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　　洲

公元380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下令，帝国人民都要“遵守神圣使徒彼得传给罗马人的信仰”，并将其他的宗教信仰定为异端，予以谴责和禁止。^①这一命令的发布标志着基督教开始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是帝国废墟上唯一留存下来的文化，并在欧洲各国迅速传播，成为整个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国教。故此，我们常说，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的欧洲。中世纪时，欧洲各国都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基督教的影响遍及欧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市民生活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政治上，教权高于王权，皇帝的加冕要得到教皇的认可。可以说，基督教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世纪的欧洲达到了高峰。

16世纪初，德国神父马丁·路德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虽然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改革基督教会内的腐败现象，但由于改革派与罗马教皇的冲突，不可避免地损害了教皇的权威，从而逐渐动摇了基督教在欧洲的那种独尊的地位。基督教在欧洲所受到的挑战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层面，二是在制度层面。正是来自这两方面的冲击，基督教逐渐丧失了在欧洲的影响力，让出了它在政治、经济、教育、市民生活等非信仰领域的掌控权。

在思想层面，1619～1620年，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提出著名的口号“我思故我在”，揭开了欧洲近代理性主义的序幕。笛卡儿本人是一名天主教徒，也是一位一流的数学家。在笛卡儿生活的时代，近代科学已经出现，并开始改变人民对世界的看法。科学依赖于我们能感觉到的证据——我们所能接触、看见和衡量的东西，然而问题是我们又如何能知道我们的感觉是可靠的呢?去回答这一问题，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笛卡儿认识到只有一件事不能被怀疑，那就是他在怀疑这一事实。如果他在怀疑，他必须实际存在，才能去怀疑。笛卡儿把怀疑作为他哲学思考的首要原则，并以此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及说明作为善的上帝让我们在正确运用我们的思维和意识时不会被欺骗。在17世纪，理性主义并非敌视对上帝的信仰，简单来说，许多理性主义者都是像笛卡儿那样，只是在近代科学兴起的时代试图用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②

然而，事实上，没有人真正地怀疑上帝的存在，直到神学家开始证明上帝的存在的时候。神学家们这些成功的证明反而使许多人开始疑惑，上帝的存在是否真的像他们曾经认定的那样是不证自明的。一个本来出于好意的对上帝的捍卫，结果却使人们相信上帝的存在原来是如此的不确定。^③这样看来，不管动机如何，理性主义都已经在动摇基督教的信仰根基。

理性主义对基督教的另一个冲击，是颠覆了欧洲传统的权威，用理性取代教会成为人的精神象征，使理性成为新的权威。理性主义的高涨与近代科学的发现是分不开的。1687年，英国科学家艾萨克·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在该书中，牛顿提出宇宙物体运动的关键是万有引力。牛顿的思想在当时非常流行，成为普遍的知识。牛顿的发现引导人们去把宇宙看作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中，引起因果的定律，而非专断神灵的行为，得以盛行。运用牛顿的定律，人们不断地质疑旧的权威，呼唤宽容，并颂扬理性。确凿的科学成果增强了人们对理性的信心，并把理性看作一个在各个领域的普遍准则。人们对自然的上帝而非圣经的上帝越来越感兴趣。人们确信，人的理性能够解开人类起源、本性和命运之谜。理性主义，就是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事情的标准。当理性成为权威的试金石时，它就威胁到了基督教的圣经根基。^④

在制度层面，中世纪时，教会在教育、社会救济、市民生活等诸多方面扮演着中心角色。教区是教育和社会救济的基本单位，人们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也都由神职人员掌握。近代以来，特别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教会的这些作用逐渐受到限制。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欧洲近代理性主义的高潮，不仅在思想上极大地冲击了基督教的权威，而且从制度上削弱了教会的地位，使教会失去了在许多领域的主导地位。确切地说，基督教在近代欧洲影响力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层面的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中世纪时基督教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系列的法令来保障的，近代以来基督教地位的衰落也是由于失去一系列法令的支撑所导致的。正因如此，许多学者也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欧洲世俗化的开始。

