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英国早期启蒙哲学的自然神论背景

——以上帝观念在约翰·洛克哲学中的地位为例

□　周玄毅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按照最广泛接受的定义，启蒙哲学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对自由运用理性能力的强调。针对中世纪经院哲学以亚里士多德和教父权威为中心的形而上学体系，近代哲学的创始人培根和笛卡尔分别从经验理性和理论理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经院学派旧有逻辑的摒弃和普遍怀疑方法的建立，为英国经验论哲学以及大陆唯理论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就英国启蒙哲学的传承而言，如果说培根的主要贡献在于破除旧的形而上学和提出建立新方法的努力方向，^①那么约翰·洛克就可以说是英国经验哲学传统中对人类理智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②他的巨著《人类理智论》为英国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其中不但是对认识的真理性和确实性进行了研究，同时也对信仰的根据进行了考查。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信仰之根据的考查对于英国的启蒙哲学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从笛卡尔以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来确保“清晰明白”这个真理标准开始，从斯宾诺莎到莱布尼茨的唯理论哲学代表人无一例外都是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来保障作为其哲学基石的天赋观念或者天赋原则的正确性。严格说来，近代唯理论哲学的出发点在于内在直觉的天赋观念或者天赋原则这个学界已有定论的观点，只是从理论理性之推演的角度来讲才是正确的，而其真正的理论原点，却可以归于对上帝观念的信仰。这一点对于唯理论哲学而言表现得较为明显，而对经验论哲学来说则往往会产生一些误解。因为从笛卡尔开始，唯理论的哲学体系中就经常直接提到上帝观念来作为其天赋观念或天赋原则的保障;而在经验论哲学家那里，却往往是以常识和日常理性作为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并且避免将自己的经验论原则从纯理论的层面推到极端，以免陷入怀疑论或是不可知论的泥潭。作为英国经验论哲学之终结者的休谟对于上帝和实体之存在的怀疑，给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往往会使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认为上帝观念在启蒙时代的英国哲学家那里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与其经验论方法相违背的预设，而在休谟之前的所有经验论哲学家之所以大多持有比较温和的宗教观，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过于乡愿的气质，或者是由于没有意识到其自身哲学的真正逻辑内涵。

罗素对洛克的评价可以说是这种态度的一个代表，他认为，洛克哲学的缺点只是在于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也就是说只是在于逻辑体系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他发表了一些一般原理，读者总不会看不出，那都是可能推出来怪结论的;但是每当怪结论好像就要露头的时候，洛克却用婉和的态度回避开。”而罗素对此的解释则是:“洛克一贯通情达理，一贯宁肯牺牲逻辑也不愿意发奇僻的悖论。”^③这个解释应该说只能算是罗素的一家之言，这首先是因为洛克本人明确说过他对这部论文中的所有真理都深信不疑，^④他在理论上的态度理应是真诚的;其次，就其所处环境而言，洛克对于天赋观念和对关于上帝的认识的理解，对于当时的正统思想而言未必就不是所谓“奇僻的悖论”，他也没有理由因为惧怕标新立异而牺牲真理。而最具有决定性的一个论据则是，公认与洛克一样具有温良绅士气质的大卫·休谟，却从洛克的经验论前提出发几乎推倒了整个经验主义的理论大厦。由此可见，随处皆是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或者毋宁说是其温和与稳健的特性——作为洛克哲学的显著特征，是不能够单凭个人气质和经验论原则就做出解释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许我们可以把英国经验论哲学从洛克到休谟的巨大转变归结为思想自身的发展过程，解释成是洛克所开创的经验论原则从逻辑上走向其极端而暴露出最初就一直蕴藏其中的深刻矛盾，这种见解对于宏观的思想史而言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究下去，难免就会对这一思想自身逻辑发展的具体细节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洛克本人并不把自己的两种性质、两种真理等学说看作是与其经验论原则的矛盾，而这又不应该归咎于他个人的气质或者是才智问题，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使他产生了这种自信?而与洛克相比，休谟的思想背景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使得经验论体系的危机变得开始令一个真诚而敏感的哲学家无法忍受?就更广阔一些的视角而言，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在休谟那里成为经验论哲学致命危机的东西，却能够在洛克的体系中自洽地存在?或者更形象一点说，在17世纪启蒙哲学方兴未艾的时代，是什么掩盖了经验论哲学的这个阿喀琉斯之踵?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解答都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洛克思想的一个重要背景，也就是当时正在兴起的自然神论思潮，这不仅是正确理解洛克哲学的一个关键所在，同时也是理解整个英国早期启蒙哲学的重要前提。而在洛克哲学中最能集中体现这一思想背景的，当属洛克的上帝观念。

