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中国宗教的复兴，尤其是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规模空前，令观察中国的人士甚为惊讶，然而反思之下，毕竟也是十年“文革”后的必然结果。已经有一些研究关注与分析基督教会近来的发展，它们一般是利用社会学的诠释方法分析中国教会的飞速成长的原因等问题。但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基督教的传播却是另外一码事，且为中国近代以来所鲜见。仅以个人的身世遭际，亦或以褊狭的社会学理论，显然不足以解释这持续高涨的兴趣，而必须在20世纪中国独特的诸文化运动里寻找个中因由。

一般认为，由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运动所代表的“中国启蒙”历时太短，并未完成。五四运动倡导自由主义思想和改革精神，然而因内战造成的经济与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以及日本入侵带来的国土沦丧、民族蒙羞，五四精神的两大诉求中道旁落，少人问津。依马克思主义史家何干之之见，这第一次启蒙缺少必须的物质基础而成未竟事业。可寄望于马克思主义式的一场革命或将带来新的启蒙，然而亦成空想。强调政治挂帅导致其他社会活动的自主性和多样性遭到不同程度的否认。自20世纪80年代始，经济改革打破政治束缚，市场力量营造出新的社会空间供市民社会与个人逐渐发展。学术研究活跃起来，独立思考遂成可能，随即有人以“新启蒙”描述当前的发展态势。

然而，本文却有意探索宗教与中国启蒙运动的这两个阶段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中，宗教被视为封建制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科学与民主”的敌人。个人自由只能靠诉诸理性获得，只有理性方能挣脱无论是社会因素还是宗教因素形成的迷信束缚。这股重要力量最终一方面导致像佛教和道教等传统宗教的没落;另一方面又形成强劲的反基督教浪潮。理性与宗教的对立走入极端，在接下来的50多年里形成打着科学旗号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宗教之间的对抗。

今天值得人们注意的，不仅仅是宗教重返中国社会，而且知识分子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宗教不再被看作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而是个人解放的同盟军和“人文关怀”的坚实基础。要言之，假如在中国启蒙的第一个阶段必须使理性从“宗教”中解放出来，那么第二阶段的启蒙特征就是需要使宗教从狭隘的工具性与决定论理性中解放出来，这听起来的确匪夷所思。

本文尝试追索文学、伦理讨论与对宗教及基督教的最新研究中体现出来的个性精神及“人文关怀”回归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