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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美丽的诗句取自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歌颂葡萄牙人航海功业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在16世纪以前，谁能想到这么一个僻处欧洲西南端，人口不过125万的小国竟会崛起而为世界性的大帝国。这些古代卢济塔尼亚人的后代似乎是天生的航海家，他们斩断大海的惊涛骇浪，用密如星辰的贸易站将从里斯本到澳门之间的航路完全垄断，从东方来的香料、胡椒、丝绸和茶叶必须经葡萄牙人之手才能贸易。

在那个时代，葡萄牙人无疑是地球上看得最远的民族。多少年来，诺曼人和萨拉逊人生活在海湾和港口，用拖网渔船和三角帆帆船扬帆出海，北欧的维京海盗驾着令半个世界颤抖的龙头长船抢掠和拓殖，足迹远及冰岛和格陵兰，但只有葡萄牙人能将这些融会贯通，把所有前人的技术成果冶为一炉。

对他们来说，航海不只是生计和对好奇心的满足，而是他们的骨和血。一旦这个民族懂得了航行世界带来的利益，他们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第一个世界性的海洋帝国在他们手上诞生，葡萄牙人，连同后起的西班牙人，将世界真正连为一体。在他们的世界中，太阳永远不会落下。

如此的勋业自然要有伟大的歌者出现，让子孙后代了解自己民族光辉的顶点。

卡蒙斯生活在葡萄牙霸业的晚期，在他之后，这个叱咤海上的帝国脆弱的贸易线将受到荷兰、英国这些后起之秀的攻击，逐渐分崩离析。而强大的邻国西班牙更时刻威胁着它的国防，渐渐地，葡萄牙沦为了西班牙一个被征服的省份。在帝国的余晖中，卡蒙斯返身回望，以生花妙笔追忆不可再得的荣光，为即将陷入漫长的没落岁月的同胞们带来精神的慰藉。

卡蒙斯的祖辈是迁居葡萄牙的西班牙人，地位算是贵族。在青年时代，他就读于本地的大学。虽然他在那里学会了拉丁文、希腊文和意大利语，但是这个热情四溢的年轻人最感兴趣的，却是异教的希腊罗马史诗。埃涅阿斯七年的海上漂泊，俄底修斯十年的漫漫归家路，都激动着卡蒙斯的心灵。尤其是荷马的《奥德塞》，里面展现的海上生活的雄壮与奇异，异国土地的绚烂色彩及神秘气氛，都让他深深着迷。荷马对大海的想像充满了浪漫的元素：塞壬女妖让水手失魂落魄的歌喉、喷吐着海水的海怪斯库拉和卡鲁伯底丝，飞溅着冲向岩壁的水沫、生长着忘忧果的海岛、从风袋里吹出的狂暴的飓风……这些都像音乐一样在卡蒙斯脑中激荡过无数遍。

虽然写了几出戏剧，但在里斯本，卡蒙斯得不到王室的赏识。失望之下，他应征入伍，在摩洛哥服役。在一次战斗中，卡蒙斯失去了右眼。这一事故对他精神上的伤害十分严重，因为他从此很难再获得女士们的青睐了。

这时的葡萄牙仍在努力维持自己的海外事业，卡蒙斯申请前往果阿——帝国东方势力的中心，也是驻印度的第二任葡萄牙总督阿尔布克尔克从穆斯林手中夺取的城市。在那里，他有很多的空闲时间从事写作，也有机会造访远东的几个大城市。一次在湄公河，卡蒙斯的船翻了，他紧紧握着《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手稿，把它高高举在水面上，奋力游到了河岸。

在度过了十七年的海外岁月后，卡蒙斯回到葡萄牙。1572年，《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出版。这部书为他挣得了一万五千雷阿耳的年金。但也仅此而已，本国人还无法意识到作者的伟大。但在文化更为发达的意大利却不乏卡蒙斯的知音，博洛尼亚的大诗人托尔克瓦托·塔索称赞它是“聪明而且高妙”的作品。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优美动人，在缺乏文化根基的伊比利亚半岛独树一帜。从中既可读到荡气回肠的殊死搏杀，也不乏哀怨凄美的爱情传奇。其最令人难忘的篇章之一，是它所描绘的葡萄牙王子佩德罗和卡斯蒂利亚（古代西班牙最大的公国）公主伊乃丝之间催人泪下的绝恋。

伊乃丝是卡斯蒂利亚国王的私生女，虽然血统高贵，美艳动人，但难以启齿的身世不免让人看轻。她寄寓葡萄牙宫廷中，与王子佩德罗相恋。卡蒙斯以中世纪骑士抒情诗的笔法渲染他们彼此间无法割舍的情感：

伊乃丝对王子以身相许，珠胎暗结。不幸的是，此事被葡萄牙国王阿方索四世知晓，他如何容得下儿子娶这样一个出身卑贱的女人。盛怒之下，他决定处死伊乃丝。少女在国王面前苦苦哀求，只求看在自己与王子的无辜儿女的情面上，将她放逐到蛮荒之地。她表现得得如此真挚动情——“她抬起泪水涟涟的双眼，/可怜地望着明净的苍天，/然后掉过头注视着自己的娇儿，/他们一向得到宠爱和照顾，如今将沦为孤儿，/这使母亲多么伤悲。”——国王几乎被她打动。但凶如豺虎的大臣们却一拥而上，摇唇鼓舌，声言伊乃丝大乱国家纲纪，不杀不足以彰显国法。无奈，娇弱的伊乃丝被推上了断头台：

