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适的自由主义知识论

正如胡适自己所承认，他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我们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理想学说都当成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①又说，这两个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们的“存疑主义(Agnosticism)”，直译为不可知论。^②从知识论的角度看，胡适的自由主义和渐进改良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建立在怀疑论、不可知论基础之上的，而这一切确实得自这两人的启发。杜威与作为美国实用主义(pragmatism)哲学的代表，杜威和其前辈哲学家一样，拒绝对宇宙做出某种形而上学的解释，也不以找寻某种“普遍真理”、把握那原本不存在的客观规律为目的，而是相信经验才是实在的，只有从经验事实出发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同时只有通过经验所证验的效果、后果才能判断一个观念、意见的意义。判断一个观点是否为真理，要看其是否有用，是否像支票一样有兑现价值。所以理论不是客观对象的反映，而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工具或应用性假设，如果它们对于达到预期目的有用，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谬误。用他的中国学生胡适的话来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随之改变”^③。这就意味着，事物的多样性决定着知识是分散的和复杂多变的，没有哪个人能够把它们集中起来而形成普遍真理，没有人可以把自己的观点或主义强加于社会，人类在认识普遍真理、把握客观规律方面注定是无知的，未经经验、效果检验的观念是值得怀疑的。这些观点如果放在西方哲学背景下看，确实是卑之无甚高论，甚至有点“肤浅”，但是第一，其中所体现出的怀疑论的知识论却是西方自由民主理论，乃至其民主宪政制度的重要理论元点;第二，对于浸润于中国文化传统、对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相当隔膜的中国人说，这些观点的传入无疑是具有重大的革命性意义的。胡适作为一个热忱的、深谙其精髓的自由主义者，自然不难看到这种知识论在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乃至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价值:没有类似这种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深层次变革，自由、人权和民主宪政在中国就是无源之水，就是来去匆匆的意见和口号。同样，自由主义者胡适不像康有为那样，借助生物进化论提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图式和理想未来的设计，他从赫胥黎所代表的进化论中主要也是获得的关于实证的、怀疑主义的知识论启示，即胡适本人在《实验主义》一文中所说的“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以及注重变化的“历史的态度”。因为，生物进化论的结论首先就是通过实证的方法，即不断怀疑又不断观察、证明、证伪的过程获得的，而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本身又可以导致以下结论:和自然界的生物进化一样，人类社会也是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在一点一滴的改良、渐进累积的过程中取得进步的，只有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进才是不可逆转、真实可靠的进步。这就是说，未经证明或无法证明的观念是不可靠的，也不可能通过发现、掌握一种普遍真理对于社会问题进行根本解决。于是从这种怀疑论的知识论出发，胡适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对中国进行渐进改良的政治主张。总之，既然在怀疑论的知识论与自由主义、渐进改良的政治主张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既然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就是自由主义赖以成立的知识论基础，则不难理解，自由主义者胡适为什么那样执著、那样不厌其烦地在中国宣传这种知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