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序

启蒙运动在西方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甚至被人们当做西方中世纪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真正分水岭。“启蒙运动”这个概念的法文为Siècle des lumières，德文为Zeit der Aufkl－rung，英文为the Enlightenment，均含有“以光明驱逐黑暗”之意。“启蒙”二字在中国人的理解中，无非就是开启理性精神、驱除蒙昧信仰的意思，因此启蒙运动通常被看作是一场宗教批判运动。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启蒙运动就是一场反基督教的文化运动，它的代表就是18世纪那些高举着无神论或者自然神论大旗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达朗贝等人。

美国著名文化史家威尔·杜兰指出:“近代心灵的真正问题并不存在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也不在宗教与文艺复兴之间，而是基督教与启蒙运动之间;启蒙运动的时间很难追记清楚，大约是随弗朗西斯·培根而起始于欧洲，志在理性、科学与哲学。就像艺术是文艺复兴的主调，宗教是宗教改革的灵魂，科学与哲学也就成为启蒙运动的神。”^①启蒙运动是与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勃兴密切相关的，而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共同根基就是理性精神，因此，启蒙运动的精髓和实质无疑就是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与15、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所倡导的感觉主义，以及宗教改革运动所弘扬的信仰主义，都是大相径庭的，它构成了17、18世纪西欧社会的新兴的时代精神。

在15、16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代，南部欧洲拉丁语文化圈里兴起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而北部欧洲日耳曼文化圈里则爆发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这两场思想文化运动虽然对于突破中世纪的沉闷文化氛围、打破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思想专制格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们二者从根本上来说仍然带有浓郁的中世纪气息。无论是文艺复兴运动，还是宗教改革运动，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都是非常保守的，它们的理想不是指向古典文化，就是指向教父时代。罗素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与中世纪的哲学家一样盲目地崇拜权威，只不过是用古代的权威取代了教会的权威而已。“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把在古代受到维护的那些迷信保留下来……从教会里得到解放的最初结果，并不是使人们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让人对古代样样荒诞无稽的东西广开心窍。”^②至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们，同样对理性采取一种贬抑的态度。无论是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神学思想和三个“唯独”的口号(“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唯独恩典!”)，还是加尔文的带有浓郁神秘色彩的双预定论，都是把信仰高高地凌驾于理性之上。因此，整个16世纪西方文化的基调是感觉主义(南部欧洲)和信仰主义(北部欧洲)，而理性主义的发展壮大是从17世纪才开始的。

理性主义在17世纪的生长首先表现为普遍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这种怀疑和批判当然是针对着当时强势的基督教信仰的。在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所开拓的一片荒漠之上，近代科学和哲学才逐渐发展起来。毫无疑问，这种建立在理性之上的近代科学和哲学必然要与建立在启示之上的传统基督教信仰发生尖锐的矛盾。面对着这种矛盾，人们既可以采取一种极端的做法，用一方来否定另一方;也可以采取一种温和的做法，在矛盾的双方之间寻求妥协。因此，如何用新兴的理性精神来批判、超越甚至根本否定传统的基督教信仰，这固然是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堪称典范);但是如何使新兴的理性精神与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相协调，使基督教信仰本身从一种反理性的信仰日益转变为一种合理性的信仰，这同样也是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17世纪的英国人和18世纪的德国人作出了表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后世人们谈起启蒙运动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把后面这个重要内容忽略了。这样就导致了一种对启蒙运动的简单化和模式化理解，把启蒙运动仅仅看作是一场反基督教的运动，忽略了它同时还承担着一种把新兴的理性精神与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相协调的重要使命。

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之所以对基督教信仰采取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基督教信仰，是由当时法兰西的天主教思想专制与波旁王朝政治专制沆瀣一气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但是在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宗教改革和政治立宪的英国，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正如同立宪君主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一样，并没有演变为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17世纪的英国人是温和而审慎的，他们既推崇实验科学和经验哲学，也珍视自己世代相袭的宗教信仰。他们既不会像16世纪的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教徒那样用狂热的信仰来压制理性，也不会像18世纪的法国无神论者那样用独断的理性来否定信仰，而是力图在二者之间达成一种妥协(正如他们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力图在国王和人民之间达成一种妥协一样)，从而确立起一种合理性的基督教信仰。在17、18世纪，英国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启蒙运动在英国并没有像在后来的法国那样，掀起宗教批判的惊涛骇浪，而只是开启了一条潺盢平缓的思想细流。在这条思想细流中，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与新兴的理性精神和谐地交织融会在一起。

