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尼采的“视角主义”文化批判与身体哲学

尼采的文化批判当中最为核心的理论部分便是所谓的“视角主义”(Perspektivismus)，这个理论亦可视为尼采用以克服西方虚无主义文化的对策，借由“视角主义”尼采比戴震更加明确地提出以身体与自然为准绳来实现文化的自我更新。为了达到文化自我转型的目的，东西方的文明经历了无数次的自我认同的溯源巡礼——回归希腊与先秦，来替自身建立的理论取得合法性的基础。并在此一回返历史的行动当中发现了他们所置身的当代文化处境中的自我解离，此一自我解离并非是来自于当代和传统之间的历史悬隔，它更是生命自身和自身的解离。尼采的“视角主义”则是深富洞见地把此一文化自我背离的症结一语道破的理论。

尼采认为现代欧洲文明以一种颓败的方式进行自我界定，欧洲现代性的自我证成对尼采而言就是接受驯化的理性以单一视角自我阉割的结果。因此，现代欧洲文明不复具备希腊罗马时代高贵文化理想的积极性，它不再无畏地放胆去创造自身的典范，征服与毁灭的积极性行动被反应式的复仇本能所取代，文化的意义仅仅被看成如何把人“从猛兽豢养成温驯的、文明的动物，也就是成为一只家畜”。那么欧洲人要如何跨出历史性的一步，重新寻回具有创造性的文化力量呢?尼采的答案是“视角主义”。尼采告诫哲学家们不要再用“纯粹理性”与“绝对精神”来禁锢我们主动的、诠释性的力量，而是应该让“人们知道正是视角(Perspektiven)和情感解释(Affekt-Interpretationen)的差异性(Verschiedenheit)使得认识成为有用之物。”尼采说:

只有一种视角式的看(perspektivisches Sehen)，只有一种视角式的“认识”;而我们愈是让更多的情感在一件事物上呈显出来，我们愈是懂得用更多的眼睛去看待一件事物，那么我们对于此一事物的“概念”及“客观性”就会愈完整。要是我们打算完全地消除掉意志，并摆脱掉所有的情感，将会如何?这难道不叫做智性的阉割吗?

“纯粹理性”以为消除了情感、意志及特定的视角就能冷静地凭借着概念达到对事物客观性的认识，它不知道正是“不纯粹的理性”以无畏的勇气、嘲弄的姿态及暴虐的情感此一战士的昂扬精神才足以占有认识。“无视角”的看、“无情感”的解释不过是理性的诡计及骗术，它真正的目的并非达到认识，而是诱使我们以麻痹神经系统的方式陶醉在虚无的幻境之中，于是无能者得以征服强大的战士，生命被否定式的本能所统治。尼采的“视角主义”之所以能够响应西方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是由于克服虚无主义唯一的方式就是必须洞悉理性“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的本质，拒绝接受形上学家及虚无主义的宗教以弱化身体及本能的方式来统治生命，而是以身体为准绳接受自然的培育来丰富生命本有的强大创造本能。

此外，“视角主义”还具有历史的方法论意涵。尼采认为驱动历史发展的“权力意志”并没有单一的、最后的目的，现存事物总是被另一更优势的力量以新的观点被安排、使用，为了新的目的被改造与重整。由于历史的发展就是一系列透过新的解释和整治来进行支配和统治的过程，所以“意义”(Sinn)和“目的”(Zweck)必然地会被湮没和销毁。换言之，没有最终意义及目的的历史是由缺乏整体关联的各种目的偶然地被串联起来，而各种表面上的目的及有用性相对于“权力意志”而言皆不过是功能性的外显迹象(Anzeichen)。若是有什么“真正的目的”或“整体关联”可以说明此一支配和统治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也只有“权力意志”了。由于“权力意志”之故，事物发展的历程固然指向一目的，却不是以逻辑的、直接的方式不费力地便能达到其终点，而是经历了一连串的支配过程，其中包含着为了自卫的目的而来的形式转换的抵抗。因此，“形式是流动的，有着更多的‘目的’”尼采说，即便是在单一的有机体内，每一个器官也会随着其增长的过程而推延其“意义”(Sinn)。

尼采认为，有着历史内涵的概念并不能得到确切的分析与定义，甚至得出一个意义、目的，然而事件历史的多重目的及意义却很容易被错误地曲解为唯一的目的。尤其从“刑罚”(Strafe)的例子最可以看出，刑罚历史的多重目的被简化成为了唤起负罪者的罪恶感此一单一的价值。尼采认为，如今我们已不可能明确地说出刑罚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而产生的，刑罚这个概念在长期的历史当中并不呈现单一的意义，而是多重意义的综合。尼采指出，若我们非要替刑罚给出一个意义的话，会发现它是多么的不确定、附属的、偶然的，而且同一个诉讼程序都可以用不同的意图对之加以利用、解释和修改。尼采尝试列出一系列刑罚的可能目的:不造成伤害、阻止伤害扩大;补偿受害者;隔离造成骚扰的且彼此力量相等的敌对双方，使骚扰不致扩大;使决定和执行刑罚的人造成畏惧感;平衡犯罪者之前所获享的好处;筛选掉一整个不优良的种族支系;以强暴与讥讽作为终于战胜敌人的庆典;形成记忆，或者是对受刑人来说这是一种所谓的“改良”，或者对目睹执法过程的人来说亦然;保护罪犯免遭激越过度的复仇，因而执政者便要求有所报酬;强大的种族想要维持复仇的自然状态，且要求这是他们的特权，于是刑罚便当成与其妥协之道;针对破坏和平、法律、秩序、当权者的敌人的宣战和战争的处罚，他会被人们以战争的手段来对付，因为他对于共同生活的人是危险的，他破坏了共同生活赖以成立的契约，被视为叛乱者、出卖者、破坏和平的人。

