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否经历了世俗化?宗教在中国的命运究竟又是怎样?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中国的文化——儒家学说只重视现实和现世的生活，对宗教之玄想兴趣缺乏，所以中国是一个世俗的国家。这里，问题的关键在儒家是不是宗教?而儒家是不是宗教又决定于如何定义宗教。

学术界对宗教的定义多种多样，从狭义上讲，宗教是指一种对超自然的信仰，有组织、有教义、有崇拜，大都是以基督教为范例来定义。另一种较为广泛的定义，是将宗教视为把一群人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如果从后一种定义看，儒家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宗教。事实上，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接受了这种说法，并推动这种定义为学术界所认同。如果我们把儒家认作一种宗教，则中国的情况与欧洲就非常相似，经历了国教和世俗化的过程。

儒家说教是在汉朝时被立为中国正统思想的。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基，当时刚经历过秦末的战争，国家还处于动乱之中，国家的稳定和统一需要思想上的统一。汉武帝认识到，维护大一统政权的稳定，必须有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观念来维护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不能允许思想的多元化。为了适应政权的这种需要，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主张以儒家思想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他的主张为汉武帝所接受，这样，儒学就开始成为中国两千年历史的思想正统，取得了国教的地位，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儒家或儒教的国教地位是以国家政权为后盾，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来确定的。这些制度包括儒家文本的经学化、孔子的圣人化、祭孔仪式的国家化和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可以说是维持儒教国教地位的重要一环。汉武帝年间“举孝廉”科的实施标志着儒学成为取士的标准，这以后经过不断的改革，到隋唐时科举制度最终确立。科举考试是自由投考、时间固定，以儒家学说为基本标准。由于在古代的中国，教育和科举几乎是人们改变现有生活方式的的唯一途径，而科举考试的内容又是以儒学为准，这就使得人人都要熟知儒家的思想。到明清时，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包括儿童的启蒙教育都日益以科举为唯一取向，从而也使儒学的影响更加深远。

儒学的国教地位在中国维持了两千年，远远超过基督教在欧洲的国教历史，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式微。儒学式微、解体的过程就是中国的世俗化过程。针对儒学的世俗化也是表现在制度和思想两个方面:

在制度层面，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科举制度的式微和废除。清末，清政府进行了财政制度的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扩大捐纳名额以及在税源大省增设“永广学额”。捐纳名额的扩大说明科举考试作为获得上升的唯一途径的独尊地位已经被动摇了，人们现在不一定要参加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而是通过金钱一样可以获得功名。这样，一直在儒家秩序中处于底层的商人便可以通过财富来取得原先只有“士”才能获得的社会地位。这些新的做法直接冲击了科举制度，极大地削弱了科举制度的影响力，从而也就开始动摇了儒学的国教地位。1905年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废除科举制度。科举是儒家思想传播的最重要的途径，科举的废除也就标志着儒家作为国教的核心制度的退场。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以《临时约法》为代表的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统治的合法性，也使儒家失去了国家政权的支持，从而彻底失去了国教的地位。

在思想层面，对儒家的挑战和批判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及后来非常有影响的中国思想大师们如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都对儒家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他们辛辣犀利的言词至今还为许多人所回味。陈独秀把儒家看作是与现代化完全不匹配的说教，他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而五四运动喊出的最著名的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的批判是民众自发性的，反映出的是一种情绪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由政府所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代表的是国家意志对儒家的否定。从儒家作为国教的角度看，这是儒教世俗化的最高峰。

儒家的命运在中国似乎到了尽头。然而，到了20世纪末儒家在中国又出现了复兴的征兆，到了21世纪初，这种复兴的信号越来越强。近年来，在学界、在民间对儒家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一些著名的大学因应社会的需要还举办了国学班，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的国学班一年学费就要两万多元人民币，前来进修的主要为私营企业的老板，显示出儒家在中国成功人士心目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哲学系最近又准备利用手机短信来传递儒家智慧格言，运用现代高科技复兴儒家的用心可见一斑。一些大学生还组织研究儒家的社团，志愿到中小学去教授儒家传统;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学生也举行儒家形式的成人礼仪。这些点点滴滴的迹象，都表现了儒家的复兴。如果把儒家视为宗教的话，这无疑是宗教在彻底世俗化了的中国的复兴，无疑也是对世俗化的一个反动。

如果我们不把儒家视为一种宗教，而是像传统的看法那样把儒家看作一种伦理道德说教，把中国看作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世俗国家，那么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世俗化历史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是不是变得更加世俗化了呢?

让我们看一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基督教并不是产生于中国的宗教，而是由西方传入的。第一个到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是英国人马礼逊，他于1807年到达中国广州，那时中国还没有一个新教教徒。1840年以后中国向西方开放，大批传教士由欧美来到中国传教，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到1901年时，中国新教教徒人数达到8万人，1910年增至近17万人，1920年更增至近37万人，1935年为51万人。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以及随后的几年，使全国长期处于战乱中，基督教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的新教教徒人数仅增至约60万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会实行自传、自养、自治，脱离了西方教会的控制，开始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教会。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都被以行政手段予以铲除，在表面上中国似乎已经消灭了宗教，世俗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1978年开始，中国进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宗教活动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复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基督教新教教徒的人数仅以官方的统计就有1 600多万人，而民间的估计则人数更多。仅以官方的统计来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50年间，基督徒人数增长了20倍，相对而言同时期全国自然人口的增长只有3倍多。目前，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全球宗教复兴的一个典型范例，引起宗教学者们的浓厚兴趣。

此外，佛教在中国近30年的发展也带来了佛教的复兴，全国佛教信众的人数已达1亿人左右，各地的佛教寺庙香火旺盛，佛教与旅游的结合更加速了佛教的传播。前不久刚刚在浙江普陀山举行的中国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表明佛教在中国的复兴和影响已经令人瞩目，佛教在中国精神文化重建中的作用也引起人们的重视。

如果目前发生在中国的宗教复兴是真切的，那么世俗化无疑遇到了挑战，并受到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