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议会发布法令，并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压缩教会在社会上的空间，展开“反基督教运动”。1789年11月2日，国民议会没收了天主教会的财产，这些财产相当于法国全国总财产的1/5;同时国民议会宣布神职人员的薪水由国家支付。1790年2月13日，国民议会中止了神职人员的宗教功能，神职人员成为了国家公务员的一部分。1790年7月12日，国民议会制定了《神职人员组织法》，撤销了国家对天主教的支持，把法国教区的数目从140个删减到83个，与行政区域的数目和范围相一致;解除了教皇对主教的任命权，中止了修道院，制定了神职人员的工资标准，减少了神职人员的数目，规定了主教和教士要由人民选举产生。^⑤从1792年起，政府规定，只有在市政厅举行的婚礼才是合法的。到了1793年，国家进一步禁止神职人员和修女在公立学校任教，并停止支付神职人员的薪水。^⑥

法国革命政府还从历法入手，清除基督教的影响。1792年9月，法国政府宣布将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1792年定为元年，与之相连的月份也被改变，并且一个星期七天也被改为十天，主日和圣徒纪念日全被废除。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为起点的传统西方历法被抛弃。这些动作都是要说明与过去的决裂。

法国“反基督教运动”的另一步骤就是倡导对理性的崇拜，以理性代替宗教，或者说创立一种新的“理性宗教”，来满足人们的宗教情感。1793年国民议会通过一项建立对“最高实体”(Super Being)崇拜的法令，教堂改为“理性神庙”，政治英雄取代基督教的圣徒，理性女神被放进巴黎圣母院及全国两千多所教堂中。这场理性崇拜运动的高潮是1793年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理性节(Festival of Reason)。理性、自由、博爱代替传统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成为人们崇拜的三个理想。^⑦然而，理性、自由和博爱只是抽象的概念，并不是神，准确地说，它们是我们人类的一部分。所以以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理性主义倡导的是人的宗教，是对人自身的崇拜。

在欧洲其他的主要国家，如英国和德国，基督教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在制度层面上受到削弱。英国于1834年制定了《济贫法修正案》，将原先主要由神职人员主导的济贫的责任从教区中去除，将此置于新成立的济贫联盟之下。1836年英国通过《注册法案》，允许人民在非国教的崇拜场所注册结婚，也允许人民举行纯粹的公证婚礼。^⑧英国政府也开始介入原先由教会所主导的教育。婚姻注册原是教会传统的特权，也是教会七件圣礼之一。这项法规的意义就在于弱化了教会对人生终身大事的影响。在德国于1871年统一之前，普鲁士于1794年将教育权从教会手中收回，1788年汉堡市开始实行一种独立于教会以外的济贫制度，1875年德国全国实行民政注册。这些举措都使教会逐渐丧失了公共影响力。^⑨

中世纪时，欧洲各国都是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教权高于王权。宗教改革运动以后，随着欧洲各国民族国家的兴起，在日常生活中，国家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许多问题也都需要国家的介入。像卫生、教育、研究、住房、劳工关系、以及技艺人员从业等都逐渐转入国家的管理之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国家已经成为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影响力量，而教会的影响力则缩减到个人的虔敬和道德的层面。^⑩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之间进行。基督教国家之间的血腥战争使欧洲的许多基督徒重新思考教会和信仰，不少人对传统的基督教产生了怀疑，离开了教会，或放弃了基督教信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基督教在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去教堂参加崇拜的人数也大大减少，许多教堂空无一人，有些教堂被迫关闭或改为他用。据1990年的统计，西欧三个主要国家法国、英国、和德国每周至少参加一次教堂崇拜的人数分别为10%、13%和19%，每月参加一次教堂崇拜的人数分别为7%、10%和15%，每年只参加一次教堂崇拜的人数分别为7%、8%和9%，而从不参加教堂崇拜的人数分别为59%、56%和41%。这种境况是西欧基督教世俗化的典型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