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18世纪，西欧从宗教战争中恢复，开始对未来持乐观态度。自主理性成为真理的标准。这种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对基督教信仰的有效性和相关性提出了挑战。启蒙运动(Aufkl－rung)始于英国，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约翰·牛顿(John Newton)的思想影响了法国和德国。在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如伏尔泰(Voltaire)和卢梭(Rousseau)——中间，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年)不仅使宗教与理性相分离，而且使宗教与道德相分离。^①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年)爵士提出宇宙根据因果律运行。在封闭的宇宙机械论中，舍伯里的赫伯特(Herbert Cherbury，1583～1648年)勋爵提出了有关自然神论的观念。^②德国的启蒙运动集中于历史研究。H.R.赖马鲁斯(H.R.Reimarus，1694～1768年)主张《新约圣经》可以用自然主义术语来解释，这就不给神迹留下任何余地。G.E.莱辛(G.E.Lessing，1729～1781年)对永恒真理如何源于特殊、偶然的历史事件表示怀疑。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给处理可感经验世界的理性下了定义。人类知识只是关于“现象界”，而不是关于“超越现象界”的知识。除了对物体形式的理性和经验的理解之外，不存在独立于认知者的关于“物自体”的客观知识。^③给认识论带来的后果是认知者和被认知客体(knowing object)之间的本体论上的分离。赖因霍尔德·里格尔(Reinhold Rieger)为18世纪的哲学背景描绘了一幅清晰的图画。^④理性主义思维导致了经验主义的发展以及对形而上学的敌意。在德国，除了启蒙运动之外，虔敬主义是对理性主义思想界的一种反应。P.J.施佩纳(P.J.Spener，1635～1705年)和尼古拉斯·冯·青岑多夫(Nicolas von Zinzendorf，1700～1760年)是其代表。在这种影响下，出现了一个名为摩拉维亚(Moravian)的组织。另一个重要趋势是浪漫主义，它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J.W.冯·歌德(J.W.von Goethe，1749～1832年)。从政治上说，1789年的法国革命产生了对教会甚至对圣经和教义的绝对可靠性的拒斥。从1780年到1830年，浪漫主义成为反对对启蒙运动作理性理解的制高点。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和《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分别于1781年和1788年出版之后，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发展了他的有关宗教非道德的理解。除了康德，J.G.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年)是另一位将上帝解释为道德责任的最高观念的人物。然而，G.W.F.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年)试图凭借人的心灵把握终极真理。施莱尔马赫以他自己的方式对康德和黑格尔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做出了回应。施莱尔马赫在摩拉维亚背景中成长，但对神学具有更多的学术兴趣。在对康德的回应中，他避免了将宗教解释为道德;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回应中，他没有将宗教作为一个理性体系来解释。他试图将宗教理解为在这种对上帝的绝对依赖中获得的一种对无限的体验感。因为施莱尔马赫是现代神学的缔造者——他经由伊曼努尔·康德和黑格尔对启蒙运动的影响做出了回应，我想从一种中国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撰写一篇关于施莱尔马赫的论文。紧随近期对施莱尔马赫虔敬的研究，我将澄清施莱尔马赫思想中虔敬与道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