道:我们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这种形式“所涉及的不是与我们环境的这个或那个条件相关的这个和那个希望，而属于我们的全部存在。因为这些变化的范围，对我们自己的这种改变是持久的。它经历各种情况——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兴衰变化而持续不变。做我们之存在的各个要素之间，有一个组合和协调;尽管我们周围的具体条件的变化，这种组合和协调也参照着我们而对这些条件加以安排和落实。这种态度包含着一些屈服，但那是自愿的，而不是外在强制的;而就其为自愿的而言，它又不仅限于一种斯多亚式的虽命运多舛但泰然承受的决断:比后者更开放、更乐意，也比后者更能动更积极。”

为了达到这种总体性的宗教经验或宗教态度，想像的作用不可缺少:“有关一个整体的观念，不管是整个人生，还是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想像的观念，而不是一个写实的观念。我们的观察和反思的有限世界要成为大写的宇宙，只有通过想像的扩展。……自我与宇宙(我们以此来称呼自我与其关联的诸种条件之总和)的一种完全的、彻底的和谐，只有通过想像才能实现”。这种意义上的想像是“介入的想像”，而不是“附加的想像”，因为它渗透进我们之存在的所有要素，而不是只与一些特殊的局部的方面相交织。就此而言杜威赞同美国实用主义阵营中宗教色彩更浓的另外两位思想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观点，前者重视无意识因素，后者说“宗教与诗本质上是同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