需要指出的是，洛克本人并不是一个自然神论者，而他所处的年代(1632～1704年)却正是英国自然神论由兴起而至于鼎盛的阶段^⑤，他不但与约翰·托兰德以及安东尼·柯林斯这样的自然神论重要代表人物有过密切的交往^⑥，而且，不管他作为一名安利甘宗国教徒如何急于撇清自己与自然神论者之间的瓜葛，但事实上是几乎所有受到他影响的自然神论者都对他的哲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甚至其中大多数都自诩为洛克哲学的追随者^⑦。根据自然神论的一般立场^⑧，洛克与自然神论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承认奇迹、启示以及预言。他认为知识的取得既可以是依靠理性的，也可以是借助于启示的，^⑨但细究其根本，洛克并不认为启示与理性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知识之源，在一篇论古代祭司的短文中，他对只依靠启示的祭司和只依靠理性的哲人都进行了明确的否定;^⑩而在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他在探讨奇迹与预言时又毫不讳言地指出:“上帝借由理性之光向人们显示了他永恒神性的统一性与庄严性，以及自然宗教与道德的真理，所以我们不能设想他会以启示来支持与之相反的东西，因为这会破坏理性的根据和作用。”由此可见，虽然洛克保留了上帝通过超自然方式施行启示的主权，却把判别和接受这些奇迹的权力归于人类的理性，这种观点固然较为温和，但他在理性的地位问题上实在是与自然神论者相去不远。而正是这种自然神论性质的上帝观念，构成了洛克哲学的理论原点。

从上帝观念的地位来看，洛克把对上帝的信仰看作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特征和道德根基，这与在天赋观念学说上受到他批判的“自然神论之父”、雪堡的爱德华·赫伯特如出一辙。这种强烈的确信甚至使洛克放弃了他一贯的宽容与温和的立场，表示政府不应该放任无神论思想的传播。不过严格说来，这种信仰因素在洛克那里也还不能算作是基点，而毋宁说是一个推理的结论，因为他曾经明确地指出，上帝的存在可以通过具有数学意义上的确定性的演绎过程加以证明的，是可以从“某一部分直觉的知识”出发，“按照规则演绎出来”的。由此可见，在神学背景上，洛克将上帝观念置于人类的理智与道德之前;但在理论层面，他又偷梁换柱地把“直觉知识”和“理性演绎”放在了上帝观念的前面。这种做法在理论上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保守派会认为他的哲学仍然是以信仰为出发点，从而突出强调洛克对无神论者的不宽容;而激进和自然神论者则会将他的经验论原则引向极端，否定一切信仰上的预设。然而事实上，如果要还原洛克思想的本来面目，最重要的就是从整体上把握他的论证思路，从中发掘出他所最为关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同时还要对他的用语进行恰如其分的解读。在《人类理智论》中，洛克只是一般性地从理论上谈到了我们对上帝所存在的知识，而他关注此问题时的真正出发点，却是在他的宗教学著作中体现出来的。

