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因为要查阅一项资料，专门翻阅《辞海》，现在已经很少人会捧着这么沉重巨大的书本来查数据了，单击计算机的键盘要方便许多。我的这本《辞海》还是1989年的缩印本，纸张轻薄，倒不松脆；字号极小，倒还清晰。我已经翻来翻去二十多年了，碰到疑难，仍旧习惯求问这本大部头的《辞海》。

打开《辞海》的第一页，就会看到你的名字作为常务副主编印刷在第一页，在我的脑子里，“常务”这两个字是比主编还要紧的呢。想起来曾经在你旗下工作过几年，不由得意起来。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初期，丈夫的爸爸——我的公公差我到你家送信，忘记了是谁来开的门，只记得你不在家，客厅里硕大的板床当中盘腿端坐着一个老太太，她黑衣黑裤，脑后还扎紧了一根笔笔直翘起来的小辫子，半闭眼睛，面孔铁板，十分威严。

我被她的架势吓到，丢下信件转身就逃，回到家里告诉我的婆婆，婆婆听了大笑，说：“你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有今天啊，告诉你，那是罗竹风的夫人，当年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会打枪的。”

于是我对你更加敬畏。在对你敬畏的同时，我发现除了你的夫人是个老红军以外，你也是很早就参加共产党的。这倒不稀奇，稀奇的是你这个30年代初期就参加共产党的人，还是北大主修中文的毕业生，那时候的北大学生，什么概念啊？优秀、前卫加上仪表堂堂，你一定神气得一塌糊涂。只是后来在你身边工作，从来没有听你炫耀过。

同时，你没有炫耀的还有另外一段历史，那就是你当过抗日游击队的领头人，真枪实弹地和日寇对战。北大的毕业生，参加共产党的人不少；能够端起枪来，转战山野，屡屡打胜仗，开辟抗日根据地，实在是相当少有的务实了。如此务实的共产党战士，后来竟被自己人扣上一个“托派”的帽子逮捕，那是要死的罪名，你被关押了近两年。有意思的是，你在被押期间还经常被头蒙黑布，跟着部队转来转去。

照理说你是一个吃过自己人苦头的人，可是你好像一点也不怨恨，仍旧跟在后面转来转去。我最不能理解的是，50年代中期“肃反”运动当中的故事。当时你在华东地区负责宗教工作，这个宗教当然是以“团结使用”为宗旨的。于是你在那个官方的宗教周刊《天风》上发表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文中称北京一家基督教堂的负责人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这实在有点太凶狠了吧，后来上海一些不同声音的宗教人士，也是你宣布出来逮捕的呢。

这当然不会是你个人的意志，只是你处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还记得你那个瘫痪了十八年的母亲，就是在外来的基督教的布道牧师按手抹油祷告后，重新站立起来行走的？你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相信她会为你祷告。

我是因为你才从科学会堂调到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可是来了不久你就离休了，还是退居二线了？总之在单位里很少可以见到你，屈指可数的几次都是在会场上。那时候会议很多，远远地看见你坐在主席台上，不是致开场辞就是做总结。这对你们那一批红色知识分子来说真的很辛苦，在众多的政治活动中，怎么还能静心做学问？这样想起来，那本厚实的《辞海》就变得更加珍贵。

还记得你是个非常可亲的领导，曾经因为关心下级找我谈话，其中的内容全部忘记了，却不会忘记那次你让我信口开河，从小讲到大，把自己所有的缺点、错误统统坦白交代出来，最后我还眼泪鼻涕一大把，真正觉得放下了包袱一身轻，这就是你们这些当领导的本事吧。

和我谈话以后，你即刻就和我的公公通电话，公公回转来对我说：“你太年轻了，太单纯。”

现在我已经不年轻了，但是单纯还是不能改变。

又记起来一件事，大概是80年代末期的一个大热天，不知道为了什么你到办公室来了，那时候你的办公室已经让给了新上任的领导。你一个人吭哧吭哧地爬到二楼，到了办公室的门口才发现，那间你过去的办公室大门紧闭，里面却热闹得很。不知道是你没有敲门还是敲了门没有响应，或者是因为午休时间，你只能在外面等待，总之你只好坐在走廊里破旧的沙发上了。

那时候办公室的条件不如今天这么好，走廊上是没有空调的，两边的办公室都紧闭大门，中间的沙发就好像火炉一般。我正好从大食堂打了饭回来，看到你坐在那里，立刻找到和我同一办公室的共青团负责人。这个负责人现在已经是领导，当年刚刚从复旦大学毕业，很有些意气风发。他听了我的话，放下饭碗就跑了出去，和一批新分配来的年轻大学生一起，把你请到我们最里面的一间办公室，大方地用我私人的茶叶，为你泡了一杯龙井。

还记得当时，你脸上刚才还堆满的晦气顿然消失，大家又说又笑，十分融洽。那些年轻人特别拿出最近外出活动的照片，告诉你许多外间新鲜的事情。虽然这天大家把我昂贵的茶叶喝得精光，但看到你变得年轻的神态，我心里十分开心。那时候我暗想：人总归会有年老的一天，总归会有失去权力的一天，如果所有的人都可以像这批年轻的大学生，单纯到可爱，人和人之间会多出来多少温暖和善良？

最后一次看到你，是在1995年的夏天，当时我已经移居美国多年。那次回上海省亲，是因为年迈的公公病重住在华东医院。那时候好像很多熟识的长辈都住在那里。我一路探望，最后走进了你的病房。这是一间双人病房，想不通为什么你那么资深的革命经历不能帮你住进单人房。你倒不以为意，十分悠然自得地坐在靠窗病床旁边的一张座椅上，你的年龄和我的公公一般大，精神却要比我的公公好许多。看到我，你像以前一样直呼我的小名，欠起身体和我握手。和所有的长辈一样，习惯地关心我在海外的生活。

不一样的是，你突然很真心地说出许多励志的话语，一再让我身在异国不要忘记报效祖国。话语之间一点也没有虚假的成分，而是真心实意的诚挚。正在说话的当儿，你的女儿带着她的孩子过来探望，手里握着一张从路边摊上买过来的葱油饼。女儿不断地催着你快吃，她说：“还是热的呢，很香。”

你的女儿一边说，一边帮你把葱油饼送到嘴旁，病房里呈现出一幅温馨孝道的画面。旁边的孩子眼巴巴地盯牢了那张油汲汲的东西，你好像表示要分一点给孩子，可是你的女儿说：“只有一小张饼，你还是自己吃了吧。”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也快流下来了。你的女儿见状便告诉我说，她刚刚下岗不久。我十分诧异，记得她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正应该是国家建设最需要的人才，可是你的女儿说：“工厂里首先下岗的就是工人和技术人员，而那些无所事事的行政干部还在那里坐办公室拿工资。”

在你的女儿和我交谈的过程中，你始终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想起来你当年在被押期间，经常被头蒙黑布，跟着部队转来转去，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无奈呢？想来想去十分无趣，便想起身告辞，这个时候你突然振作起来，说要给我写几个字留念。

记得你在我的笔记本上写满了一整页，可惜在我给你写信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那本小簿子了，我找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最后想到：一定是天上的你又把它收了回去。努力搜刮记忆，怎么也想不出来你写了些什么，脑海里映现的全部都是那张葱油饼和头蒙黑布转来转去的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