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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不应该给你写信打扰你的，因为你一向不喜欢有人会莫名其妙地插入你的生活。你在给夏志清的信中陈述自己是个把“地址保密到偏执程度”、电话号码“谁都不告诉”的人。你拒绝和别人交往，甚至电话聊天。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向推荐你帮助你的夏志清，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你去信问候，你却一连三年没有回音，原来你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

有意思的是你还会自己在白纸黑字上承认自己的荒唐，这就让我解脱了，这封信就算是永远丢置在角落里积存灰尘好了。想到这里，我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放松许多。记得第一次阅读你的小说还是在很早以前，好像是“文革”后期，朋友从她朋友的朋友处“劫”过来一本破破烂烂的小书，准确地说只有零零碎碎的半本书，没有封面也没有封底，当中还缺少了很多页。

没头没尾地读了下来，是这么一段：

“你知道么？每天我坐在这里等你回来，听着电梯工东工东慢慢开上来，开过我们这层楼，一直开上去了，我就像把一颗心提了上去，放不下来。有时候，还没开到这层楼就停住了，我又像是半中间断了气。”

那时候正值自己在朦朦胧胧的恋爱当中，很有这种“一颗心提了上去，放不下来”的感觉。急急忙忙往下阅读，翻来翻去却找不到后面的页面了。只好捧着半本书坐在那里发呆。呆着呆着便编造起故事来了——先是女主人公的形象，然后是她的身世，再以后是恋情的发展，最后是这个女人因为得不到这份爱情而自杀，不对，不可以自杀，而是大义灭亲，把那个没良心的小白脸杀掉了！……

我编得很过瘾，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另类的小说，和激进的正统的小说不一样，这就让我有兴趣自说自话把看不见的故事按照自己的喜好编造到最后。后来我发现这就是你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其中的没有归宿的归宿，完全不是我的想像。你的故事直进直出，让我来不及思考已经进入了角色，又来不及思考戛然而止。我想不出来一个刚刚步入二十岁的女子可以如此细腻、敏感、矜持、成熟、准确地抓住读者的心。那里面：爱不夸张，恨不恶绝。

你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说过，“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最后的两句话是我最为欣赏的，那是直接宣告了自己的立场。其中没有一点点强硬的语气，却很强硬地表明了自己不会折衷、不会改变的态度，任凭别人怎么看，你只会自信地坚持走自己的路。

这实在是我要效仿的，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般凡人做不到你的孤寂。无论是隐现在都市繁华里还是在华贵的客厅里，呈现出来都是你独来独往、百无聊赖的孤寂。这是效仿不来的，这是老天赋予你的。你立在阳台上，背后是飘逸的落地窗帘，默默地“张看”阳台底下“寒咝咝”的人间。

你立得太久了，阳台底下的世人都快要被你看穿了，你看穿了人情的苍凉、人世的虚无，可是你怎么看不穿那个混账的胡兰成呢？胡兰成要比你大出十五岁，照片上看相貌平平，还是一个汉奸。就算这些在你的眼睛里都不是问题，但你应该知道这是一个玩弄感情的伪君子。在你之前，他已经有过三段婚姻，他是先骗得你的真情，才匆匆和前一任老婆离婚的，你以为你就能保证不会复蹈那个女人的前辙？

果真如此，在他成为你的丈夫以后，很快就又勾搭上了其他女人。你可以如此冷静地描写别人的感情，轮到自己怎么就放不开了呢？还要辛辛苦苦地到乡下去看望那个好像是过街老鼠的日本人的走狗！在乡下，你亲眼目睹了你所追寻的男人已经和其他女人苟合了。还好你没有执迷，虽然疼痛仍旧是果断地回头。看到这里我松了口气，真心为你的解脱而高兴。

只是那个胡兰成太不要面孔，在他的《今生今世》里营造出一种恶劣的气氛，好像你这个弃妇总是在他屁股后面追着赶着给他送钱，在他囊中羞涩至极的时候，你还寄给他三十万。这一事实气到我眼睛发绿，后来读了《小团圆》，怒火才平息，原来那个钱是胡兰成以前给你的。世界上哪有这种男人，本末倒置地标榜自己在吃软饭？

至于你的第二任丈夫更让我莫名其妙，那是你三十六岁的时候，在美国匆匆和六十五岁的赖雅结婚，婚后还打掉了一个孩子。赖雅是谁？据说不仅是个贫病交迫的糟老头，在美国还是一个激进的左翼分子。你不是刚刚努力地离开你的不适之地嘛，怎么又会去和一个与你格格不入的赖雅生活在一起？

你和赖雅共同生活十年多一点，到后来，因为他的中风，你不仅仅要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还要伺候于病榻左右。我想不出来你那时候的生活，查阅你的文字，你很少解释你们间的感情，只有一处，《小团圆》里叙述到你堕胎的时候，这个男人拎了把劈柴斧，说是如果那个打胎的伤害到你什么，他就要出来“杀了这个狗娘养的”。虽然是躲在楼梯口，形象不够高大，但那种勇气倒也有些男人的气势。

