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康德在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就说:

启蒙就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对于不由别人引导而运用自己的知性无能为力。如果不成熟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缺乏不由别人引导而运用自己知性的决心和勇气，这种不成熟的状态就是自己招致的。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箴言。^①

什么是启蒙?康德的定义是“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不成熟状态”，一个是“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Unmündigkeit)，又译作“未成年状态”。该词的德文词根为Mund，意为“嘴”，引申为“话语权”、“监护权”，相当于汉语方言中所谓“话份”;而形容词mündig则是“成年的、达到法定年龄的”之意，即已经具备说话的资格了，说话算数了，“说得起话”了。所以，Unmündigkeit就是“尚未达到法定年龄”或“未成年状态”。显然，一个孩子所说的话不可采信，他的许诺或担保不能在法律上生效，他的指控或证词在法庭上不能完全作数，这就意味着他还没有获得法定的话语权，不能为自己说话，需要由别人来监护。通常，这种不成熟状态并不是“由他自己所招致的”。所谓“由自己招致的”(selbst verschuldet)，也可译作“自己造成的”、“归咎于自己的”，这里涉及的是责任问题。小孩子的不成熟状态不能由他自己负责，而只能归咎于他的成长尚未完成自然发育的过程，他还没有来得及培育出成熟的知性供自己运用。这种状况是由自然造成的，而不是由他自己招致的;这时他必须由成年人来对他加以监护和引导，脱离这种监护和引导，一个孩子是不可能获得成熟的知性的。所以，启蒙既不在于当知性本身尚未成熟时就脱离成年人的监护和引导，也不在于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和引导，而在于让已成年者“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

康德的意思很清楚。那种应该由自己本人负责的不成熟状态并不是由身体上的未成年导致的，而是由精神上的未成年所造成的。当人已经成长到能够具有成熟的知性时，如果他由于精神上的胆怯而不敢于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知性，而总是习惯性地依赖别人的引导，那么他就处于精神上的未成年状态。而所谓启蒙，就是要走出这种精神上的不成熟状态，决心不依赖别人的引导而运用自己的知性。所以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成熟的知性，而在于是否有勇气自己运用自己已成熟的知性。而这种“勇气”(Muth)，显然并不属于知性(Verstand)本身，或者通常所说的“逻辑理性”本身，而是属于一种超越型、实践型的“理性”(Vernunft)，即自由意志。这就像康德所说的:

懒惰和怯懦，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大的一部分人，当他们早就已经使其本性从别人的引导之下摆脱出来了(naturaliter maiorennes自然地成年了)之后，却仍然喜欢终生停留于未成年状态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别人如此容易地以他们的监护人自居的原因。^②

由此来衡量中国20世纪的启蒙运动，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两场启蒙运动都是由某些民众的监护人，或者说“知识精英”们，居高临下地对民众进行“启蒙”或“发蒙”。从汉字的语义来说，“启”或“发”来自于孔子的教育思想:“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意思是:“教导学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出来却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启发他。”^③至于“蒙”，原为《易经》中的一卦，《易经》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朱熹注“童蒙”曰:“纯一未发，以听于人。”^④童蒙未开，“纯一未发”，所以有待于他人来启发。“易象”将“蒙”比喻为“山下出泉”，朱子说是“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渐也”。也就是对儿童逐渐培养教育的意思。

由此可见，汉语将“启”和“蒙”两字联用，来翻译西方的Aufkl－rung(德文，意为“澄明”)或Enlightenment(英文，意为“光照”)，^⑤其实并不恰当。这个译名一开始就具有向未开化的幼稚的民众或儿童灌输知识或真理的含义，也就是把民众当儿童来引导和教育。而按照康德的说法，这种含义恰好就是知识精英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之所以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是因为知识精英们自以为从西方接受了一整套的启蒙口号和价值观念，就掌握了绝对真理，就有资格成为民众的启发者和新时代的圣人。他们一方面自己还没有经过真正彻底的启蒙，因为他们没有运用自己的知性去得出这些价值原则，或至少用自己的知性去检验他们所接受的这些价值观念，从逻辑上和学理上探讨这些观念的来龙去脉，而只是出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来引进一种现成的思想符号或工具;另一方面，他们眼中的民众也仍然只是受他们教育的未成年的儿童，民众不需要运用自己的知性来判断是非，只需跟着他们去行动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推进历史的发展。所以，当这些自认为是“启蒙”的思想家用各种方式宣传群众、启发群众、发动群众和领导群众时，他们已经在做一种反启蒙的工作了，并且总是以盲目追随的群众的人数作为自己“启蒙”成就大小的衡量标准。这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什么总是特别关注那种表面的“轰动效应”，而很少深入到理论本身的缘故。

