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启蒙运动对基督教的批判

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许多启蒙思想家(主要是在英国和爱尔兰)开始信奉自然宗教。他们称其为自然宗教，是指宗教信仰应该以人类通过自己的理性所获得的对自然及上帝的理解为基础。他们确信，理性一定指向一个至高至尊的存在者，一个智慧仁慈的上帝，一个按照理性设计创造出了宇宙并为其受造物设定了更高目的的上帝。正如大卫·佩林所言，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兴起的自然宗教拥有诸多版本。^④有人认为，自然宗教的真理可以通过直觉得以揭示;也有人认为，自然宗教的真理是理性反思的产物。有人认为，要通过想象才能揭示自然宗教的真理;也有人认为，自然宗教的真理天赋于人心之中。有人认为，自然宗教构成了世界所有宗教的基础，而其他人则认为，大多数的宗教是对自然宗教所启示的真理的败坏。大部分推崇自然宗教的人试图将自然宗教的观念和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视启示和自然宗教相辅相成，认为二者都来源于同一个上帝。日内瓦新教神学家雅各布·维勒认为，启示可以用来使自然宗教的真理恢复到原初的形态，而基督教是唯一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自然宗教。^⑤

在这些信奉自然宗教的人中，有些被称作是“自然神论者”。这个词本来是指对上帝的实存的信仰，后来用来指代那些只愿意认同“合乎理性”的宗教信仰，并且对基督教圣经中的奇迹故事或教会宣称的超自然力量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还否认那些“不合理性”的宗教教义的真实性。按照S.J·巴内特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的观点，欧洲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然神论者的“运动”，自然神论作者的数目也屈指可数，^⑥更不存在什么前后连贯、自成一体的自然神论思想体系。自然神论思想家的队伍是多元的，其中包括约翰·托兰德、安东尼·科林斯、沙夫茨伯里、萨姆尔·克拉克、托马斯·恰布、马修·廷德尔、伯林布罗克子爵、孟德斯鸠，还有伏尔泰和狄德罗。普遍法则支配宇宙万物这个观念对自然神论者影响很大。在他们看来，理性所揭示出来的自然世界的美、规律、和谐和秩序，恰好证明了一个神圣仁慈的造物主的存在。深深影响自然神论者的，还有当时新兴的历史研究以及日益增长的对世界上其他文化和宗教的了解。他们发现，世界上各个伟大宗教之间在道德教谕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一点令他们大为惊叹，也让他们隐隐感到，这些宗教只是反映同一宗教真理的不同版本。对于自然神论者而言，世界上的所有人无不具有自然理性，而这种自然理性足以能够引导他们获得关于上帝和道德责任的真理。正如廷德尔在1730年首次出版的《基督教与创世一样古老》中所断言的那样:“上帝在任何时代都赐予了人类充足的手段，以便让他们了解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一切。”^⑦很多自然神论者，例如托马斯·恰布，反对基督教的原罪论，认为原罪论是不合理的，只会剥夺人类选择的自由。^⑧此外，自18世纪中期开始，有些自然神论者开始认为，上帝固然存在，却并不干预宇宙的运转。这些思想家沿用了作为“钟表匠”的上帝的意象，认为世界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就如同一座大钟表，运转起来完美无缺，无需任何特别的神意。这种理解与艾萨克·牛顿的思想大相径庭，因为牛顿认为，宇宙处于持续的衰败之中，从而需要上帝不断进行积极的干预。^⑨

还有一些基督徒自然神论者，其中包括托马斯·摩根、托马斯·伍尔斯顿以及年轻时代的马修·廷德尔。^⑩这些基督徒自然神论者相信，基督教在产生之初，以耶稣的简单教训为基础，一定是合乎理性的宗教。他们承认，耶稣的教训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神圣的启示，是上帝特意为那些未受教育因而理解有限的粗俗大众而准备的。但是他们又认为，在后来的年代里，随着新教义不断被添加进来，以及圣经的原始经文被修订，这种原初的基督教遭到了败坏。于是，他们试图清除那些在他们看来是被后世败坏了的东西，回归到耶稣的原始信仰，以便使基督教恢复为其原初的纯洁状态。基督教自然神论者还注重对圣经进行重新阐释，消除其中神秘和非理性的因素，并强调道德教谕等。以廷德尔为例，他始终强调圣经永远不可能违背理性和自然法，所以当圣经故事或经文对理性和自然构成挑战时，应该毫无顾虑地将这些故事视为人类迷信的产物而予以抛弃。圣经上诸如此类的迷信因素包括预言和奇迹。

