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基督教启蒙运动

到18世纪晚期，在受过教育的人的心目中，欧洲启蒙运动已经对基督教构成严重的挑战。不过，这只是说对了一半。正如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所意识到的，启蒙运动并非是整齐划一地反对基督教。启蒙运动实际上是一个纷繁多元的运动，而且在欧洲的不同地方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法国的启蒙运动对基督教进行了严厉批判，而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启蒙思想家们却支持基督教，而且教职人员也在启蒙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正如詹姆斯·布拉德利和戴尔·范·克利所言:一个“具有明显新教特色的启蒙运动”，如同一轮新月，从苏格兰和英格兰倾斜插进信奉新教的荷兰和德国西部，最后停止于瑞士的日内瓦和洛桑两城。除此之外，还有天主教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在整个欧洲，启蒙思想的许多方面都曾经得到过基督徒的支持。他们期待通过科学和科学方法来解释自然世界和支配宇宙万物的自然法则，承认人类理性有巨大潜力，能够实现世界的进步，主张宗教宽容、教育、文学和科学活动的普及，并且倡导人类的公共道德。他们还充满信心地认为，理性和科学不但不会颠覆基督教的启示，反而会肯定基督教启示的基本教义。简而言之，他们就代表了基督教的启蒙运动。

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欧洲有许多基督教思想家试图界定“合理的”基督教，而这种“合理的”基督教信仰可以促使宗教行为和实践道德保持适当有度，并引导人们远离经常导致宗教不宽容和宗教战争的宗教狂热。我们在前面曾经讨论过基督教自然神论者。不过，主流的基督教徒也赞同与启蒙运动密切相关的观点。譬如在英国，基督教哲学家约翰·洛克就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主张宗教宽容。在《人类理解论》(1690年)中，他还探讨了人类心灵的功能，并认为这些功能包括了解上帝的能力。在讨论上帝时，洛克说:“既然我们有感官、感知和理性，那么他(上帝)并不是没有留下见证。”他还进一步补充说:“只要我们四处走动，我们就不缺乏关于上帝的确切证据。”1695年，洛克出版了《基督教的合理性》，这对于基督教启蒙运动而言乃是一部重要文本。在这部著作中，洛克坚持认为，“理性和启示一样”，都“证明了最高存在者的良善和其他特性”。在苏格兰，基督教道德哲学家弗朗西斯·哈钦森在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席位时，播下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种子。他认为，每个个体都有内在的“道德感”，而这种道德感会确认基督教的道德教义。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历史学家威廉姆·罗伯特森在1791年写道:真正的宗教是“被科学所孕育的理性的产物，并在光明和进步的时代臻于至高之完美”。在信奉新教的德国，基督教自然神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及其追随者，如鲍姆嘉通等，试图证明若要真正理解上帝，就必定同时需要理性和启示。这些基督教思想家为“新神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里提到的“新神学”，指的是将基督教和启蒙理性结合起来的、颇具特色的德国神学。在日内瓦，颇具影响力的新教牧师雅各布·凡勒提出并阐述了“启蒙的正统”，以便承认自然宗教的根本作用，并在自然神论和宗教狂热及迷信这两端之间建构一条合乎理性的信仰的中间道路。致力于构建合乎理性的基督教的，并不只限于新教教会。启蒙运动对罗马天主教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法国的天主教詹森派教徒和法国启蒙哲学家们一样，倡导宗教宽容，反对专制主义。很受欢迎的法国天主教作家杰拉德神父认为:“毫无理性的信仰，或者反理性的信仰，就是白痴的命运。”法国神父克劳德·福舍则满怀喜悦地看到，启蒙哲学正在唤醒人类回到真宗教的原则上来。

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基督徒强调基督教的道德教义，并突出耶稣本人以及他那具有典范意义的道德生活。在布道中，他们强调正确的行为，而不是正确的教义;强调实践层面的道德，而不是精神层面的神秘;强调耶稣在此世的生活，而不是他对众人罪恶的救赎。他们对合乎理性的基督教的阐释促使一些人开始对圣经采取批判的态度。18世纪的德国新教学者，如约那·塞穆勒和艾西霍恩，提出了“高等批评”的方法，主张在分析圣经经文时关注圣经产生时所处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他们认为，通过这些方法，就有可能弄明白耶稣和先知所讲的话语的原始含义，这样才能重新恢复基督宗教的纯洁性。在圣经研究中的历史方法的启发下，包括塞穆勒和荷尔德在内的基督教学者还提出了对渐进启示的信仰。所谓“渐进启示”，是指上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方法，按照启示接受者的不断发展着的能力来调整启示的信息内容。而在荷尔德看来，历史其实就是进行神圣教育的一种形式。他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反思》中写道:“历史的神圣用途莫过于此……尽管我们微不足道，历史还是可以教会我们按照上帝的永恒律法行为处事。”

