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施莱尔马赫论虔敬

在对理性主义的回应中，施莱尔马赫将虔敬解释为知行之外的另一要素。关于施莱尔马赫的虔敬思想的发展，克里斯蒂安·阿尔布雷希特(Christian Albrecht)已经撰写了一篇全面的论文。阿尔布雷希特认为关于宗教的三本著作，即《论宗教:致蔑视宗教的知识界人士》(1791年，于1808年和1821年修订)(以下简称《论宗教》)、《基督教信仰》和《辩证法》(Dialektik)，具有不同的着眼点。在《论宗教》一书中，他使用了“虔敬”(Fr9mmigkeit)这个术语。在《辩证法》(Dialektik)一书中，他将它称为“直接自我意识”(unmittelbares Selbstbewusstsein)。路易斯·罗伊(Louis Roy)提出，施莱尔马赫在《基督教信仰》中提到了两类自我意识，其中之一是“感受”(Gefühl)或直接自我意识”。罗伊认为，施莱尔马赫在一种双重结构——即前思考(直接)和思考(客观)的意识——中工作，并发展了联结知和行的第三种自我意识。

在构建施莱尔马赫对虔敬和上帝意识的理解时，探讨知识与虔敬之间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也就是施莱尔马赫怎样解释主观性概念以及怎样区分真正的信仰与迷信。《论宗教》对知识界人士来说是一部护教的著作。施莱尔马赫将宗教称为“一种对无限者的感受和体验”。他避免了将宗教奠基于知识或道德，但将宗教预设为知识和道德的基础。对他来说，虔敬既不是知也不是行;它是奠基于上帝之中的一类特殊知识。虔敬是通过沉思获得的关于生命的知识。这种沉思是一种透过有限事物之中介意识无限的实在。认识上帝的方式既不是通过理性论证也不是通过他律的宗教活动实践。虔敬是以爱的方式获得的对上帝绝对依赖的意识。我们可以在关系上，但不是在实质上，体验到我们与上帝的联合。施莱尔马赫没有提出以感受取代知觉和行为，但强调了知觉、感受与行为的不可分性。施莱尔马赫并没有建议一种非理性的宗教观，作为避免对宗教进行理性批评。他对启蒙运动的思维方式——它将理性理解作为真理的标准——提出了挑战。他建议对包括知觉、感受与行为在内的宗教作一种整体理解。对他来说，感受具有一种理性基础和伦理意义。上帝的灵使人类能够发现世界上有限事物的深奥。在本文中，我不能探讨施莱尔马赫神学中感受与知觉、行为的运作，但我将强调他的认识论基础是基督教教义和教会的团契生活。丹尼斯·M.多伊尔(Dennis M.Doyle)指出，施莱尔马赫影响了约翰·亚当·默勒(Johann Adam M9hler，1796～1838年)的团契教会学。施莱尔马赫继承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将教会首先理解为信仰者的团契，从而只将教会结构和制度理解为辅助性发展阶段的思想。然而，通过人类对宗教的一种多元主义理解来阐释普遍意识是成问题的。我的确同意多伊尔对施莱尔马赫的解释:有关绝对依赖的自我意识是普遍的。然而，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施莱尔马赫提出，各种宗教指向相同实在或具有相同的自我意识内容。虽然施莱尔马赫不是以宗教的制度形式，而是以那种宗教的核心要素增进人类的虔诚，然而他的确将教会和基督教信仰肯定为虔诚的最高形式。多伊尔只考虑了《论宗教》，而没有参考施莱尔马赫的成熟著作《基督教信仰》(1821～1822年，1830年第2版)。泰伦斯·N.泰斯(Terrence N.Tice)指出，施莱尔马赫强调教会的作用是接受上帝的宗旨和终极启示。在其著作《基督教信仰》中，当人与上帝相联系圣灵通过驻在我们生命之中做更新的工作，人类的自我意识的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开启我们和上帝一起参与团契的通道的救赎者。施莱尔马赫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将拿撒勒的耶稣视为有关上帝的知识以及我们所知晓的关于上帝的真理的认识论基础，这不仅仅是通过理性表达，而且是通过与上帝的一种活生生的联系。这种与上帝的活生生的联系是对我们的局限、限度的一种自知，并且是满足我们灵性需要的内在要求。不与上帝发生直接关系的宗教道德实践不是一种由虔敬推动的行为。施莱尔马赫提醒我们注意，与上帝的关系比伦理学更基本，并且教义学(Glaubenslehre)比道德学说(Sittenlehre)更根本。当我们做进一步研究时，我们会发现施莱尔马赫在他的神学中极力坚持基督教教义和教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