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宗教性”与“理想性”

在1929年出版的《确定性的寻求》一书中，杜威从理想与现实的角度论述了他对宗教、宗教性的看法。《确定性的寻求》的基础是1928年杜威应邀在爱丁堡大学之邀作的“吉福尔特自然神学讲座”(Gifford Lectures)。^⑥全书的主题如其副标题所说是“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的落脚点则是全书最后一章“哥白尼式的革命”。所谓“哥白尼革命”，是康德用来自况的一个说法，但杜威认为康德哲学的“革命”之处仅仅在于从神权走向人权——从依靠神灵转向依靠人类理性，但康德仍然主张理智与自然的内在相符，主张依靠单纯心理的方法在认识上寻求绝对的确定性。相比之下，杜威认为真正具有哥白尼革命意义的是这样一种变化:“心灵不再是从外部静观世界和在自足观照的快乐中得到至上满足的旁观者。心灵是自然以内的，成为自然本身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了。心灵之所以是心灵，是因为变化已经是在指导的方式之下发生的，而且还产生了一种从疑难混乱转为清晰、解决和安定这样指向一个明确方向的运动。”^⑦杜威把这个变化——“从外边旁观式的认知到前进不息的世界话剧中的积极参加者”——称为“一个历史的转变”，⑧而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讨论的。

现实和理想的关系问题，杜威认为“乃是哲学上形而上学方面的中心问题”。^⑨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杜威把它与现实和可能的关系问题联系起来。“所谓‘现实’包括着既有的条件;所谓‘可能’是指一种现在尚不存在但可因现实条件的应用而使其存在的目的或后果。因此，‘可能’就其对任何既有的情境而言，乃是寻求这个情境的一种理想;从操作论的定义(即用行动去说明思维)的立场出发，理想和可能是意义相同的两个观念。”^⑩更明确地说，“理想的善就是有待实现的存在的可能性，而我们的宗教态度就是和接受这种理想的善联系着的”。把现实和理想的关系与现实与可能的关系结合起来，杜威一方面把理想从天上拉到人间，为宗教性态度寻找此世的而非彼岸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对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作了能动的、实践的理解——在杜威看来，现实和可能的关系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要用智慧去调节行为而有采取行动之必要。陈述一个真正的观念或理想，就是主张我们可以改变现有的状况，使它获得一种具有特殊特性的形式”。

杜威对现实和理想的关系的讨论，还与另外两对范畴有关，那就是价值与事实、目的与手段。现实中的可能性有多种多样;我们之所以把某个可能当做理想，是因为它同时也是一种价值，是一种“具有价值的对象”。理想的“价值性”是不言而喻的，关键在于对价值如何理解。在杜威看来，“价值”并不如传统哲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在的东西，而总是与人们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而评价判断就像事实判断一样，说到底是一种实践判断，也就是关于目的和手段之间关系的判断。手段的价值取决于能否服务于目的，反过来说，目的的价值也取决于是否有手段加以实现。也就是说，在还没有搞清楚一个目的将以何种手段加以实现之前，我们对这个目的的认识也是不清楚的;在搞清楚一个目的是无法以任何可行方式加以实现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把这个目的作为空想加以放弃。对现实与理想关系作这样的理解，要求我们抛弃历来与宗教相联系的对超自然之物的信仰。对超自然之物的信仰在杜威看来妨碍了人们依靠自己力量去实现理想。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历来导致一种悲观主义——对自然手段的不信任，但也可以是一种过分的乐观主义，指望通过皈依、顿悟来获得瞬间解救。

理想通过想像而产生于既有的现实，又通过对人们行动的激励而形成为新的现实，而这种“激励”作用则表明，理想不仅作为可能性而存在于现实之中，而且作为人们的目的而具有现实性:“目的、理想并不仅仅存在于‘心灵’之中;它们存在于性格之中，存在于人格和行动之中”，改变着制度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