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谁启蒙谁?

康德坚决主张启蒙是人的神圣权利。尽管有时延缓启蒙是不得已的，然而康德严正地呼吁:“但是，断然拒绝启蒙，那就无论是对其本人，尤其是对于后代，都可以说是侵犯且践踏了人类的神圣权利。”然而，康德对启蒙进程的观察如下:“因此，任何一个人想要从几乎已经成为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中自己走出来，就很困难了。他不仅已经喜爱这种不成熟，而且暂时真的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性，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获准进行这样的尝试。”不论是基于惯性、惰性，或者是被监护得太彻底，在从未尝试走启蒙道路的情况下，不但难以挣脱几乎已成为其本性的未成年状态，甚至喜欢上这种状态。整体而言，康德的评估并不乐观，“因此，只有少数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状态，从而自信地开始前进”。

康德发表《什么是启蒙?》两百年后——福柯去世的那一年，一篇英译的福柯文章《论何谓启蒙》刊载于P.Rabinow编的《福柯选集》，这是福柯在美国作过几次演讲的文稿。福柯认为，借着康德的反省批判，可以辨识出“现代态度”(the attitude of modernity)的轮廓以作为出发点。福柯进一步认为:“我们可以把现代看成一种态度，而不要视为一个历史时期。”这就是说，福柯建议把由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现代”，从历史时期转向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根植于启蒙的哲学精神(a philosophical ethos)——“一种态度的永远不断再度活跃”，亦即“对我们所处历史时代作经久不断的批判”。假设我们同意福柯观点的话，启蒙就不应当被视为历史过去的一场运动，而是经常持续下去的运动。就如同康德不认为当时人们已经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an enlightened age)，而认为是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an age of enlightenment)，我们也是持续地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

尽管启蒙仍在进行过程当中，康德还是确信启蒙的可能，他提出了两个要件:一方面，这需要自由，因为启蒙是自发性的，无法勉强，也不应灌输，康德说:“公众应该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实际上，只要他们被赋予自由，这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另一方面，这需要时间，康德反对使用植入成见或革命强迫的方式，因为前者必定带来副作用，而后者并不等同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他主张采用渐进的方式让公众获得启蒙。问题是，既然启蒙需要自由与时间，任何过度扮演监护者角色者不但不能成事反而坏事。启蒙者不应过度企图启蒙别人，否则就成了“引导别人运用自己理智”者，以致使得那些人更加缺乏决心和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智。

从本文的讨论可以发现，当康德使用“不成熟”与“自我招致”时确有贬意，甚至他不自觉地或者求好心切地责难那些尚未启蒙的人，这些都让康德自居监护者。而且，当他以监护人的立场观察时，无法跳脱当时对于女性的偏见，而把女性当做难以被启蒙的人，这一点被哈曼指了出来说:“自我招致的不成熟就像他对女性的嘲笑，对此我的三个女儿都不会忍受。”此外，虽然康德并非完全认同专制体制，但对于腓特烈大帝对启蒙的贡献却过分夸大，更是反映出他认同监护者一方的心态。当论及启蒙时，究竟谁启蒙谁呢?到底谁是那需要被启蒙者，而谁又是那具有启蒙他人资格而已经被启蒙者呢?可以确定的是，当出现强势的启蒙者时，反而可能造成反启蒙的结果。不论是船坚炮利的西方强权、君临天下的殖民帝国，还是天纵英明的伟大领袖、自命不凡的智者学人，对于启蒙的效应恐怕是负面居多。

本文重点不在于介绍康德或哈曼，也不在于借着哈曼批判康德，而在于通过哈曼对康德的批判观察人的有限性，当人一旦提出批判时，就应当准备成为别人批判的对象，无人能对一切发出批判而免于别人的批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呼吁:

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

这段文字论述理性批判的重要，而写作《纯粹理性批判》就是以理性批判理性，然而问题在于，是否前者——批判理性的理性就可免于批判呢?既然“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那么谁来担任批判者呢?而谁又担任那批判者的批判者呢?按照康德所说，如果宗教与立法企图逃避理性批判，只会带来怀疑，而真正的敬重必定出自理性自由而公开的检验，那么，究竟由谁来运用理性并自由而公开地检验其他人是否“启蒙”呢?可见身为批判者应当有所节制，不应无限上纲地把自己当做绝对的审判者。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无法免于被检验，也需要被检验。