在《基督教的合理性》这部专著中，洛克不止一次地强调“上帝对于人类有着无限的仁慈，如同一位怜悯慈爱的父亲”，而这种神圣的慈爱意味着两方面的赐予，一方面固然是为后人所强调的理性以及合乎理性的律法，而往往为人所忽视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人类自身之软弱的顾念。与宗教改革时期对上帝之绝对自由意志的高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加尔文的预定论和捡选学说——不同，洛克对上帝的自由意志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对于普通人的拯救之路而言，区分上帝的启示和恶魔的诡计似乎是比聆听超自然的声音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的事情。与此同时，和后来的18世纪所谓启蒙时代对理性无限高扬——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国的无神论和机械唯物论思潮——的立场不同，洛克同样从上帝的慈爱出发，认定无限强调理性能力也是同上帝的这一根本属性相违背的，因为上帝并非“有意惟独只让满腹经纶的文士，或这世上的争论者以及智者成为基督徒并因而得救”。正因为如此，洛克所强调的“理性”指的其实就是那些粗浅的下层人民“能够理解简单的定则，还能对他们熟悉的事情以及日常经验进行简单的推理”的能力，这种所谓理性更多地是指一种日常性的判断能力，并不是排除一切常识内容和情感因素的形式逻辑所能涵盖的，它与后来被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神话了的理性概念并不能混为一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理性更是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洛克才会直截了当地说:“这种(指神学——笔者)伟大的研究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而任何一个可以被称为理性创造物的人都有从事这种研究的能力。”我们都知道英国启蒙哲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常识的强调，而这个“常识”的概念综合了日常经验、道德以及情感层面的多种因素。英国启蒙哲学在其形成和兴盛时期之所以能够避免休谟式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正是因为有这种根基深厚的常识观念作为前提。而再进一步探究下去，这种重视常识的态度，又是以侧重于上帝之慈爱的这个神学背景为根本前提的。不仅如此，上帝的慈爱除了保障日常理性的正确性之外，还向人类提出了积极运用这一天赋能力的要求。洛克反对天赋观念学说的主要逻辑，就是认为上帝既然已经为人们提供了足够了理性能力，就没有必要将所谓的共同观念先天地置于人心中，正如既然已经提供了理智、双手以及物料，上帝就没有必要亲自为人们修桥盖房一样。可见其经验论哲学的出发点，仍然是对上帝某一方面属性的侧重，正是在上帝的慈爱而非绝对自由意志这个前提下，英国启蒙哲学才能够一方面放心大胆地去利用天赋的理性能力来发掘普遍的自然法则，把这当成上帝的美意所嘉许的职责;另一方面又可以在破除传统权威的同时远离理性的独断论，从而保持一种温和稳健的理性观，并在学术上坚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除慈爱之外，上帝的公义也是洛克哲学的一个理论基点。自然神论者们把上帝设想为绝对的、全知的、全能的、无限公正的造物主。他们之所以会反对特殊的启示，反对“选民”(Chosen People)的观念，就是认为它们与上帝的完全公义是不一致的。因为这些只对一部分人而言的启示与捡选必然意味着某种无条件的偏爱，而偏爱是与公义势不两立的。洛克对于神秘不可解事物的反感，也大多是出于这种信念。在与伍斯特(Worcester)大主教爱德华·史汀弗利(Stillingfleet)的著名论战中，洛克拒绝对基督教教义核心的三位一体观念做出正面的表态，而在他一直没有正式发表过的《神学笔记》中，反对三位一体以及反对基督耶稣和圣灵也是神的内容却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洛克从圣经中为支持与反对这一观点的立场都找出了一些经文作为论据，而且反对者居多，不过细究起来，他之所以会选择反对这些正统教义，并不是因为反对一方在经文中的证据更多，而是认为对于普通人的得救之途而言，三位一体的教义根本就是没有必要的。他特别强调所谓的“Credenda necessaryio ad Salutem”，也就是“得救所必须的信条”，并将其置于一般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而这一点显然是来自于对上帝之公义的理解。由于坚信上帝已经将获得真理与拯救的能力置于每一个人心中，洛克有时甚至稍稍偏离了他一贯反对天赋观念的立场，比如在谈到人类堕落之前的状态时他就认为，“(在堕落之前)灵魂不必使用一块白板(tabula rasa)来认识事物，确切地说，每一个婴儿在出生之后就自然拥有在那种状态下他所需要了解的知识，并且有能力通过推理、经验或者启示去获取更多的知识。”而这种对于经验论原则的妥协也是从上帝对人的公义这个角度出发的。

由此可见，当且仅当上帝是慈爱的，人类对于自身理性能力的运用才是正当的;当且仅当上帝是公义的，人类自身的这种能力才是可以信赖的。以这种上帝观念为前提，经验认识的普遍必然性这样一个为休谟和康德所强调的经验论哲学的“阿喀琉斯之踵”，甚至根本就不能构成一个问题。归根到底，洛克并没有主张人类可以全面地认识上帝，他甚至对我们能否了解上帝的任何属性都表示过怀疑。而且从认识上帝的方式来看，洛克更强调是“如何”(How)而不是“是什么”(What)的问题。但他对上帝的慈爱和公义的强调，却始终是其哲学体系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也是英国启蒙哲学得以展开的基石。这一点对于已经对启蒙的成果习以为常的现代人而言，特别是对于接受过启蒙时代洗礼的现代基督教思想而言，也许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思想，但是在17世纪这样一个由宗教改革的世纪向启蒙理性的世纪过渡的时期，这一前提是至关重要的。宗教改革的领袖基于对上帝绝对主权的强调而高举“惟独圣经、惟独信仰、惟独恩典”的旗帜，在打破中世纪权威统治之后又马上建立起了新的信仰权威，并且将中世纪的不宽容精神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下来。而孱弱的自由理性精神要想在这种思想氛围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上帝的慈爱和公义的羽翼下为自己寻求一个合法性的庇护所和能够让它自由活动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神论思潮对于上帝这两方面属性的强调，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保证了英国启蒙哲学能够在正统思想之中拥有自己的立足之基;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早期经验论哲学能够有一个自洽的理论体系，并且保持一种温和、稳健与开放的态度。

