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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给张爱玲写信，查阅到了《小团圆》人物对照表。其中一条让我惊愕，那就是：“荀桦——上海某杂志男编辑，改编过叫座的话剧，熟稔文坛掌故。疑似原型：柯灵。”

荀桦这个形象在小说中并不高大，甚至有些猥亵，和我脑子里的你不能重叠。最后一次见你还是“文革”后期，那时候虽然“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尾声，但学校里的激进分子仍旧不肯放过我这个“黑人”，把我当成全校唯一的对象，日日上门动员。母亲实在吃不消这种车轮大战的气势，病急乱投医，想起来你的夫人和我的班主任熟识，便上门求救。

还记得那是个深秋的午后，母亲和我徒步来到你的家。这是一幢坐落在复兴西路上的洋派小楼，登上高高的楼梯，就是你家的大门了。进了大门直接坐到你卧房里的座椅上，这是因为客厅和书房都还贴着封条。房间里有些冷，你和你的夫人正襟危坐在我们对面。

听完了母亲愁苦的叙述，你站了起来，先在拥挤的桌椅和床铺之间横踱了几步，随即反身开口说话。你从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开始说起，一直说到“上山下乡”的重要性。你讲得头头是道，比上门来动员我到乡下去的班主任还要积极。一串串的大道理脱口而出，俨然是个形象高大的老革命，绝对不是《小团圆》笔下的荀桦。母亲当场被你教训到哑口无言，跌跌撞撞地离开了你的家。

一路上，太阳落下去了，寒风凄凄，母亲在无助当中就好像又缩小了一壳。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母亲如此形容枯槁，她一下子变得苍老。我用力抓住她那萎蔫的胳膊，在秋风扫落叶的大街上支撑着回家。

后来母亲对我说：“认识柯灵已经几十年了，你爸爸在世的时候，他是我家的常客，很热络的一个朋友。不料人一走，茶就凉，变得不近人情。”

其实，我就是在这种不近人情的冷漠当中长大的，从小习惯了到处碰壁，看惯了人世间的势利。渐渐地我自己也变得冷漠起来，姐姐为此骂我，说我不像是爸爸的女儿。有时候连我自己也被自己的冷漠惊吓，但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却不会去伤害别人。

姐姐和我不大一样，我是一个记仇的人。自从那次上门被“再教育”以后，我便尽量避开和你相遇，有时候在马路上面对面撞见，我也会当着你的面穿到马路对面。“文革”后，丈夫的爸爸调入北京，你认为是高升了，突然变得起劲，常常叩响我婆家的大门，我听见了便从后门避开。回到家里，姐姐责备我过于较劲，我立刻提醒她另外一件事情。

那还是在父亲去世以后，家中门庭变得冷落。有一天你突然托人过来游说，希望和我家对换房屋，原因是你的太太有一个大人物的远亲，就住在我家附近，为了方便走动，一眼看中了我家的房子。大家都知道我的姐姐双腿患病，行动不便，进进出出全靠轮椅，父亲在世的时候，特别为姐姐选择了底楼。因此你无论用怎样的大人物来吓唬我们，姐姐也是绝不可能爬得上你家的二楼。后来听说你要换房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你家壁炉的烟囱特别粗大，曾有小偷从中跳入，很不安全，于是想起来我们这家孤儿寡母，还要搬出一个大人物来助威。

回想起来你也有非常慈爱的时候，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不知道是你想出来的，还是我的干妈想出来的，要我过来做你家的干女儿。我很生气，虽然只是五六岁的孩子，也懂得不要别人左右自己的行为。我趴在父亲的小铁床上，把面孔深深埋在父亲的枕头当中。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但他的体味仍旧在那里徘徊。

那天，印象最深的还是你们手里捧着的高级点心和巧克力。只记得，在场的大人们都笑容可掬地围绕着我，争先恐后地讲我好话，期待着我的归顺，只有母亲在父亲的遗像下面无关紧要地笑了笑。我抬起脑袋，看了一眼巧克力愤怒起来，我又不是一条狗，怎么可以用这么美妙的东西来诱惑？