当康德提出对于启蒙与未启蒙的判准时，已以启蒙者自居而自认有能力检验未启蒙者，似乎并未彻底遵照批判精神把自己列入受检验的对象。由于人的有限，任何人只要运用理性批判，就应当准备接受批判，否则会带来一个把自身“神圣化”的矛盾现象——唯有自己免于一切的批判，忽略了凡是身处在时空之下的有限存在都需要批判检验，这种极限意识是论及启蒙不应当忽略的。至于“再神圣化”运动出现在现代化潮流当中，反映了一种极限意识的觉醒，则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追踪探讨的题材。

注　释

①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著:《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②英国思想家伯林把哈曼与维柯并列为反对启蒙运动潮流的重要人物:“如果说维柯只想撼动他那个时代的启蒙运动的支柱，柯尼斯堡的神学家和哲学家J.G·哈曼则是要摧毁它们。”见伯林的《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伯林又称他为“北方的魔法师”，“一个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思想家，康德的朋友和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见伯林的《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家》(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64页)。

③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导论》，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④门德尔松:《论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60页。

⑤门德尔松:《论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⑥门德尔松:《论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⑦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参见李明辉的翻译:“启蒙是人之超脱于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状态。未成年状态是无他人底指导即无法使用自己的知性(Verstand)的那种无能。如果未成年状态底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缺乏不靠他人的指导去使用知性的决心和勇气，这种未成年状态便是自己招致的。”(康德:《答何谓启蒙》，载《联经思想集刊(一)》，台湾联经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3页。)

⑧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敢于知道(Sapere aude)!”原意“勇敢地成为有智能者”，意即“勇敢地去知道吧!”

⑨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⑩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哈曼:《致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的信》，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哈曼:《致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的信》，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加雷特·格林:《现代文化的成熟:哈曼和康德对启蒙的根本隐喻的对立看法》，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

加雷特·格林:《现代文化的成熟:哈曼和康德对启蒙的根本隐喻的对立看法》，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

加雷特·格林:《现代文化的成熟:哈曼和康德对启蒙的根本隐喻的对立看法》，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

哈曼:《致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的信》，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哈曼:《致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的信》，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哈曼:《致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的信》，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哈曼:《致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的信》，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哈曼:《致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的信》，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190页。教谕内容见E.G.Rupp＆B.Drewery ed.，Martin Luther(N.Y.:St.Martin's，1970)，pp.62-72.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哈曼:《致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的信》，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加雷特·格林:《现代文化的成熟:哈曼和康德对启蒙的根本隐喻的对立看法》，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

路德:《路德选集》(上)，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68年版，第352页。

T.F.Lull，ed.，MartinLuther'sBasicTheologicalWritings.(Minneapolis:Fortress 1989)，p.596.

有关《基督徒的自由》神学思想的摘要，请参照林鸿信著《觉醒中的自由》，台北礼记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2页。

出自罗7.7-11:“这样，我们可说甚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

转引自加雷特·格林著《现代文化的成熟:哈曼和康德对启蒙的根本隐喻的对立看法》，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

加雷特·格林著:《现代文化的成熟:哈曼和康德对启蒙的根本隐喻的对立看法》，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2页。

出自箴1.7:“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以及箴9.10:“敬畏耶和华是智能的开端。”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福柯:《论何谓启蒙》，《联经思想集刊(一)》台湾联经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3～35页。P.Rabinow编，《福柯选集》(The Foucault Reader，tr.Catherine Porter;N.Y.:Pantheon Books，1984)，第32～50页。请参阅林鸿信《两百年之间——从康德到福柯对启蒙的看法》，载《基督教文化学刊》2004年12月，第21～42页。

J.Schmidt＆T.E.Wartenberg:《福柯的启蒙运动:批判，革命与自我的形》(Foucault's Enlightenment:Critique，Revolution，and the Fashioning of the Self)，《批判与权力》(The Art of Telling the Truth，Critique and Power)Michael Kelly;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4: p.286.

M.Foucault，“What is Enlightenment?”，Ethics，P.Rabinow(ed.)，London，The Penguin Press，1997，p.309.

福柯:《论何谓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福柯:《论何谓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哈曼:《致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的信》，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施密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这种极限意识，表现在海德格尔不直接讨论“存在”(Sein)，而是讨论在时间与空间里的“此在”(Dasein)，“此在”亦即“在此之存在”(Da zu sein)，而“此”(Da)标示出时空之下的定位，这是“被给予的”(given)的存在事实，也是无法改变的存在的出发点。因此，海德格尔的后人伽达默尔就进一步以诠释学角度来说明“此在”，提出所有的诠释者都有其“偏见”，亦即不完美的先前之见，这样的偏见不只是其立足点，而且是其诠释的出发点，通过诠释得到的了解而形成另外一个新的“偏见”，诠释者不过在从一个偏见转到另外一个偏见当中逼近真理而无法全盘掌握真理，一言以蔽之，人人各有所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