许多教职人员投入了这场启蒙运动。他们参加各种文学团体和辩论俱乐部，并利用他们的学识和闲暇时间撰写了许多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作。从18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到18世纪80年代，苏格兰的长老会牧师威廉姆·罗伯特森始终对苏格兰教会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一身兼任爱丁堡教区牧首和爱丁堡大学校长两职，而且是享誉欧洲的顶级历史学家之一。他还与不信基督的哲学家休谟友情甚笃。罗伯特森运用他的影响力确保担任苏格兰教会的牧师都是他所谓的“有节制的文化人”，即那些愿意在布道时宣讲道德实践，并愿意对苏格兰民族的文化科学进步作出贡献的人。罗伯特森认为，教职人员必须有助于推广有用的知识并推动国家的进步。苏格兰教会的牧师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苏格兰的启蒙运动。1793年，苏格兰牧师亚历山大·卡莱尔在爱丁堡举行公开演讲，其中他问道:“在文学的各个分支中，有哪个方面不是本教会的牧师们所精通擅长的?”他进一步追问道:

在古代史和近代史方面，是谁撰写了最为精彩的历史著作?是本教会的牧师。是谁以无比清晰的语言来解释人类的理解力，并阐述世间最为高尚的伦理体系?是本教会的牧师。是谁用我们本民族的语言撰写了修辞学的绝妙佳作，并在滔滔雄辩之中成为修辞学的典范呢?是谁在诗歌上造诣非凡?是谁曾经是并仍然堪称他们那个时代的最有才华的哲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又是谁在自然历史上取得卓越的成就，并在农业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这就是本教会的牧师们。

虽然这段话多有溢美之词，但是仍不失为苏格兰基督教启蒙运动的真实写照。在这场运动中，很多牧师如亚当·弗格森、托马斯·雷德、休·布莱尔以及威廉姆·罗伯特森等，在哲学、历史和修辞学方面享誉欧洲。除了苏格兰以外，在英格兰、普鲁士、日内瓦和荷兰，教职人员为推动科学、哲学和文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基督教启蒙运动还致力于克服基督徒内部的分裂，以实现教内团结。对于许多基督徒而言，一个合乎理性的基督教，一个强调实践道德和自然普遍法则的基督教，能在最大程度上帮助教会重新团结起来，并能彻底结束宗教战争和宗教不宽容。德国路德派哲学家莱布尼茨期望建立一种普世的基督教会，以信仰的根本教义为基础，以宇宙的新图景为启示，接受普世教会的管理。17世纪晚期，莱布尼茨还对基督教各派的教义进行了细致研究，并和教会领袖如法国的天主教主教伯絮埃进行沟通，希望确定新教和天主教的共同信仰。18世纪，瑞士的三大新教牧师——托伦提、维伦费尔和奥斯特瓦尔德共同努力，希望以“启蒙的正统派”为基础实现基督教大团结。德国作家、剧作家和圣经学者莱辛曾经在青年时代渴望以“理性的基督教”为基础实现教会团结。不过，等到他思想成熟，他又感到人们只有通过爱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他认为:“只要人们坚持基督之爱，这就足够了。至于基督宗教将怎样，这并不重要。”他希望以爱作为宗教的基础，这也使得他能够本着互相尊重的精神去对待其他信仰。在他那享有盛名的戏剧《智者纳旦》(1779年)中，他刻画了一位理想化的犹太人。这位犹太人仁慈平静，富有同情心，代表着理性和宽容这些启蒙价值观。该戏剧通过“指环”这个著名的比喻，引导观众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同一位神圣之父将同样的至高真理启示给人类，而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同为这启示的一部分。所有宗教的本质都是号召人类互相友善和互相尊重。纳旦对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发出召唤:“你们每个人都要毫无保留地去爱，而且要毫无偏袒、不怀成见地去爱。”每个人都要竞相表现自己的信仰，“带着温顺，带着和平的性情、仁慈和对上帝由衷的信任”，只有这种精神才能实现统一。到18世纪末期，启蒙运动对宽容的提倡已经贯彻到欧洲各国的立法之中，例如18世纪70年代以后爱尔兰、英格兰和苏格兰相继通过《大公赦免法案》，奥地利帝国通过《1781年宽容保护法》，法国通过《1787年宽容法令》，普鲁士则通过《1788年宽容法令》。这些法律得到了启蒙基督徒的热烈拥护，尽管他们相信合乎理性的基督教并不需要政府权力的支持。

