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施莱尔马赫神学中虔敬与伦理学的关系

在《基督教信仰》(1821年)第一版中，施莱尔马赫提出了一种人类学取向的神学，但在它的1830年至1831年版本中，他对其基督论作了许多改动。这种普遍的、人类学取向的、关于上帝的自我意识变成了作为上帝意识之基础的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论。由于对罪观学说的重新强调，施莱尔马赫发展了他关于人类自由和救赎论的理解。在对康德式的、将耶稣原像(Urbildlichkeit)仅仅理解为与历史毫不相关的观念做出回应时，施莱尔马赫强调了耶稣原像与其历史(Geschichtlichkeit)的统一。施莱尔马赫还将基督论思想的两条线索，即创造的完成(Vollendung der Sch9pfung)和救赎(Erl9sung)融合在一起。关于人类的救赎，基督论思想的两条线索都指向上帝的恩典。在施莱尔马赫的思想中，罪意识(Sündenbewusstsein)与恩典意识处于相互对立之中。在这种对立下面，基督教虔敬是摆脱罪感的一个出路。因为对上帝绝对依赖的感受是意识的最高形式，施莱尔马赫在他的《辩证法》中进一步把自我意识奠基于超越的上帝之中。实际上，施莱尔马赫对历史的耶稣的影响和意义更感兴趣。耶稣基督，普世的救主，通过圣灵将个体之人和群体之人联合到基督教教会之中。在我看来，施莱尔马赫的虔敬与伦理学之间联系的神学基础在于他关于救赎的理解。救赎是人类的重生和成圣(sanctification)。它是一个在存在的每个时刻成为和参与基督的赐福的过程。对施莱尔马赫来说，基督、教会与圣灵是救赎的三个重要因素。当施莱尔马赫使用“感受”来表示对上帝的绝对依赖时，他没有将虔敬缩简到一种私人化领域。他决不同意宗教只是一个任意选择。然而，安德鲁·多尔(Andrew Dole)批评他否定了自然秩序中的超自然干预。在我看来，一方面，施莱尔马赫是一位教会神学家，他在启蒙运动的挑战下发展了神学解释的一种新方法;另一方面，他是一位与学术界互动的文化神学家。然而，大部分文化神学家注意了他对宗教性进行的普遍人类学解释，但忽视了施莱尔马赫对宗教意识理解的基础是在历史的耶稣的精神之中。施莱尔马赫将个体与信仰群体中基督在场(Christus praesens)的关系视为通过教会生活中的圣灵与无限的上帝的联合。根据施莱尔马赫的观点，个体的重生不独立于教会中的团契生活。事实上，施莱尔马赫将他的神学发展看成一种教会教义学训练。正如基督论是施莱尔马赫神学的中心，基督的救赎为上帝敞开了人类的自我意识。与耶稣基督具有神人两种本性的教义相比，施莱尔马赫更关注拿撒勒的耶稣的灵性实在。然而，它并不意味着对于施莱尔马赫来说教义毫无用处。他只想强调有关教义的灵性维度的主观体验。在我看来，拉尔夫·德尔科勒(Ralph del Colle)从灵性基督论角度理解施莱尔马赫的基督论的建议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