不过，其他的自然神论思想家进而连基督教都抛弃了。这一点在法国自然神论者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些思想家质问道:如果理性足以启示智慧仁慈的至高存在者的存在，而且上帝已经赐予了每一个人理性的能力，那么启示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况且，在基督教被剥离了神秘和奇迹以后，难道还能保持其原来的宗教本质而不变吗?难道在被清除了童贞女生子、基督的神迹、复活或圣灵降临以后，基督教还能继续存在吗?难道所谓的基督教自然神论不是在置所有逻辑和理性于不顾而企图以微薄之力去抓住一个声名狼藉的宗教的残余吗?与其如此，还不如视基督教为另一种迷信的形式而将之抛弃，以便为自然宗教的简明真理扫清道路。一些自然神论者，尤其是大名鼎鼎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不仅抛弃了基督教，而且对基督宗教产生了刻骨持久的仇恨。在这些自然神论者看来，教会只是贪图私利、教士横行的组织。他们以子虚乌有的惩罚威胁信徒，以凭空想象的奖赏兑换信徒的忠诚，并以此达到蒙蔽和控制广大民众的目的。这些反基督教的自然神论者认为，教会一方面企图为腐败不公的统治体系提供神圣庇护，以保全贵族精英的特权利益，另一方面却压迫中下层社会人民。他们更进一步认为，政教之间的联盟更是导致了对少数派的不宽容和不公正以及对自由思想的迫害。

论及对教士诡计的痛恨，无人能与伏尔泰匹敌。在臭名昭著的卡拉事件以后，他对罗马天主教教会以及法国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憎恨达到顶点。1761年，受人尊敬的法国新教徒让·卡拉的精神失常的儿子自杀身亡。在天主教教士的授意之下，当地的罗马天主教徒声称，卡拉之所以谋杀自己的儿子，是想阻止他皈依罗马天主教。尽管毫无证据，卡拉仍然被民事法庭宣判有罪，并被马车残忍地拖死。此事令伏尔泰大为震惊，于是他开始对此案的审判展开公开的声讨抗议。法庭迫于压力，不得不重新审理此案，并最终为死去的卡拉洗清了罪名。在伏尔泰看来，卡拉不过只是滋生不宽容和狂热主义的教士权力的另一个牺牲品。他当时写道:“每一个清醒明理的人，每一个正直体面的人，都应该极其憎恶基督教教派。”

还有少数激进的思想家甚至走得更远。他们不仅拒斥基督教，而且开始质疑自然宗教。他们对于宇宙中是否存在理性的设计和作为设计者的上帝感到怀疑，并逐渐向实质上的无神论发展。18世纪晚期的自然神论者对于他们的“钟表匠”上帝十分满意，因为他的存在完全可以从宇宙的秩序和目的中得以看出。可是假如宇宙之中根本就不存在秩序，也没有任何目的呢?假如宇宙只是为盲目的力量所驱使呢?在一些激进的思想家看来，理性和科学正在不可逆转地指向上述结论。他们认为，关于任何高等的秩序和智慧的存在，我们只能报以极其怀疑的态度。伏尔泰在其晚年的著作中也开始流露这种激进的怀疑主义。这表明，随着他年岁渐老，他对宗教的看法愈发激进。例如在他的短篇小说《米克罗美佳》(1752年)中，他描述了一个旅行者，或者说一个在智力和知识上远远超过人类的太空旅行者，从遥远的国度抵达地球的情形。当这位旅行者离开的时候，他赠与地球上的主人一部奇特无比的著作，一部包含着宇宙的终极目的的哲学著作。这部著作被小心翼翼地送往巴黎的科学院，可是当人们翻开此书时，却发现书页上空空如也。年迈的秘书说:“啊，啊，这正是我意料之中的。”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他那部著名的《自然宗教对话录》(1779年)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极端怀疑主义。这部著作所采取的形式是三个虚构的人物之间的辩论。休谟让其中的一个人物对宇宙理性设计论或钟表匠的上帝观展开了一系列雄辩机智的反驳。自然神论者喜欢谈论宇宙的伟大设计，可是休谟笔下的人物评论说，人人都知道，宇宙其实更像是一株植物，而不是像一个钟表，因为与其说宇宙是被某个高级智慧所创造出来的，毋宁说宇宙只是在某种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的推动下才不断生长发展。或许，宇宙是被许多的神灵共同创造的，更或许宇宙根本就是一个不称职的神灵创造出来的不合格产品。在另外一部著作中谈及宗教时，休谟说:“整个就是一个谜、一个高深莫测的谜、一个无法解释的神秘。怀疑、不确定和悬置判断似乎才是我们对这个问题最为精确的思考的唯一结果。”法国作家本杰明·康斯坦特则非常喜欢讲述一则意大利的轶事，据说自然宗教中那位作为钟表匠的上帝在创造宇宙的中途便已死去，故而世界成了一个半成品。可怜的人类被孤零零地抛弃在空旷的宇宙中，却盲目地相信一个子虚乌有的目的。康斯坦特在1790年致友人的书信中说:“我们就如同没有指针的钟表，钟表的齿轮被赋予了智慧，便不停运转下去，一直到朽坏。虽然不知道为何如此，却还不断地自言自语:我转动，故而我有目的。”