所以，20世纪第一次启蒙运动很容易地就被“救亡”的政治要务所“压倒”(李泽厚)。这首先是由于启蒙价值在完成这一要务上显得不如别的东西更中用，更应急，更能立竿见影;其次是由于一部分启蒙思想家按照同一个“启蒙”的逻辑而走向了大众崇拜甚至愚昧崇拜的不归路，以新的造神运动来“启”群众之“蒙”，让群众陷入幼稚就是美、盲从就是力量、愚蠢就是“觉悟高”的幻觉。第二次即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运动虽然摆脱了“救亡”等政治要务的干扰，而在历史和文化的层面比前一次启蒙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深的思考，但在对于普遍人性的反思方面仍然未达到西方启蒙运动的深度，特别是对于启蒙价值的基本标准即“理性”的思考仍然停留于表面的逻辑理性(知性)的层次。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的代表作中，以及在不定期出版的四期《新启蒙》刊物中，除了用西方启蒙的现成价值标准对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进行逻辑上的梳理评析之外，就只有一些道德化和情绪化的批判，而极少运用自己的知性来对自己所由此出发的西方价值观进行普遍人性层次上的反思和追溯。^⑥第二次启蒙的总体倾向是知识精英眼睛向上，希望自己的大声疾呼能够在民众中引起轰动后，最终被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听进去。“如果说它也代表了人民说话，它代表的也只是人民群众对于领导和政策的一种消极的等待、期望和焦急的心态。”^⑦当然，这种启蒙的批判总比什么也不做，甚至复古倒退要好，它至少给民众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大开了他们的眼界。然而，这种启蒙的致命的缺陷就在于它仅仅停留于这一可能的选择，它并没有在理论上从人性的普遍本质中获得“不能不如此”的有力的支持。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启蒙的声音就忽然沉寂了，因为人们只是把启蒙看作一种技术性的方法，而中国的问题似乎还是要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来解决。启蒙并没有成为中国人的人性中一个必要的层次，这样的层次即使被超越、被扬弃，也还是不言而喻地保有自己公认的领地;相反，它被人们再一次地作为无用之物而抛弃了。

然而，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不是由少数精英提出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而是人类，包括每个民众的潜藏的本性，所以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他指出:“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这却是可能的;而只要让他们自由，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⑧这里的“让他们自由”，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给他们自由”的意思，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自由不是谁能够“给予”的，因为人是生来自由的，只要不把枷锁套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是自由的。所以可以说，启蒙是人的自由本性，它本质上是公众自己给自己启蒙，而不是由一批精英来教育他们，来“启”他们之“蒙”。只不过这种自由本性要实现出来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懒惰和怯懦也是人的另一重本性。自由固然是值得追求的，但不自由要比自由更加轻松和惬意。“处于不成熟的状态是如此地舒服。如果我有一本书替我来理解，有一位精神导师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替我规定饮食，等等，那么我就不需要自己为自己费神了。”^⑨相反，要走出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则要承担极大的风险，“所以对于每个单个的人来说，要从那种几乎已成为他的本性的不成熟状态中摆脱出来都是艰难的。他甚至喜欢上了这种状态，并且确实暂时还没有能力运用他自己的知性，因为人们从来也没有让他做过这种尝试。”^⑩

的确，五四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并没有完全超出这种不成熟的状态，精英们引证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书来“替自己理解”，引用西方的“圣人”(从卢梭到马克思)来“替自己有良心”。他们并不花心思去自己钻研学理(这样做风险太大，有可能一事无成)，而只是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找到了(或自以为找到了)就拿来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中。但这种“拿来”的现成的东西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东西，仅仅是东挪西借来的别人的东西，一旦觉得不好用，还回去或是随手抛弃是迟早的事。这就是20世纪两次大规模的启蒙运动之所以未能深入人心，也未获得永久性的思想成果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