注　释

①培根虽然被公认为实验科学方法的始祖，但他的具体学说却从来都没有成为过为后世的科学家所普遍接受的方法，唯一公开承认遵循其原则进行研究的也许只有达尔文。但达尔文所从事的又不能算作是最具代表性的实验科学。

②在洛克之前，雪堡的爱德华·赫伯特就在他的《论真理》中自诩过这个称号，不过赫伯特虽然是英国人，在哲学上却与笛卡尔更为接近，不能算作英国经验论哲学的代表。事实上，经验论真正在英国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是以洛克为标志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要以他为英国启蒙哲学的代表。

③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6页。

④参见洛克在《人类理智论》“赠读者”这一部分的表白。

⑤雪堡的爱德华·赫伯特勋爵于1624年出版了为他博得“自然神论之父”头衔的《论真理》，而被誉为“自然神论圣经”的马修·廷德尔的《基督教与创世同龄》则出版于1730年，这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的问世恰好都是在洛克出生和逝世之后不久的事情。

⑥托兰德可以算作是洛克的入室弟子，他的《基督教并不神秘》与洛克的《基督教的合理性》几乎是同时出版而且观点有颇多相似，以至于洛克在当时受到了教唆自然神论的指责;柯林斯在洛克的晚年与其有过密切的联系，洛克对这位晚生后辈赞誉有加。

⑦参见English Deism:Its Roots and Its Fruits，Michigan:WM.B. Eerdmans Co，1934，第83～85页。

⑧自然神论内部也有激进与传统之分，比较激进也比较典型的一派所信奉的是一个“不在场”的上帝，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这个世界的运转;但也有比较传统的观点不否认上帝在创世之后的作为，只是认定这些影响也是通过自然法则来完成的。洛克本人显然是相信上帝仍然是在场的，从这一点上来讲他比较接近于传统的自然神论者，但他并没有把上帝的作为严格限定在自然法则的范围之内，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认为上帝的行为必定要符合人类的理解能力来对其进行限定，而这显然是一种更少独断论气质的开放态度，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⑨参见《人类理智论》第4卷，第19章，第4节。

⑩John Locke，Writings on Religion，(Victor Nuovo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7．

John Locke，Writings on Religion，p.48．

围绕这个问题有着诸多的争议，洛克稳健的文风和独立自主的思考方式，决定了他是一个不太好归类的思想家。不过总体而言，洛克对理性本身和纯粹启示的态度都是有所保留的，他在这类问题上的真正出发点，似乎是上帝的善良意志，对这一点笔者在下面要更为详尽的说明。

《人类理智论》第4卷，第10章，第1节。

参见John Locke，WritingsonReligion，TheReasonabilityof Christianity，p.209．

参见John Locke，Writings on Religion，第48页，洛克对如何判别启示和奇迹是否来自于上帝有过大量的论述。

John Locke，Writings on Religion，The Reasonability of Christianity，p.210．

John Locke，Writings on Religion，The Reasonability of Christianity，p.209．

John Locke，Writings on Religion，p.3．

《人类理智论》第1卷，第4章，第12节。

参见John Locke，Writings on Religion，pp.23-27．

John Locke，Writings on Religion，p.29．

John Locke，Writings on Religion，p.32．

《人类理智论》第2卷，第23章，第35节。

虽然自然神论者几乎一直都是一个意味着离经叛道的称号，但自然神论的思想在整个启蒙阶段逐渐用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对基督教传统进行着改造。

自然神论的这两个预设作为英国启蒙哲学的理论背景的重要意义，也许还可以通过休谟哲学的这样一个反例来说明。休谟坚持了对上帝存在的认可，从这一方面来说他的学说仍然保留了英国启蒙哲学的常识气质，所谓“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也是要以神的存在为根基的。但休谟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上帝的本质和属性在理性层面贯彻了不可知论，而把这个问题又重新交到意志的情绪、领域和人类天性的领域中。这样，一旦放弃了对上帝的慈爱和公义的预设，英国经验论哲学就失去了原点，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到怀疑论的深渊。有意思的是，休谟所破坏的这个前提，在试图回答休谟问题的康德哲学那里又以实践理性对上帝存在的“悬设”的方式得到了重建。不过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本文限于篇幅只能是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