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施莱尔马赫论伦理学

施莱尔马赫伦理学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世纪80年代晚期到1803年左右。在这个阶段的早期，三篇未出版论文——《论最高的善》(On the Highest Good，1789年)、《论什么赋予生命以价值》(On What Gives Value to Life，1792～1793年)和《论自由》(On Freedom，1790～1793年)——对康德的伦理学理论发动了攻击，并且，篇幅更长的得到出版的著作《一种对先前伦理学理论的批判纲要》(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revious Ethical Theory，1803年)的攻击更加完备和系统。第二阶段始于1800年左右。在这个阶段，施莱尔马赫成熟的伦理学讲演录，如《独白》(Soliloquies，1800年)、《一个伦理学草案》(Draft of an Ethics，1805～1806年)，以及早期的那三篇论文对康德引进“最高的善”的观念进行了批评，并拒斥了“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概念。为了反映他借以强调德性超过义务的东西，施莱尔马赫将他的伦理学分为三个领域:目的论伦理学、义务论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即一种善(Güterlehre)的学说，一种德性(Tugendlehre)学说和一种义务(Pflichenlehre)学说。在这种德性学说中，施莱尔马赫探讨了人类产生行善的力量(Kraft)。与其他两种学说相比，施莱尔马赫给予这种善的学说以优先权，并将它视为人类参与世界的一种方式。赖因霍尔德·里格尔(Reinhold Rieger)把施莱尔马赫的伦理学描述为一种历史精神理论。他提醒我们注意施莱尔马赫有关思想和存在的认识论的预设。自然是知识的对象，而理性是对自然的知识。希腊把哲学划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施莱尔马赫在此基础上将物理学和伦理学确认为“最高科学”。在物理学和伦理学下面，施莱尔马赫将物理学定义为自然的行动，而将伦理学定义为理性的行动。善意味着理性与自然的历史统一，而德性是影响这种统一的力量，义务则是履行这种统一的行为。从本质上说，理性行为有两个方向:自发和意志。根据施莱尔马赫的伦理学，理性具有组织和符号的功能。组织为自发和意志的统一服务，而符号为接受能力和理解服务。里格尔指出，虽然施莱尔马赫在他的伦理学中没有详细阐述解释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但施莱尔马赫成熟的伦理学体系确实在他的辩证法理论之中。解释学、辩证法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在本文关注的范围之内。布伦特·W.索克纳斯(Brendt W.Sockness)列出了施莱尔马赫成熟的伦理学体系的四个特征。第一，关于“最高的善”的概念在他的体系中被给予优先考虑。第二，描述性因素被说明性因素取代。第三，伦理学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社会的。第四，个人伦理学与公共伦理学都具有个人性。施莱尔马赫如何在拒斥康德的理性和普遍的进路过程中发展了他的伦理学是一个重要问题。H·理查德·尼布尔(H.Richard Niebuhr)已经将施莱尔马赫归为“基督属于文化”(Christ of Culture)的代表——为了被文化接受，他放弃了基督教的特殊信仰。阿尔布雷希特·里奇尔(Albrecht Ritschl)批评施莱尔马赫忽视了伦理学的作用。然而，勃兰特(Brandt)评论说，尼布尔与里奇尔都忽视了施莱尔马赫的《道德学说》(Sittenlehre，1843年)。勃兰特指出施莱尔马赫的神学理解包括教义神学和伦理学。雅克利娜·玛丽娜(Jacqueline Marina)指出，施莱尔马赫在他的著作——像《论自由》(写于1790～1792年，该著作是对康德的第二《批判》(Critique，1789年)的注解)，《关于自由的对话》(Dialogues on Freedom，1789年)以及他在对康德的《一个实用视角下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1799年)一书的评论中，对康德的伦理学加以批判地接受。根据康德的观点，道德分辨原理(principium diiudicationis)与道德践履原理(principium executionis)是相互关联的。道德分辨原理是绝对命令，并且它的有效性以人类的先验自由为基础，因此，这种理性、普遍、先验原则不能依赖任何源于经验的欲望。换句话说，纯粹理性原则是意志的刺激。玛丽娜认为，施莱尔马赫保持了这种思想结构，但为感受在践履原理中所起的作用辩护。玛丽娜发现，施莱尔马赫已经肯定了责任法则的实践效应。这意味着道德法则本身是意志的刺激。从玛丽娜的观点来看，在这个问题上施莱尔马赫与康德持同样观点。然而，玛丽娜对施莱尔马赫进行了批评:道德行为者如何受推动而具有道德行为仍然不清楚。玛丽娜提出超越的自由也许是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