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哈曼对康德定义的批判

针对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康德的好友哈曼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在一封给朋友克劳斯的信中，哈曼以锐利又隐晦的修辞学风格，异常紧凑而火力十足地进行发难。哈曼与康德针锋相对的论题是:“真正的启蒙就在于不成熟者从极端地自我招致的监护中浮现出来。”这是一个与康德立场完全相反的论题，康德认为启蒙是要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这种不成熟意味着需要监护，而且康德把不成熟的原因归咎于“自我招致”;而哈曼则认为启蒙是要揭露“极端地自我招致的监护”，焦点是必须揭发问题症结在于那些认定别人不成熟而需要他们监护的人们(暗指康德)，仿佛只要那些不成熟的人不以监护人自居，就不会有问题发生。

哈曼非常不满康德使用“自我招致”(Selbstverschuldet)一语，斥之为“这个可憎的形容词”，因为带有“自我招惹过错”的本意。无能原本不是一种过错，而使用“自我招致的”来形容那些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理智的人们，却带有犯错而归罪的含义，以致强化了对于“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的指责，使得无能成为了过错。“在康德对启蒙提出这个定义时，他是在说那些需要启蒙的人是不成熟的，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他们被剥夺了为自己说话的权利;正是这个主张激起了哈曼的极度愤怒。”有如看见无辜者被定罪，哈曼为那些被康德宣判为“不成熟”的人叫屈，因为并非他们自己造成了这种状况，而是那些以他们的监护者自居的人造成了这种状况。哈曼心目中真正必须负责的人，是以腓特烈大帝为首的专制政权以及附从在这个政权之下的知识分子(包括康德)。根据加雷特·格林的诠释，问题症结在于专制霸权使得腓特烈大帝在政治上自负，导致“自我招致的监护，而不是自我招致的不成熟”。总之，“罪过被赋予到错误的一方;康德是在责备牺牲者。然而，应该从被压迫者这里解除罪过的负担，并把它归咎于压迫者——包括他们的哲学辩护者”。

哈曼咄咄逼人地继续追问，康德所说那引导不成熟者的“别人”究竟是谁呢?哈曼自己回答说:“他就是那个必须被不言而喻地理解为与不成熟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无聊的监护人。”他讽刺地指出，并非“不成熟”来自“自我招致”，乃是“监护”来自“自我招致”。因此，问题根源不在于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之懒惰和怯弱，而在于那些以监护者自居认为别人不成熟的人。哈曼直率地指责那些“自我招致的监护者”，他认为那些不成熟的人不过是代罪羔羊，问题“在于他的监护人的盲目——他本来想看得见，因此他就必须对这个过错承担全盘责任”。根据哈曼的看法，以监护者自居的人应当与不成熟的人站在一起而设法解决问题，却不应当责备不成熟的人而与真正的问题制造者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