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蓝色帝国梦

脱离草原，这是元代的特殊之处。

突然入主中原的蒙古贵族们心中没有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对于商人牟利行为的禁止也没有后来的朝代那样激烈，这使得商人们头上的重压暂时得到缓解（虽然说起来也很可怜）。更重要的是，蒙古人大范围的征服和屠杀将中国、突厥、波斯、俄罗斯团结在一个大帝国中。各个王公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大多关心商旅的安全，宽容各种信仰，使得原本阻塞不通的世界海上和陆上的大道得以开通。马可·波罗一家的旅行证明了东方和西方互相开始了真正的接触。虽然这以屠杀为代价，但无疑仍算得上是个幸运的结果。

马可·波罗是典型的商人，他对那些泛海跨洲的商贸有特别的兴趣，港口、船只和货物在《寰宇纪行》里频频亮相。他尤其注意的是福建省的两大港口——福州和刺桐（泉州）。福州的许多商船来自印度，装载着砂糖和珍珠宝石。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货船熙熙攘攘、络绎往来，货物层层叠叠、堆积如山。中国的船只定期从这里驶往爪哇港，带回“黑胡椒、良姜、荜澄茄、丁香和其他香料，刺桐商人因经营这些商品而致富”。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与印度和印度洋上岛屿的王公们缔结了商贸协定，中国商船队远及锡兰和卡亚尔，运载着印度洋的珍珠和德干高原的钻石，也把丝绸和瓷器输往国外。在所有的贸易中，每个商人必须付收入的百分之十作为税款，大汗因此获得了惊人的收入。

这一联通世界的海上贸易盛景，在元人笔下也有记录。三首时人的《舶商谣》道出了那些风餐露宿、奔波海上的中国商人的情状：

朱张死去十年过，海寇凋零海贾多。南风六月到岸酒，花股篙丁奈乐何。

琉球真腊接阇婆，日本辰韩濊貊倭。番船去时遗矿石，年年到处海无波。

熏陆朝椒腽肭齐，明珠象齿骇鸡犀。世间莫作珍奇看，解使英雄尽低头。

后人说元朝是“蓝色帝国”，说的便是蒙古人重视商业、鼓励航海经商的政策。可是这一气度胸怀为何不能造就一个世界性的海洋帝国，以致元人立国未到百年便被中原汉人驱逐呢？虽有国外学者声称：“蒙古人使中国获得了一种真正的海洋权，从这点上来讲，蒙古人预告了一种新型帝国权力的来临，它是基于海军舰队实力的。”（杰克·威泽弗德）但既然最终未能建立任何形式的海军，也没有真正牢固的海外贸易站，只凭表相来臆测历史的结果，毕竟属于无稽。

大元帝国是传统的中央集权帝国，但其行政能力之低下，为中国历代统一王朝所仅见，财政税收毫无组织章法。大批蒙古人和色目人享有特权，成为贵族，全民被分为许多“封禄”，被置于贵族的采邑中。但同时又从中央委任各级官员，分管地方事务。此举导致了地方官和贵族的权责混乱：地方官职能模糊，有许多程序上的空子可钻；贵族则责任感尽失，认为具体的地方民生应该由官员管理，与自己无关。在这些一味搜刮谋利的官员和贵族的鱼肉下，民生之糜烂可想而知。

从忽必烈时代开始，元朝的吏治就有败坏之象。西域色目人把持了朝廷财政大权，对百姓的盘剥可谓敲骨吸髓。而忽必烈也喜欢任用在财政经济问题上能给国库带来更多收入的理财专家。他先后重用的几个大臣：阿合马、卢世容、桑哥，无一不是冷面冷心、手持算盘、唯利是图的聚敛高手。这样的聚敛全无经济上的通盘考虑，只求把地方上的钱谷一网打尽，往往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其中尤以阿合马为最，此人是回纥人，有舌辩之才，替忽必烈理财二十余年，因为增加新税收，严查隐匿不报税者，受到忽必烈赏识，做到中书平章政事，掌握宰相实权。此后更加变本加厉，滥发钞币引发通货膨胀，实行盐铁专卖。加之为人骄横跋扈，凡是冒犯他的人，不加审讯就可判死罪，更公然强抢女子供他淫乐。满朝文武，除了依附他的人外，无不恨之入骨。

阿合马猖獗之时，马可·波罗正在北京。《寰宇纪行》详细地记载了阿合马的败亡。

枢密副使张易的妻女全被阿合马奸污，他不堪忍受此辱，发誓报仇。他与好友王著合谋，当忽必烈和太子真金按照惯例离开北京前往上都消夏时，就杀死留守的阿合马。机会终于被他们等到。在预定的那天，张易和王著率人潜入皇宫之中，将大殿的灯火全部点上，派人去见阿合马，佯称太子真金突然回京，召他速来觐见。阿合马惊讶万分，但还是听召前来。当他看见灯火丛中的王著时，误将其认作太子，连忙跪下，这时站在一边的张易挥剑斩下了他的头颅。