还有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解释宗教，认为所有的宗教信仰并非来源于理性或启示，而是来源于原始民族心理上的恐惧和希望。这种观点认为，原始民族在面对自然世界时，凭着炽热的想象很容易将雷、电、雨、光等自然力量等拟人化，并创造出各种神灵来。于是，他们举行献祭的仪式，以取悦这些神灵，并最终发展出了负责祭祀仪式的祭司阶层。因此，宗教并非来源于对自然之中美与和谐的理性沉思，而是来源于对未知力量的恐惧的非理性冲动。1757年，休谟在《宗教的自然历史》这部著作中提出，根据我们对最早的人类文化的了解，他们根本不存在对任何自然之神的理性信仰。实际上，所有的远古文化无不创造出了为数众多的神灵来表达原始的希望和恐惧，所以他们都是“多神论”。休谟指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关于宗教的最初观念并非来源于对自然作品的沉思，而是来源于对生活事件的关注，以及能够作用于人心的持续不断的希望和恐惧。”还有人用气候来解释宗教的起源，譬如孟德斯鸠。他们认为，某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受他们所居处的外在环境所影响的。正如布赖恩·格瑞施所言:“宗教就像自然一样，被去神圣化了。宗教的具体历史形式取决于气候是阳光充足还是凄清阴冷，取决于鲜廉寡耻的僧侣阶层的诡计，以及身体不适带来的忧郁症等因素。”

到18世纪下半叶，有些大胆的思想家开始公开宣称无神论，几乎抛弃了任何关于上帝或宇宙中精神存在的观念。对这些思想家而言，宇宙只不过是一堆盲目的物质和力量的混合物，既不存在上帝这位设计者，也毫无目的可言。他们认为，科学向我们指出了一个没有神灵、物质主义的宇宙世界，而人类只不过是物质的存在体，能体验到感官愉快和痛苦，能繁衍后代，然后就消失灭亡。在荷兰受过教育的法国医生拉美特利在《人是机器》(1747年)这本书中认为，人类不过只是机器，仅仅只是栖居于一个纯粹物质的宇宙中并能活动的物质体。拉美特利写道:“故而‘灵魂’是一个空洞的词语……只要赋予它力量的源泉，能动的身体便具备了一切活动、感受、思想和忏悔的条件——简言之，便具备了在物理世界和道德世界行动的条件。”他还进而说:“就让我们大胆地得出结论吧，人就是机器，整个宇宙只不过是由某种容易产生变化的单个物质构成的。”这种观点显然是非常极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宣扬无神论会招来严厉的惩罚。尽管如此，一些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仍然在私下宣扬无神论，不过他们常常只是在和可信赖的朋友进行私密谈话时才提到无神论。休谟第一次和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在巴黎共进晚餐时，曾对世界上是否存在真正的无神论者表示怀疑。霍尔巴赫随即让休谟去清点来宾的数目。当时共有18位客人在场。霍尔巴赫说道:“我敢说，共有15个无神论者。其余三位还在犹豫不决。”

法国哲学家狄德罗也逐渐接受了无神论，但是他同时对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的道德前景十分担忧。他担心，这样的社会将无法为善行提供宗教核准。不过，其他人却将无神论看作是一种解放的形式，并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宣扬无神论。他们时常将无神论和共和主义等同起来，号召众人推翻王室和教会，并幻想着用最后一个教士的肠子绞死最后一个国王。他们之中还有人将无神论和性自由联系起来。在拉美特利看来，幸福只是身体愉快的问题，和善恶伦理毫不相干。对于英国无神论者杰瑞米·边沁来说，幸福可以按照愉快和痛苦的微积分来加以计算。萨德侯爵吸收了这些观点，在著作中对性行为进行露骨的描述，并提倡性实验和乱交。在18世纪，色情文学逐渐增多，例如约翰·克里兰的《芳妮山》(1748～1749年)以及1748年出版的《特瑞莎哲学》，而后者的作者据说是阿艮侯爵。这类作品大多数都赞同唯物主义哲学和性自由，故而导致普通人总是将无神论和无道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对于许多人而言，道德堕落正是启蒙运动后期的唯物主义哲学以及相信宇宙并不具有道德目的的逻辑结果。无神论显然只是少部分思想家的观点。不过，大多数欧洲社会精英也逐渐游离基督教信仰之外。英国圣公会主教约瑟夫·巴特勒在1736年写道:“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竟然想当然地认为基督教是虚假的。”他继续写道:“这些人还把基督教看作是取笑和逗乐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