后来和夏志清讨论到这个问题，他说：“张爱玲是个聪明得一塌糊涂的人，她看人也是以聪明才华为准的，更不要去说择偶了。胡兰成是个汉奸，赖雅是个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这两个人政治倾向截然不同，却都是聪明的。”

再阅读有关资料，胡兰成的聪明，就好像一敲头顶脚底板就响一样；赖雅虽显得单薄，但仔细读下去才发现他不仅是小说家、剧作家、诗人，等等，还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你在接受James K．Lyon的采访时，特别称许了他的才能。

讲到你接受采访的事，这个James K．Lyon实在是额骨头碰到了天花板，前面已经讲过你是个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的人，不要讲开门，就是连电话也不肯接的。那时候你在加州大学的柏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上班，James K．Lyon一直等到傍晚，才在你的办公室门口遇上你进来。你迟到迟得不能理喻，加上又和同事们不沟通，后来就被炒了鱿鱼。

你被炒鱿鱼以后，搬到了洛杉矶地区，一直到你生命的最后。在这期间曾经发生了“垃圾事件”，那是一位女记者，因为采访不到你，就设法租入了你家隔壁的公寓，每日像只大壁虎一样紧紧贴在墙壁上，“偷听”你房间里的动静。后来又趴在公共垃圾箱上，勾出你的十几只垃圾袋……这么做有点不道德，好像还是违法的吧？但是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记者，其中的辛苦很有体会。只是我没有那份敬业，羞愧。

紧接着你马上搬家，一天搞定，逃得不知了去向。对此我感到费解，你可以轻手轻脚地溜出去，可是搬家公司的工人怎么也会躲过那个记者的耳目？她是连你在房间走路做锻炼也掌握得清清楚楚的人，看样子女记者也有不敬业的时候。

你好像很擅长逃避，你在给夏志清的信中抱怨：“为了逃虫难，一直没有固定地址……”很多人以为，所谓的逃虫举动，来自你的心理毛病，而我却是深有体会。洛杉矶地区气候宜人，这种人人都喜欢的地方是虫子也喜欢的。我曾经为了杀虫，挽起袖子赤着脚，一连三天打扫卫生。角角落落都不放过，蟑螂蚂蚁统统赶尽杀绝。当然这种保姆做的事体，你作为李鸿章的后代、豪门里走出来的小姐，是不会去做的。

其实你也有过到乡下去当农民干粗活的经验，虽然最后的结果大概是让你离开了上海，但是你却因此而写出了《秧歌》。这里我只想讲《秧歌》，因为《秧歌》把我震惊了。《秧歌》是我的丈夫推荐阅读的，那时候他正要到香港去宣读他的论文，专门讨论张爱玲的两部农村题材作品《牛》和《秧歌》。讲老实话，过去我一般对这种土改的题材不感兴趣，不料一打开书本就无法合上了。我是坐在床上阅读的，一直读到一只脚抽筋。用力推醒已经呼呼大睡的丈夫，看到我手里的《秧歌》他立刻起劲起来。

我们看到在《秧歌》里，你仍旧复蹈我行我素、自信并非折衷，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的路途。你通过一个沐浴在“月光”下，从城市回乡的保姆的眼睛开始“张看”，看到她连吃一顿半干不干的烂饭也好像贼骨头般的模样，最后一直看到她一步步地被打成一个胆大包天焚烧粮仓的反革命。其中亲友间、邻里间甚至同志间的防范和敌意，都让人感到货真价实的步步惊心。

我佩服你的眼睛，竟然可以“张看”到如此深刻，这些都不是属于你的故事，你仍旧抓住人性不放，从上海人的情调一下子转换到政治运动的农村，把种地人的喜怒哀乐叙述得那么透彻，这里除了你一贯的写作作风：细腻、敏感、矜持、成熟、准确之外，我还想加两个字，就是：刻薄。我喜欢你的刻薄，那里没有犀利的语言，没有花俏的用词，有的只是直接的真实。于是每一个字都可以打到痛处。真实的现实，往往就是刻薄。

据说这是张爱玲最后一张照片，可是报纸上的那条“金日成猝逝”的消息又和她有什么关系呢？

讲到刻薄，想起来了你对自己的刻薄，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你都刻薄地打掉了你的孩子。你好像从来也没有表示过亏欠、内疚，难道你忘记了这也是个生命了吗？假如那个生命没有死，也许你会子孙满堂，起码在你的最后，不会孤独地死在公寓里，好几天没人知晓，这是你刻薄的报应吗？

我在《小团圆》的最后，读到九莉做了个梦，梦里有：“……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蓝的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着，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里出现，都是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