由17世纪的英国人所开启的启蒙运动之思想源流，到了18世纪的法国人那里，很快就被推向了极端，从而造成了振聋发聩的巨大效果。其结果，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这场运动的基本特点就是对基督教的猛烈批判。伏尔泰、霍尔巴赫等法国思想家对基督教的批判，固然是激烈而犀利的，却谈不上深刻。他们把基督教以及一切其他宗教都看作是欺骗加愚昧的结果，这种偏激而片面的看法恰恰反映了法国启蒙思想家自身的浅薄性。当这场被喜欢标新立异的法国人推至极端的启蒙运动，传播到深刻而晦涩的德国人那里，则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18世纪德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如沃尔夫、莱辛、门德尔松、康德、哈曼、赫尔德等人)固然继承和发扬了由英、法思想家所代表的时髦的理性精神，但是他们同时也深深地植根于德意志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路德所开创的基督教信仰传统中。面对着普世性的理性精神与民族性的宗教传统之间的张力，德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各有不同的侧重，然而他们在一个根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力图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把普世的与本土的、理性的与信仰的东西协调起来，而不是像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简单地用一方来否定另一方。在这方面，近代德国人作为一个落后民族(相比起同时代的英、法、荷而言)，他们在启蒙运动中对待普世理性与传统信仰的辩证态度，是值得我们好好借鉴的。

相比起西方诸国，中国的启蒙运动具有自己的特色。一些研究者们以大量的材料证明，自从明朝中叶(嘉靖年间，16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启蒙思想的涓涓细流。^③如此算来，中国的启蒙思想比西方还要早一个世纪，但是它的历史效果却令人失望——一次次开启科学、民主之理性精神的结果，却是一次次又落入了专制蒙昧的窠臼之中。明清时期的那些启蒙思想家们(如王艮、李贽、袁宏道、徐光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戴震、袁枚、龚自珍等人)，就如同口衔嫩枝的报春之鸟，一批又一批地冻死在寒冷冬日的尽头。这样就使得中国的启蒙过程出现了一种“黎明翘首可望，黑夜却漫无尽期”的奇特历史效应，这种令人尴尬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三百年之久。到了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渗入，中国人才开始踏上了一条全新意义的启蒙历程，其典型表现形式就是推崇“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场源于西方的启蒙思潮席卷了整个中国知识界，无论是倡导“全盘西化”的激进人士，还是主张弘扬国故的保守主义者，都像18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深切地感受到外来的价值理念与本土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巨大张力。在“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等一系列“古今中西之争”中，论战各方尽管立场、观点相异，但是在主观动机上却都怀着一种试图协调西方科学理性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良好愿望。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东北三省的沦陷和中国殖民化程度的加深，国人对于启蒙的兴趣逐渐被救亡的主题所取代。相对于弘扬理性精神、倡导科学民主而言，救国保种的问题更加迫在眉睫。从此以后，由于民族矛盾和政治冲突等种种原因，启蒙的问题在中国长期被搁置于人们的视野之外，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

今天的中国文化正面临着一个现代化转型的问题，这个问题与18世纪德国人所面对的启蒙问题颇为相似，其最令人困惑的地方就是如何处理由西方现代文化所代表的普世性价值理念(如民主、法制、自由、平等、人权等)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中，普世的与传统的这两条相互交叉的线索将会交织出一种什么样的前景?“全球价值”与“中国特色”到底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融会?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以夏变夷”，还是脱胎换骨式的融合更新?这些问题都需要所有关心中国文化命运的人来共同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启蒙运动以及中国明清以来的启蒙思想脉络进行一番重新梳理，无疑将有利于我们克服现实的困惑，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审视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

2006年9月17～19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了“启蒙与世俗化:东西方现代化历程”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美国、新加坡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许多著名学者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这本论文集就是对部分会议论文进行翻译、汇编的结果。我们希望这部论文集的出版将有助于中国的研究者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启蒙运动、世俗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并且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中国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赵　林

英国伯明翰大学神学与宗教学系　邓守成

注　释

①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下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6页。

②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6页。

③在这方面，最有力度的著作当数萧萐父教授和许苏民教授合著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