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汗之国

在中国，首先魅惑马可·波罗眼球的，是汗八里（北京）城的巨大和壮丽。马可的家乡威尼斯，城市没有城墙，埋下几根木桩，运来一些石料，一个新的街区就在水面上建立起来。而此时的东方，大城市已经集中了大量人口，人人乐于享受现在，不愿顾及将来。世间的一切繁华，莫不在城市中臻于鼎盛。当然，城市的巨大与王朝强大的政治凝聚力相称，无论是北京还是杭州，背后都是统一的中国。

马可·波罗详细描绘了汗八里的新城区。新城区修建的原因是大汗根据占星者的预测认为旧城可能会发生叛乱。在这里，高大的正方墙环绕着新城，城墙上开设了12座大门，城门上有漂亮的箭楼。全部道路都设计成直线，连房屋也建造在四方形的土地上，城区的布局就像棋盘一样整齐有序。最高的建筑是市中心的钟楼。到了夜晚，当第三声钟响过后，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除非是孕妇分娩、有人急病等非外出不可的事情，但外出者必须提灯而行。城门之外是面积广大的城郊区，其居民人口总数远远超过城区。在距城墙一里的地方，有设备完善的旅馆招待各地来往的客商。

对于元帝国的繁荣和商贸的繁荣，马可·波罗谈论的语气充满了赞赏。与收敛内向的中国后代王朝不同，元朝执政者较少传统规训的束缚，行事以“利”字当先，善于利用现有技术的长处，处处体现出扩充经济、畅通商路的开放气象。

北方的丝绸中心是汗八里，每天有上千辆满载生丝的大车驶入，用它们制成金丝织物和成品布；成都生产薄绢，大规模出口到中亚；扬州是长江下游最大的稻米市场；苏州是个壮丽的大城，出产大量的生丝，这里的居民人人都穿着绸缎的衣服，令人惊叹——他们在产业和经商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才智，可惜的是他们缺乏勇武的精神，否则如此多的人口和如此富裕的程度，必将令他们征服天下。

不过最让人目眩神迷的，是马可·波罗口中的“蛮子省”（即中国南方）的首府行在（Quinsai，杭州）。马可·波罗以少有的富于激情的语调说：“行在这个名称就是‘天城’之意。这座大城的庄严和秀丽，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城内处处景色秀丽，让人疑为人间天堂。”

马可·波罗说，行在“位于一个清澈的淡水湖和一条大河之间”，城中的桥梁多达“一万两千座”，车马在桥上均可畅通无阻。除了密密麻麻的店铺外，还有数个巨大的货栈，是为前往这里的外国客商准备的。城中有十个方形的大型市场，商贩们在广场上自搭凉棚经营。在一星期的三天中，都有四五万人前来赶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场上都有出售”。物资的充足和精美程度均令人咋舌，这里有数量惊人的黄鹿、野兔、麂子、野鸡、鹧鸪和普通家禽，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供应，硕大出奇的梨滋味芳香，桃子有“黄白两种”。近海和西湖为该城提供了美味的海鱼和淡水鱼，“你看到运来的鱼的数量如此之多，你都不能相信他们能卖出去，可是在几小时之内，就已销售一空。因为居民的数量实在太多，而那些习惯美食，餐餐鱼肉并食的人也是不可胜数”。马可·波罗从一个官员处了解到，单每天上市的胡椒就有430担，每担230磅。

大型市场和许多街道连接在一起，店铺鳞次栉比，出售香料、药材、珍珠等小货物。街上有众多热气腾腾的浴室，所有的人都习惯每天沐浴一次。妓女的数目也同样惊人，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气袭人，高级妓女身边有许多仆从相随。马可·波罗在城里还目睹了他从未见过的公共交通工具，这是一种装饰华丽的街车，“长方形状，顶上有盖，四周挂有绸幔，并配有绸制的坐垫，能容6人乘坐。那些喜欢游乐的男女常常用它代步”。

这就是马可·波罗眼中的大汗之国。

马可·波罗笔下的行在、汗八里这样的东方大城市的奢靡和享受，符合西人对东方沉溺在慵懒、精致、文雅的生活中的想像，使东方从此成为了远程贸易的终极目的地。由羡慕而致开拓，西人幻想着向东方的拓展能开掘新的财富源泉，缓解欧洲物资匮乏之苦。

由马可·波罗记载的这些亚洲城市，虽然看上去显得浮靡，但他的确并未言过其实。宋末元初，文人周密著有10卷《武林旧事》，追忆杭州的风物鼎盛、冠盖云集，足以与马可·波罗的描写相互印证。如《酒楼》一篇，周密写道：

每楼各分小阁十余，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妆袨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春满绮陌。凭槛招邀，谓之“卖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强聒，以求支分，谓之“擦坐”。又有吹箫、弹阮、息气、锣板、歌唱、散耍等人，谓之“赶趁”。及有老妪以小炉炷香为供者，谓之“香婆”。有以法制青皮、杏仁、半夏、缩砂、豆蔻、小蜡茶、香药、韵姜、砌香、橄榄、薄荷，至酒阁分俵得钱，谓之“撒暂”。又有卖玉面狸、鹿肉、糟决明、糟蟹、糟羊蹄、酒蛤蜊、柔鱼、鰕茸、干者，谓之“家风”……酒未至，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如此屡易，愈出愈奇，极意奉承。或少忤客意，及食次少迟，则主人随逐去之。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

