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　　制

总结中国三千年兴亡治乱的经验教训，早期启蒙者们意识到，在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中，制度问题是具有根本性的。不从根本上改变“诱人作它奴才”的制度，无论什么样的新思想，都不可能付诸实践，也就不可能使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纵然是思想再深刻的学者，如果不是李贽那样顶天立地的好汉，几乎没有不从小家碧玉变成姨太太的。所以，如何从制度上改革专制政治体制，就成为启蒙者们着重探讨的一个关键问题。

清初启蒙学者的政治经济思想有一个与专制传统相区别的显著特征，就是以现实的人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和国家，从经验和理性中而不是从先验的“天理”中引申出社会和国家的自然规律。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突破传统的政治伦理至上主义(实为专制特权至上主义)，确立人道原则高于一切政治伦理原则的近代观念

顾炎武政治哲学最显著的特色，是对专制统治者奉行的“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反动政治哲学的批判，强调以民族利益和人民福祉为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清算把“家天下”的特殊利益置于民族利益和人民福祉之上的荒谬观念，他重申并发挥孟子关于“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观点，强调民族大义高于君臣之义，人民的福祉高于一姓之兴亡。他认为一姓之兴亡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的事情;而“亡天下”则意味着“率兽食人”，是万万不可以的，所以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也是从人道主义这一至高无上的原则出发。他说君王之得天下，是靠“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得来的;君王在取得天下后，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一人之淫乐，因此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反对专制主义的君主至上原则，认为“一姓之兴亡”的国家是抽象的共名，而“万民之忧乐”才是具体的、高于一切的，因此他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

王夫之同样确立了“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的政治原则。他说:“生民之生死，公也;一姓之兴亡，私也。”他说“生民之生死”是古今之通义，皇权不是至上的，不能把维护皇权作为政治的最高理念。

(二)突破专制主义传统的抽象类精神，凸显个人权利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人权问题。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利也就成为早期启蒙学者探索的重点。在早期启蒙学者“依人建极”的自然法中，“天”不再是皇权专制主义的纲常名教之天，不再与人的生命权、财产权、追求幸福之权、思想言论自由权相对立，人的权利被认为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首先是私有财产权利的凸显。顾炎武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是“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的自然人性论，而人民之所以遭受苦难，其根源首先就在于君主“肆于民上以自尊”、“厚取于民以自奉”。他认为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应该是“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而不是以天下为一己之私产。针对中国专制政治可以任意抄人的家、剥夺人的财产这一主要特征，他坚决主张保障私有财产，认为不仅新皇帝不得剥夺人民的私有财产，而且被老皇帝剥夺的财产也得物归原主。黄宗羲的政治哲学，亦是以“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为逻辑起点，以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为归宿。显然，这里所说的“自私”、“自利”，并不是日常语言中的损人利己的意思，而是指人的自然权利。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怒斥剥夺人民“有生之初”就有的自然权利的帝王乃是“为天下之大害者”，主张用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然权利的“天下之法”取代专制统治者的“一家之法”或“非法之法”。王夫之不仅主张尊重人的生存权，还主张尊重人的私有财产权。他反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观念，说土地不属于帝王，而是属于人民，无论如何改朝换代，个人的土地私有权是不可剥夺的。傅山亦明确主张要在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划一道界限，以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专制政府的侵害。

其次是经济自由权利的凸显，主要表现在经济学领域的三大定律，即“顾炎武定律”、“黄宗羲定律”和“王夫之定律”的提出。顾炎武以“有私为人之常情”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经济运作，认识到“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不烦程督”的经济规律，鲜明地提出了“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的近代经济学命题。他认为，只有让人民“自为”，而不是让那些口称“为天子为百姓”的官员们来“程督”百姓们如何作为，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性，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而中国的商品经济之所以难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主要就是由于政治腐败的破坏，包括专制统治者对人民的超经济强制式的掠夺、对某些经济部门商品贸易的垄断，以及官商勾结、垄断市场。这一观点可命名为“顾炎武定律”，其论说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儒家士大夫为维护其乱收费的特权而阻挠自由贸易的观点相比，可谓不谋而合。黄宗羲从肯定人们追求其合理的经济利益的观点出发，主张“工商皆本”;由秦晖先生命名的著名的“黄宗羲定律”，更深刻揭示了从合并苛捐杂税为单一税制，进而又在单一税制之外产生诸多苛捐杂税的过程中农民负担不减反重的规律，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摆脱超经济强制的愿望。王夫之认为，行政权力直接介入社会经济运作只能破坏经济发展，干扰人民的正常经济生活。他说:“人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他反对闭关锁国政策，主张以“视敌国之民犹吾民，敌国之财皆吾财”的眼光去发展互利互惠的商品贸易。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夫之在《四书稗疏》、《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宋论》等著作中都严厉批判了朱熹提出的农业生产“合作均收”化的主张，认为这种一大二公的制度只能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共船漏，共马瘦”，即共乘一条破船，共有一匹瘦马，共同贫穷，普遍贫穷!可以把这一观点命名为“王夫之定律”。