日后立她为王后的人（注：佩德罗登基后尽诛陷害过伊乃丝的大臣，追立伊乃丝为王后），

卡蒙斯对伊乃丝的命运大洒同情之泪，他写道：

奇异的是，这诗歌讲述如梦似幻的爱情悲剧，憧憬纤尘不染的纯洁恋情，这十足的宫廷腔调，分明是中古骑士传奇的传统写法。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本身讲述的偏偏又是一群航海冒险的亡命之徒，这些人，就像史诗的主人公达·迦马船长一样，只有勉强及格的读写能力，决无可能从他们的口中引经据典地说出锦绣文章。

从根本上说，船长和水手们代表了这个时代认同的新英雄的形象：富于实践精神，懂得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勤快而有效率，心中充满斗争、征服和胜利的热望。

说起来，《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同时表现了两类人，优雅娴静的和好斗不安的。这是一个从封闭时代走向开放时代应有的文学的样子。文学的双重性格是时代双重性格的反应。古代的世界还在恋恋不舍地显示着自己的魅力，让我们沉醉在王子和公主幽怨的浪漫情调中。但是，这个情调很快就要被打破，欧洲人越来越被自己追求世俗成功的渴望所驱使，在他们眼中，那些昔日吟唱着牧歌的田园如果不变成可资出售的地产的话就毫无意义，如果让无组织无纪律的野蛮人占据着美洲的大片土地，而不将其变为种植园、房产和贸易站，就是对上帝最大的不敬。

这种过渡性格不仅体现在文学中。欧洲第一代的拓殖者，如恩里克王子，大都具有这样的特质。他们一方面谨守教廷训令，希望靠讨上帝欢心的行为在天堂谋得较好的位置，另一方面，他们不再像骑士一样追寻虚幻之物，而是要获得实际的利益。他们不再以为培养坚贞的品德和进行虔敬的忏悔就是生活的全部，而是坚信幸福不能靠天上赐予，只有自己的信心和双手才能创造。面对陌生的、未知的世界，他们不再感到恐惧，而是轻蔑地加以征服。

新的欧洲即将诞生，这是光明和黑暗交错的年代，一个“现代”社会在这里喷薄欲出。

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价值观的转换。《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线索是英勇的船长瓦斯科·达·迦马绕过好望角，越过从没有人航行过的大海，最终到达印度的旅程。卡蒙斯讴歌葡萄牙人在航海生涯中体现出的勇气和高尚的动机，认为像达·迦马这样伟大船长，即使埃涅阿斯和查理大帝麾下的十二骑士都无法与之比肩。

而在大部分的篇幅中，卡蒙斯通过达·迦马向好客的马林迪国王讲述了葡萄牙民族的个性和历史。在很多方面，这部史诗与荷马的《奥德塞》在情节上颇有雷同之处，但有一点却迥然不同。《奥德塞》中的英雄俄底修斯尽管坚韧不拔，却是满腹乡愁，他触犯神威，被罚在海上飘荡十年，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回家，享受家居生活。可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全然没有这种前现代的乡愁，出海的目的便是远征，家庭的位置全不重要。尽管在出发的港口，有哭倒在地的老母亲在呼喊：

面对这样的诘问，航海者的回答是：

葡萄牙人对海洋有发自心底的热爱，他们最大的两个产业就是渔业和造船业。一个16世纪的旅游者说：“葡萄牙人历来有造船的习惯，而且造大吨位的船。造船用的木材量大得让人难以置信，方圆几里的森林甚至还不够造两条船。”由于地处温带，海洋鱼类极其丰富，渔民与大海、星辰、潮汐为伴，他们紧靠海岸进行近海作业，以沿岸的特殊地理特征作为航行的标志。水手们则经验丰富，能从不断变化的风势、水流和潮水中看出利于航行的端倪。葡萄牙的大多数港口是河、海两用港，非常容易淤塞，风向多变，易出意外，需要航行者有高超的技巧，因此，葡萄牙人很早就享有天生的水手之名。为了利用风向，他们将船的形状和船帆都做了巧妙的设计，使之更适合在各种情况的水面和风向中行驶。葡萄牙人正是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繁衍成长。

可以想像，一旦这个渔民和水手的国度开始展望更广阔的世界，开始明白跨海冒险和征服能够带来多么大的利益。他们蕴藏的潜能将会以怎样令人吃惊的强度爆发出来。

15世纪，欧洲贸易的中心在地中海，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家族向中东的穆斯林购买香料，而这些香料又来自遥远的印度和东南亚的群岛。位于欧洲最西端的葡萄牙因为背向这一贸易中心而无法参与其中。这时，他们中的有为者开始尝试从相反的航路进入印度洋——既然不能分享地中海的利益，那不妨另辟蹊径，以开阔的胸襟去发现新的世界。

于是，在卡蒙斯笔下，我们看到了一种纯粹的对人的能力和功业的歌颂。在一个著名的片段中，卡蒙斯无法按捺自己的激动心情，将包裹史诗的宗教祭祀的神圣外衣抛诸脑后。他声称，所谓的神，无非就是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