就是说酒楼里有妓女凭栏召客，又有小丫头筵前歌唱，不管你听与不听，只想得钱。又有卖各色小食的，来回穿梭。酒楼里三教九流混杂，吹箫、唱歌、杂耍者不请自来，喧声不绝。为了夸耀奢华，筵席上盛酒的全是精美的银制器皿。光是讲讲驻扎在酒楼里的各行各业，就可以写一本书。完全可以想像，如果你是那时的杭州人，当时至黄昏，暑热消尽时，尽可在街边的公共浴室用凉水洗了澡，掂量掂量手中的银子，意态悠闲地踱入一家叫“和乐楼”的酒楼，立时会有伶俐的行脚跑堂跟上，口里说着：“客官，您来些什么？”点完了菜，听他在厨房口响亮地唱出菜名：“戊字桌客人要团鱼、煎白肠、水晶脍、脏驼儿、焦蒸饼、海蜇、辣瓜儿、倭菜，莼菜笋，再来一壶上好的丰和春酒！”然后是卖糕饼的挤到你面前：“糖糕、蜜糕、粟糕、麦糕、豆糕，您看您来点啥？”卖饮料的吆喝：“甘豆汤、椰子酒、豆儿水、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茶水！”卖蒸食的叫着：“大包子、荷叶饼和芙蓉饼！”而你的耳朵训练有素，总能在一片喧嚷中听到你期待的叫卖声，不会白跑一趟。

在马可·波罗生活的13世纪，东方统一大帝国的城市，其运作模式和马可的意大利老家有很大不同。杭州的规模、人口和繁盛程度都不是普通的威尼斯人所能想像的。但是威尼斯也有自己的骄傲，该城是商人掌权的共和国，城市是自治的，本身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是一个和专制的外部世界截然不同的所在。在别处受到奴役的农民，只要逃亡到自治城市就可以变成一个自由人，谁也胁迫不了他。在威尼斯住满十五年的话，就有资格申请部分公民权，住满二十年可以申请完全公民权。无论如何，商业是掌握在市民手中的，长期的定居者都可以享受“公民”待遇，自由地参与到城市事务中，甚至可能被推选为商业行会的领袖和城邦执政官。

城邦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和商人登上政治舞台，这些使意大利的城市虽然表面上没有杭州和北京那样光鲜，却取得了实质上的商业进步。没有专制政府对商业杀鸡取卵般的劫夺，市民在经营上的天赋方可淋漓尽致地发挥。马可·波罗的时代正是威尼斯黄金时代的开始，举凡信用贷款、风险投资、提货单、海上保险、复式簿记、经纪人这些现代商业社会不可一日或缺的要素均已完备。在商业上如有纠葛，也有按照成例制定法规的世俗法庭审理，你可以聘请私人律师，也可以让法庭为你指派律师。当事的各项文书和账簿信件都封存完备，以资后来者查阅。

而中国的商业和市井无论如何繁华，都严格地控制在朝廷手中，是庞大帝国的摇钱树，绝不可能出现商业本位、商人自治的城市。中国城市从未实现过城市的自由和自治，最大的原因就是君主和官吏的管理深入细致、密不透风，城市根本没有舒展拳脚的可能性。国家一旦地位巩固，就会怀着本能的恶意，用尽手段迫使城市就范。要发动战事或是赈济灾民时，商人总是第一个被想到的冤大头，出钱出到破产为止。除了一些国家雇佣和撑腰的官商外，中国从未出现过成气候的商人阶层，或者说，西方意义上的市民阶级在中国缺乏生长的土壤，终于胎死腹中。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就此说：

中国拥有牢固的市场经济，地方集市星罗棋布，小工匠和小商贩走街串巷，城市中店铺鳞次栉比，四方商旅往来繁忙。可见，基层的经济活动十分活跃，贸易也很兴旺，政府也有意扶持，虽然在他看来，农业收成才是一切的根本。但国家机器仍高高在上地监视一切，他对富得异常的任何人都持明显的敌对态度。

既然不能形成市民阶层，也就注定了中国的城市没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威尼斯和佛罗伦萨都有按照行业划分的行会，鞋会、医药商行会、呢绒工人行会……但中国缺乏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分工，没有在各自领域内组织得很好的商业机构和手工业机构。这样，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权力集团能够代表城市和农村对抗。再说中国自古是官本位社会，商人最好的出路是捐个功名，在官场上谋个职位。商人也教导子孙后代走“正途”，参加科举应试，跻身官僚队伍，这才真正令人艳羡。可以说，在中国，商人是一个不断背叛自己的阶层。城市的独立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在中国无异于天方夜谭，所以，中国的城市总是与农村处于平等地位，尽管规模巨大，居民却多不事生产，奢靡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