我抵挡不住了，张开嘴巴大哭，声嘶力竭吓到了所有的人。你和你的夫人十分尴尬，只好讪讪放弃，出门之前把巧克力留在我的身边。大门刚刚关上，我跳将起来，眼泪还没有擦干，就抱着精美的盒子到处请客，母亲和姐姐一起讥笑我，说我没有骨气，我便把巧克力塞进她们的嘴巴。

后来干妈轻声向我解释，她以为你们夫妇没有孩子，可以更加多地照顾我。殊不知在你的身后，居然呼啦一声，站立出来九个儿女，个个验明正身，人人都是嫡亲，还要上法庭。姐姐看到这条消息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弄不懂这个人。”

对于我来说，这种事情看到的要比姐姐多得多，早年地下党地位居高的时候，你透露过自己老早就是地下党了，还和上面的大人物有亲戚关系。但后来当文化人的地位直线上升的时候，丈夫问起，你的两只眼睛眨巴了半天，一副纯洁无辜的样子回答说：“我从来也不是什么地下党，我是文化人。”

看上去你总是纯洁无辜的，却把听者弄到糊涂，我上前解释说：“这没有什么稀奇，当年我们家兴旺的时候，他看到姐姐路过他的家，就会特别从楼上下来，陪伴着坐在轮椅的姐姐，站在马路边的风头里讲话，后来看看我们家没有花头了，面对面走过去也会变得十分冷淡。”

但是你这个冷淡的人在1985年发表了一篇极其热情的文章：《遥寄张爱玲》。那时候，封闭的文坛渐渐开放，你突然发现早年熟识的张爱玲在国外变得相当有名，于是撰写文章标榜彼此关系。文章写得非常煽情，其中对张爱玲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对张爱玲的小说赞赏有加，动人心肺。正在我被这篇文章震动的时候，不料接下去立刻读到了你的“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她”，自此你笔锋一转，对张爱玲发出了恶狠狠的批判，你认为张爱玲的《秧歌》等“是坏作品”，“不幸陷于虚假”……并提出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

我当即生出一肚子的奇怪，作为张爱玲的朋友你应该是很知道张爱玲是在1952年去的香港，在去香港之前，还到乡下去参加了两个月的土改，怎么冠得上“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的帽子呢？在我还没有想清楚你到底是赞美还是批判张爱玲时，我发现三年以后你再次发表了修改过的同篇文章，那时候政治气候有所变化，思想倾向开放，你立刻把上面的批判，全部删除了。对此，我只好说：看不懂。

随着岁月飘逝、阅历增厚，我已经相当疲倦，虽然仍旧看不懂你，可是不再追究。你就是这么一个多变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长出来一张多变的脸。只是算你倒霉，遇上了一个张爱玲。张爱玲是什么人啊？！她是一个力透纸背，“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的作家。她的笔连自己也不放过，还会放过你吗？

好了，这样一来你那最隐蔽的一面就被张爱玲尖锐的笔挑开来了，张爱玲这么写道：“半路上忽然看见荀桦，也在车上，很热络地招呼着，在人丛中挤了过来，吊在藤圈上站在她跟前。”寒暄后，荀桦笑道：“你现在知道了吧，是我信上那句话：‘只有白纸上写着黑字是真的。’”盛九莉看出了他幸灾乐祸的得意。然而，这还不算完，接下去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你——“荀桦竟乘着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两只腿。”

这样的下作实在龌龊，我不能想像。后来，盛九莉和荀桦又曾见面，“荀桦在文化局做了官了，人也白胖起来，两个女人都离掉了，另娶了一个”。燕山约了盛九莉去他那儿吃饭，在饭桌上荀桦不大开口，“饭后立刻站起来走开了，到客厅里倚在钢琴上萧然意远”。

“萧然意远”。这是什么意思，我也只有凭空想像了。

我想起来上海作家协会的花园里有个喷水池，当中还有个爱神的塑像，“文革”期间只留下干枯的池子和凋零枝叶。我看到，一个赤膊的矮老头正在那里奋力地挥动扫把，却仍旧把垃圾留了满地。这就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