基督教启蒙运动还体现在海外的差会活动之中。启蒙思想的主题之一是相信世界各地的人在人性上基本相同，譬如人人都拥有理性思维的能力，都能理解科学的观念，都可以通过教育获得进步等。既然人性处处相通，那么欧洲人自然应该和其他民族一起分享理性和科学所揭示的真理，应该向其他民族介绍支配自然世界的普遍规律和用途广泛的技艺和科学。既然应该分享理性和科学的成果，那么难道不应该分享基督宗教的成果吗?——更何况是一个合乎理性、去除了各种迷信并强调耶稣的道德教义的基督教。许多启蒙基督徒都相信，他们那合乎理性和注重伦理的宗教信仰能够打动每个地方的人们的良知。在18世纪早期的新教宣教运动中，欧洲德语国家的敬虔派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受德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敬虔派强调宗教应该是心中所能感受的，并强调正确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强调教义的阐释。自18世纪早期开始，他们便向亚洲、非洲和南北美洲派遣传教团。在合乎理性和重视道德的基督教的影响之下，由敬虔派占主导地位的哈雷大学，成为培养海外传教士的重镇。这些传教士注重建立学校并鼓励学习具有实际用途的知识。不仅如此，他们还孜孜不倦地学习传教对象的宗教和文化。例如，毕业于哈雷大学并在南印度传教的德国敬虔派传教士巴特罗姆·茨根巴格掌握了泰米尔语，并于1713年出版了一本研究深入的《马拉巴亚神谱》。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有更多的欧洲基督徒团体重视开展海外宣教活动。这无疑是受到了启蒙运动中关于人性相同而且共享历史的理念的鼓舞。

最后，基督教启蒙运动还体现出对人类激情和情感的重视。启蒙运动不仅仅只是关注理性。接受了启蒙思想的人们还同样关注如何去理解和升华自身的情感和激情。历史学家们如今已经认识到，情感和理性一样，都是启蒙运动的关键词，而许多伟大的启蒙著作都对人类的激情、情感和审美趣味进行了探究。爱尔兰哲学家伯克曾经研究过我们从何处获得“崇高和美”的观念，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也出版过一本关于“道德情感”的著作，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还研究过美学心理学。在18世纪临近尾声之时，另一位德国人康德发表了关于审美判断力的伟大著作。除了这些哲学著作以外，启蒙运动中还产生了大量的小说、故事和诗歌，赞扬那些富于情感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不仅按照理性行事，而且动情于心，既拥有理性的大脑，也拥有丰富的情感，可谓是拥抱着人性之爱的大世界。在启蒙运动的后期阶段，对于情感的强调愈来愈明显，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法国哲学家和作家卢梭身上。

对于启蒙基督徒而言，情感也足以证明上帝在宇宙中的存在，而且丝毫不亚于理性。个人的宗教体验能够带来一种神圣感，这和宇宙的设计一样令人信服。启蒙基督徒可以从“崇高和美”的事物中发现上帝，可以从为了更高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中发现上帝，更可以从良知那宁静的“内在声音”中发现上帝。站在布道坛上的基督教牧师不仅呼吁教徒作出理性的回应，而且还越来越注重在教徒们“敏感的心灵”中引起共鸣。詹姆斯·弗代斯是一位卓越的启蒙基督徒。他是一位主要在伦敦活动的苏格兰牧师，以《对年轻女性的布道文》(1765年)和《对年轻女性的讲话》(1777年)而享有盛名。在这两篇布道中，他呼吁女教徒以情感、同情和“充满品德的爱”为基础来建立友好舒适的婚姻。个人对美、仁慈或善良的体验可以证明神圣的存在，而这远比理性或科学带来的启示更加能够打动人。在《新爱洛漪丝》这部小说中，卢梭不仅探讨了激情和良知的主题，而且还颂扬了基督教的情感和道德教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朱莉通过身体感官而“感觉”自己皈依了基督教。在临终之际，她没有丝毫的恐惧，因为她听到自己的内在声音说，她将在慈爱之父的怀抱里安然入睡。英国国教会牧师约翰·卫斯理也是一名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基督徒。他崇尚理性、科学和宽容，但是他同时还是一位充满情感力量并竭力诉求以情动人的宣道人。敬虔派教徒让－斯狄林是德国晚期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他是一位充满理性和科学精神的人:他既是医生和政治经济学家，也是巴顿大公爵的政治顾问。不过同时，他还是一位作家，喜欢基督教之中的情感层面和宗教体验。他的小说《乡愁》(1794年)将生活描述为通向天国之家的朝拜历程，强调宗教体验的重要性，曾经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在那些深受基督教启蒙运动影响的人看来，情绪和情感、体验以及心的团契，对于理解人类的本性和命运非常重要，而且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