《元史》的记载和马可·波罗的说法稍有出入，认为王著是事件的主谋，张易其实并未参与其中。

无论如何，阿合马恶有恶报。忽必烈回京后，大臣们向他检举阿合马的种种贪赃枉法之事，他这才恍然大悟，命人将阿合马的尸体发掘出来，扔到街上让群犬争食，又把阿合马的七个儿子全都剥皮。

但是阿合马之死并不意味着聚敛之风的平息，卢世容和桑哥继之而起，对财利的攫取丝毫不逊于阿合马，又都因东窗事发先后被诛。

照此看来，嗜利的其实是大汗本人，他手下的佞臣不过是保全大汗名誉的冤魂而已。虽然忽必烈仍算得上是伟大的君主，但是却没有远大的眼光将商业的发展转化为国家的动力。元帝国仍然是一个官僚本位的集权国家，商人只是些不被信任的富人，永远不会成为国家的主导者。

为防止祸乱，元朝执政者也发布过海禁。但到底贪图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最终还是重新开海，转而设市舶司管理海上的税收，“细货”抽分十分之二，“粗货”则为十分之一。为牟取最大利润，官府也加入经商行列，由政府出资建造海船，招募商人经营，“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之人得其三”，将大部分的收入划进自己囊中。为了确保官府的垄断权，还规定富户不得用自己的钱私自造船下海，否则“籍其家之半”。虽然这一政策后来有所松动，但是，私商想要下海，除非先贿赂市舶司的官员，否则想要自由地追求个人的利润和功业，简直难于登天。

在这场权力控制和自由贸易的角逐中，得胜的是国家。至元朝中期，仅抽分和市舶司所得，每年就可得银数十万锭，足充“军国之资”。在官府眼中，海上贸易无异于养了一只生蛋的金鹅，必要时还可以杀鹅取蛋。而南中国如火如荼的航海和商业，竟然发展不出一个自由商埠来，更谈不上如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一样细致完备的商业法规。

1291年，忽必烈的侄子，波斯汗阿鲁浑请求忽必烈给他挑选一位和前妻有同样血统的公主为妻。忽必烈为他选了阔阔真公主。马可·波罗提出，他熟悉海情，可以做向导护送公主走海路到波斯。于是，马可·波罗离开了生活了十六年的中国，经过四年漫长而艰苦的旅行，在波斯海岸登陆，将公主交给阿鲁浑的儿子（阿鲁浑已死）。随后回到威尼斯。

马可·波罗的《寰宇纪行》是一部奇妙的书，里面记录了东西方是怎样第一次好奇地互相张望，不过他很少谈及自己，即使提到时也是作为所述事件的目击者，所以我们很难了解他的真实性格。不过，正如后人赞誉的那样：“至今还没有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萨拉逊人、鞑靼人还是异教徒，能像尼科洛·波罗的公子、高尚而伟大的威尼斯公民马可·波罗那样，到过世界上那么广大的地区。”

然而，在马可·波罗身后，东西方的通道很快又关闭了。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被萨拉逊人占领，西方人失去了前往东方的基地。忽必烈之后，元帝国加速走向没落，最后明军北伐，元顺帝逃窜漠北，帝国土崩瓦解。朱元璋随后制定锁国政策，“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

中国人的海洋时代就此草草了结。

就这样，来自天似穹庐的漠北草原的蒙古人将他们的野心几乎扩大到了整个世界那么大，让马可·波罗在如此广袤的地域里旅行也不会遇到任何的障碍。但是，也许只差那么一点点，他们向大陆民族的宿命低下了头，退回到了“黄金家族”古老的梦幻中。涛声已然远去，胸怀壮志的中国商人们鬓毛已衰、望洋兴叹，守着祖产和儿孙了此残生。那些曾横跨印度洋的商船，用上好的冷杉制成，舱壁厚达十三层，再大的风暴也无法让它倾覆，现在却毫无用处地躺在岸边，桅断帆碎，泥沙掩身。

在短暂的喧嚣过后，东西之间的海洋又重新归于平静，但是它已经不甘就这样沉寂下去，因为它听到了来自更远的远方——伊比利亚半岛——的风雷声，已经有新的船长怀揣着梦想，准备拔锚启航了。它凝神谛听这一声音，期待着另外一种眼光对它的注视。

它知道，这种注视，终将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