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在价值崩解的时代，重塑文化自我认同的形式成为思想家的首要工作，其目的在于使文明的推进再次获得正当性的基础。当历史经过了一个文化自我转型的阶段而获致某种程度的成果时，这意味着时代将以不同的观看角度被切割成传统和现代、保守和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戴震和尼采视为文化自我转型的过程中，对于文化自我认同的形塑具有深刻影响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倒转了那个时代观看自身的角度，替文化自我转型的庞大工程规划了根本的思想蓝图。重新检视戴震和尼采在各自不同文化传统中所扮演的革新力量，有别于一般历史回顾的工作，因为他们所提供的文明自我救赎的对策，在我们这个所谓众声喧哗的时代，却成为伴随着差异化的自我宣称反复咏叹的背景旋律。

因此，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从历史的角度作一跨文化的思想史考察或比较，而是着眼于他们的文化批判中所蕴涵的思想结构的转型，以及此一转型所具有的前瞻性意义。即便如此，笔者讨论的前提仍基于一个历史的假设，即戴震和尼采都同样深刻地洞察了他们各自文化传统内最为纠结的文化危机，并急思脱困之道。此一文化危机相对于尼采而言便是他所谓的虚无主义，而戴震以为儒学所传承的道统“自宋儒杂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①吊诡的是，戴震和尼采在面对他们各自的文化传统时，一方面作为文化批判者痛击时风，乃至提出因应之道力图超克文化危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思想在激进的程度上甚至威胁了文明建构的道德基础，也使得传统重建的工作面临了根本性的难题。有趣而复杂的是，内在于思想发展的肌理来看，戴震和尼采都身兼启蒙与反启蒙的双重身份，他们在世俗化的文化走向中既作为一个文化批判者，然而其思想在本质上却又替世俗化的生活形式奠定了思想的根基。由于此一对峙于文化传统的内在紧张性，戴震和尼采的哲学思想也得以跨越了他们所身处的时代及其文化传统，形成一种批判传统、引领时代风潮的力量，对于当代惶惑于文化自我认同的思想工作者而言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将戴震和尼采关联在同一个主题“文化的自我转型”来加以探讨，可以涉及的历史及哲学的范围很广，本文论述的焦点在于戴震和尼采的文化批判以及此一文化批判与身体哲学的关联，尝试借此突出“身体理性”的概念在两个思想家文化重建工作中的意义。在此必须先作声明的是，在戴震的著作中，“身”这个概念固然受到相当的重视，然而是否在其伦理思想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则有待讨论。^②纵使就尼采而言，“身体”在其哲学中的重要性及其对后来哲学发展的重大影响固然不用多说，然而尼采本人毕竟并没有针对这个概念做出系统性的说明，尤其是这个概念和他所要克服的虚无主义文化危机究竟有何关联更是有待诠释。本文对戴震抑或是尼采的诠释，虽然仍以他们的文本为根据，但在与议题相关的讨论中，更多地强调了两相对照之后的启发性。不可讳言地，在笔者对戴震的诠释中投射了尼采身体哲学的若干观点，但是议题的讨论仍以戴震的文献为根据，在论述时并扣紧戴震哲学所要因应的文化处境，并非望文生义而混淆概念的原义妄加比附。对照戴震和尼采的文化批判及其身体哲学的内在关联性，在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有其探讨的必要性，借此我们可以寻绎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沸沸扬扬的身体哲学思潮在18、19世纪的历史线索，对比东西方两位思想家克服文化危机的方案，或许对于21世纪的文化处境仍有相当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