再次是思想言论自由权利的凸显。顾炎武指出:“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这一论述可概括为“清议亡而干戈至”七个字，将其命名为“顾炎武第二定律”。在顾炎武看来，一个社会要健康发展和避免动乱，除了要有权力制衡以外，还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即使在政治最腐败的时候，只要民众还能够通过“动口”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政治就还有改良的希望;如果统治者连民众的这一和平表达意见的权利也要扼杀，使人民再也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来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干戈就会代清议而兴，血与火的批判方式就会取代和平的批判方式，社会就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一“定律”，深刻揭示了扼杀言论自由与社会动乱的因果关系，阐明了体现社会公正和正义的批评之声对于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黄宗羲主张学校议政，以造成“朝廷之上，闾阎之细”都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民主氛围。王夫之反对专制统治者“恃一人之耳目以弱天下”和“利病定于一言”的思想专制，认为这是造成人才凋零、导致“进异族而授之神器”的民族灾难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主张从制度上来保障人们不因提出与君主不同的意见而遭到迫害。以上这些观点，都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西方近代自然法学派的“天赋人权”学说。

(三)突破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致力于理性化的制度建设之路的探索

与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不同，顾炎武从皇帝和官员们的“私”和“欲”的现实存在出发，来探讨有效防止政治腐败的理性化制度建设之路，包括分权制衡、法制建设和“以名为治”的制度设置等方面。他还紧紧抓住了确保政治体制健全运作的另外两个关键因素，即“选举”与“舆论”——“天下之才皆可举而荐之”的选举，被他看作是人才兴国的一大要务;而“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的舆论监督，则被他看作是弥补体制内的权力制衡之不足的又一种权力，把它看作是保证政治清明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以人的自然权利为逻辑起点，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由此展开其政治方案的设计:主张分权制衡，学校议政，“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自中央至地方，学校的权力与各级行政权相平行，使学校成为决定国是、对皇权和各级政府具有制约作用的民意机关和权力机构，并由此而使广大民众“渐摩濡染”，从学校议政的精英民主向普遍的民主制过渡。

王夫之提出了“君、相、谏官”三者“环相为治”的政治改革方案，相权和谏官的权力都是为了制约皇权。皇帝不能言出法随，而必须接受法律约束，“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焉”。他反对孔子提出的对老百姓要“宽猛相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观点，主张“严以治吏，宽以养民”，“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这一立法精神，与现代法治国家重在防止政府官员犯罪的精神完全一致。他认为专制政治之腐败之所以成为不治之症是“法之不均”造成的，“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要反贪，就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以“司宪者”的权力制约行政权力。

当然，早期启蒙学者的政治改革方案的设计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但十分可贵的一点是，他们没有像法国启蒙学者那样陷入“环境决定意见，意见支配环境”式的二律背反。他们坚定地认为在环境与人们的思想意识二者之间，环境(或社会存在)是更为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既然人们的奴性和素质低下乃是专制制度所造成，所以只有改革专制政治体制，才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这是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独步千古的卓越见识。

注　释

①梁辰鱼:《浣纱记》第二十七出《别施》，《六十种曲》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4页。

②梁辰鱼:《浣纱记》第四十四出《治定》，《六十种曲》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4～155页。

③杨慎:《封建》，《升庵全集》(四)，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25页。

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746页。

⑤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一，《船山全书》第2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56页。

⑥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五，《船山全书》第2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98页。

⑦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楼烦》，《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043页。

⑧李贽:《经史相为表里》，《李贽文集》第1卷《焚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202页。

⑨梁辰鱼:《浣纱记》第二十四出《遣求》，《六十种曲》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4页。

⑩李贽:《四书评·论语》，《李贽文集》第5卷《四书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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