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邦的奇迹

佛罗伦萨的兴盛与意大利的城邦制度密不可分，这段特殊的历史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时期。两者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享有自治权。和远古的希腊一样，14世纪并没有“意大利”这个国家，意大利基本只是个地理概念。在亚平宁半岛上分布着众多小规模的政治单位。古代罗马人在意大利实现过的统一已经破灭，留下来的是一个教皇掌管的罗马教皇国，一个暴君专制的米兰，一个西班牙遥控下的那不勒斯王国，以及两个共和国：威尼斯与佛罗伦萨。

和欧洲的其他国家相比，意大利城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各个城邦如同无头苍蝇般互相撕咬、乱冲乱撞。国内到处是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连军队都由从外面请来的雇佣兵组成。在城邦之内，佛罗伦萨人为了防止政权落到少数人手里，挖空心思地不断地进行改革：当贵族权势过大时，平民担心出现暴君，往往会发起暴动，刺杀贵族；而平民对贵族权限所做出的限制也会引起相应的反弹。佛罗伦萨人设计了一整套办法：缩短官员的任期，频繁地进行职务调动和选举……通过这些方法来使公众经常关心政治，关心如何保障自己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政局的动荡不但造成了派系之间的尔虞我诈，而且使城市缺乏稳定和长久的和平。不管是对贵族或是平民而言，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用什么方法是完全不必介意的。

当政治没有什么附加的崇高意义时，人们反倒可以从中找到一些乐趣，因为它有时会完全变成舒张个性的表演舞台。

在意大利各个城邦中，政权普遍用谋杀和毒药夺得，至少也是暴力和阴谋的产物。统治阶层的男男女女好杀成性，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佛罗伦萨参与意大利的帮派斗争虽晚，但后来斗争却愈演愈烈，变成冲突最为激烈的地方。

第一次大规模内斗的双方是该城最有势力的两大家族：奔德尔蒙蒂家族和乌贝尔蒂家族。年轻的奔德尔蒙蒂与乌贝尔蒂家族的盟友阿米德伊家族的一位小姐订了婚，但当另一家人带着貌美如花的女儿上门求亲时，这位负心郎立刻改变了主意。他借口现在还是自由之身，毁弃了婚约。

这对阿米德伊和乌贝尔蒂这两个结了盟的家族是巨大的侮辱。当奔德尔蒙蒂骑马经过一座桥时，埋伏在桥脚下的两家的年轻人一拥而出，将他杀死。

这一谋杀案将全城分成了两大阵营：奔德尔蒙蒂派和乌贝尔蒂派。双方都有充足的人力和武器来互相攻伐杀戮，冲突持续多年难以平息。莎士比亚曾为意大利城邦国的这些无谓纷争而写下诗句：

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争，

鲜血把市民的白手污渎。

——《罗密欧与朱丽叶》

就这样，意大利的政治失去了崇高的责任感，变成贵族和普通市民好勇斗狠的舞台。党派之间的倾轧也毫无理想色彩，只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这使得意大利人很快地把自己从国家体制的压制中解脱出来。由于意大利根本不是一个国家，就很难要求它的居民具有国家民族的感情。政治不仅没有让意大利人感到压抑和驯服，反而在他们心中灌注了猛烈和单纯的情绪，让他们更加容易真情流露，发扬出不拘一格、自由放任的天性。在暴君专制的国家里束口不言的民众，在佛罗伦萨却可以指手画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在佛罗伦萨，个人的“自由”永远大于对城邦的“忠诚”。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薄伽丘提出，要是统治者无限地扩大自己的权力的话，那普通市民就有资格来选择捍卫自由的武器：“我可以使用武力、阴谋、密探、埋伏、欺骗等等手段来反对他，这样做是一个神圣而必要的工作。以暴君之血献祭是上帝所嘉许的。”相反，如果一个天才人物因为争取自由而被自己的城邦放逐的话，他也仍然充满信心，绝不认为这是耻辱。真正可悲的恰恰是失去了天才的地方，这证明它已经失去自由，不再值得留恋。所以，当但丁被佛罗伦萨驱逐时，他傲然说：

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么？难道我不在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面前屈身辱节，我就不能思索宝贵的真理么？

当政治变成个人行为的表演舞台时，宗教的地位在意大利人心中的地位也逐渐变得可有可无。

意大利是教廷所在地，可以说是一个圣人和神父的国家。圣地比比皆是，在三个半世纪中出现了两百多位圣人，比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还多。意大利拥有的主教数量同样惊人，他们为了取得教皇的恩宠而相互钩心斗角。当普通市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那些自封神圣的主教和僧侣时，他们的心中充满了仇恨和蔑视。对他们来说，这些人除了不劳而获地身居高位外毫无崇高可言。不仅普通教士毫无规矩，连教皇亦是如此。教皇利奥十世就表现得像个异教徒，他酷爱世俗享乐，身边环绕了一群无知轻浮的诗人，他们一起写作优美的拉丁文散文，朗诵措辞巧妙的诗歌。红衣主教皮皮埃为利奥十世写了一出喜剧，其粗俗程度使后世都没有一家剧院敢再次排演。利奥十世一次去观看一个僧侣写的喜剧，因为效果不好，他就鼓动观众把这个可怜的编剧用被单包起来，在空中抛来抛去，把他摔个半死。此外，观看赛马会、斗牛会、穿着便装去荒山野岭射杀野猪麋鹿也是这位教皇的最爱。利奥十世出身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他的先辈，佛罗伦萨执政者“豪华者”洛伦佐·美第奇用优美的诗句描述这个时代：

青春是多么美丽啊！

但是，留不住这似水年华！

得欢乐时且欢乐吧，

谁知明天有没有这闲暇。

这种无拘无束的气氛造就了意大利城邦充满个性的人物，他们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坚毅勇敢的性格，敢作敢为的独创性，被后世称之为“多才多艺的人”或“全才”。在那个时代，其他国家也有学识渊博的人，但往往只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才。而在佛罗伦萨，一个商人可能同时也是个政治家，一般还同时精通两门古典语言，骑马、航海和作战都难不倒他。在佛罗伦萨几乎找不出一个不读书的人，连驴夫都会吟诵但丁的诗句。正如瑞士学者布可哈特所说，除了佛罗伦萨，但丁的伟大诗篇在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产生的。

法国学者丹纳认为，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兼有两种气质，既有野蛮人的生命力，又有文明人的进取心和思考能力。只要能够发扬自己的、有利于自己的事情，他们绝不会拒绝去做。人们毫无羞愧地追求荣誉，期望青史留名，像但丁、薄伽丘这样的大师固然人品高尚，心里却蕴藏着不顾一切地追求“伟大”的决心。薄伽丘曾经向一位女子示爱，当这女子无动于衷时，薄伽丘就向她暗示，要是他在作品中说她的坏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大师们深信自己的作品将传诸不朽，而不会像军人的荣誉一般名随身灭。

这些生机勃勃的人物，完全遵从自己内心世界的想法，所做所为皆不同凡俗。他们要么像但丁那样独善其身，养成自主的个性，要么像马基雅维里那样毫不畏惧世间的误解，让世界服从于他振聋发聩的见解，或者像科西莫·德·美第奇那样培养优雅的趣味，把自己的人格注入城市的精神面貌中。

但不管怎样，在佛罗伦萨，一个“复兴”的时代突然涌现了，“就像一道闪电，像上天的恩赐……大师们将永恒的真理凝聚在不朽的艺术作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