从刑罚的历史考察当中，尼采发现了理性及所有阴暗的道德意识，如“罪恶感”(Schuld)、“内疚”(Schlechtes Gewissen)是残酷的历史之树的苦涩果实。从“良心”(Gewissen)这个概念的漫长演变历程来看，它总是和流血、折磨、牺牲关联在一起，因为唯有不断引起肉体上的痛苦，善于遗忘的动物才会牢牢地记住某事。因此，所有的“修养论”(Asketik)都从属于一种辅以残酷手段的“记忆术”(Mnemotechnik)，它的作用便是让某些理念能够永不磨灭地、不被忘却地“固定”下来。从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及其目的论式的思考来看，那些能够被固定下来的理念或原理方是理性所要掌握的“本质”(ousia)与“形式”(eidos)，它们也因而是我们认识与实践的“目的”(telos)。而不论目的、本质或形式都是不可感的、非历史的，质料虽然作为物种的差异且和形式是不可分的，但它并非是思考的对象，我们的理性排除了感官性的“意义”，而那理性所无法掌握的、流变的、界限不明的、“推延的意义”便成了认识与实践活动中亟待征服、销毁的不祥之物。

相对于亚里士多德金字塔式、层级性的目的论，“意义”被尼采以更贴近有机体的发展历程及个体的差异性，透过“权力”(Macht)此一概念得到了新的表达形式。换言之，本质被尼采加入了感性与时间性的要素，那被“固定”下来之物不过是一种“确定感”，它是优势力量征服了对抗者之后欢愉之情的表达，或者是力量约略对等的态势之中得到交互承认的暂时平衡状态。亚氏以本质来思考一物的同一性，而同一性的思考则以抽离感性的质料与时间性为条件。唯有抽离了可感的内容，本质方具有支配变化的权力，在此条件下本质作为不变的实体得以将变动视为附属于它自身的偶然属性。尼采则调转了亚氏此一思考的方向，他坦然地接受感性与时间性作为理解本质的条件，而本质此一概念便被追溯至权力的概念。换言之，权力不是本质所具有的能力，本质之所以能成为可思考的是权力的解释作用，因而本质只有从权力这个概念才能得到更恰当的理解。本质被亚氏视为持续存在的理性思考对象，而尼采则认为权力只有相对于另一权力才能被思考。所以从尼采的角度来看，倘若本质本来就包含了感性与时间的因素，则“意义”的来源就不再是金字塔顶端不动的终极目的(telos)，而不过是流变世界中依恃性的、可变动的、在力量的关系网络之中不断得到新的界定方式的游戏。

对尼采来说，拥有推动文明进化的强大的个体或“自由精神”(Freigeist)并不是真理的拥有者，他并没有比别人更明智、更正确的见解，他只是从传统的信念之中挣脱开来，他要求的是新的视角、其他的信仰。所以尼采把“自由精神”的品性标志成怀疑的精神，他能从普遍价值规范与实体性道德的强制当中挣脱开来，只依凭他个人所制定的法则来界定他自己、成为他自己，尼采说:“强大是透过怀疑展现出来的，它是从精神满溢的力量中萌生的自由。”尼采认为个体的行动必须挣脱外在的、具有社会的强制性的普遍规范，个体才具备条件完成一种自足的、自定法则并自我负责的行动。准此而言，尼采这种激进个体主义的自由思想一方面突显了个体在自我超越之中其创造性行动的根据，另一方面也对于超个体性的普遍行动规范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尼采所要进行的文化自我转型计划固然富含洞见，但是也因此埋下亟待超克的文化危机。然而“自由精神”并不只是展现他自身丰盈的力量于形上学、宗教与道德的批判之中，他更要求人类在一追求不断自我超越的历史中肯定价值多神论的必要性，并从此一肯定中确立了价值设定的视角化与个体化对于历史开展的必要性。唯有如此，个体才能够在视角化的价值尺度当中自我负责地推进历史的创造性工作。换言之，尼采虽然告别了理性的求真理的意志以及与此相关的柏拉图形上学，并摒弃了与禁欲主义理想有着同样根源的科学，但也在艺术精神的创造活动中发现了生命真正足以自我肯定的方式——回归“身体理性”及“黄金大自然”(die goldene Nat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