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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写信是因为看到端木蕻良描写：早年在上海法租界的公园里，眼巴巴地看着你和萧红、萧军一起边走边谈，潇洒翩翩文人风度，引人瞩目。而他自己只好远远地跟在你们后面又眼热又难过……

“潇洒翩翩”这几个字让我极其好奇，我一直在想：这是怎样的人呢？竟然可以用得上如此漂亮的形容词？什么时候可以当面拜访？然而脑海里的想法一直到了1995年才得以兑现。当时我丈夫的研究方向是东北作家，也牵涉到这批人离开了本土流散在孤岛的动向，于是便寻找机会走访了你和你的一些尚在人间的上世纪30年代的文化同仁。

还记得那是盛夏时节，你所居住的杭州的气温要比上海高出好几度，我们是踏着滚烫的水泥地，一路大汗走过来的。按照事先得到的地址，直奔西湖边上一家医院的高干病房。我不懂这病房是疗养的还是治病的，或者是又疗养又治病的？总之门口管理得很松散，没有人查问，我们就长驱直入到了你的房门口。

那是底楼的最后一间，里面有两张小铁床，靠窗的是你的，角落里的那张好像是护工的？房间里的摆设和其他普通病房没有什么两样，与上海华东医院及北京医院的高干病房相差甚远。只不过没有嘈杂和喧哗，显示出清爽和闲静。窗户外面挤满了郁郁葱葱的大叶植物，旁边还有一扇落地玻璃门。窗子和门都打开着，蛮奇怪的，流淌进来的不是酷热，却是一份清凉。大概是因为接地气，给人一种惬意。

算起来那时候你已经有八十九岁高龄，人到了这个年龄再潇洒也冠不上“潇洒翩翩”这四个字了。我看到你有些黄肿，特别是两只脚，皮肤绷紧到了发亮的程度，是不是那时候你就有了黄疸？不过你的谈吐井井有条，记忆力极好。在我们还没有开口之前，你就先一步询问北京、上海的老朋友，我们只好竭尽己能地一一作答。心想，人到了这个年龄，怀旧实在是很温馨的一件事情呢。

因为是怀旧，你对丈夫的问题听得很仔细，回答得有些冗长。许多不是问题之内的，隔壁人家的事情一起挖掘了出来，倒给了我们不少意外的收获。上个世纪30年代，你在鲁迅的旗帜下，编辑了《文学》，代鲁迅主编了《译文》，还主编了《译文丛书》。你一向跟随鲁迅呐喊，实在是鲁迅车前马后最忠实的弟子，难怪如此严厉的鲁迅也会赞誉你为“江南才子”。据说在你家里一直供奉着鲁迅的塑像，旁边还有一帧你依偎着鲁迅低头沉思的照片。

我想这张照片，实在是你全部心事的写照。你告诉我们，当年鲁迅逝世，对你的打击极大，一时间就好像五雷轰顶，不知道前路跟谁行走。

那时候正值抗战时期，中国文学运动的开山巨匠撒手归西之后，一大批追随者就好像群龙无首。你原本应该和早年在上海法租界的公园里一起边走边谈、潇洒翩翩的东北作家行一路。可是你说：萧军这个从东北走出来的关外人和南方作家不一样，粗野、不像文人，于是想起巴金来。又听说巴金已经离开上海，去了内地。你曾经特意到共产党人沙可夫的老家，见到了他的妻子，你说：当时谈到的都是“国难当头怎么办？……谈来谈去，仍觉无路可走……”

在这期间你作为战地记者，随国民党主战部队参与了抵御日本人登陆杭州湾的战争，后来你既是共产党《新华日报》的特派记者，又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特派记者，辗转于鄂、湘、桂等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终于到了1938年年底，你这个“江南才子”到达安徽，在那里受到感动，参加了新四军。一年以后便加入共产党，算是个老革命了。

后来很多人对你早前的这段经历十分诧异，以为你这样的一个文人不大像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新四军战士，另外听说你的现任妻子也是一个老革命，而且级别相当高，难怪当时在病房里陪伴你左右的不是妻子，想必不是一般人。

这一天我们在你的病房里待了大半个上午，几次想要起身道别，都因为你的健谈又坐下来。你一谈起当年的故事，特别是在鲁迅身边的日子，就变得相当振奋，不仅仅是点滴细节，就是时间地点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惜具体的内容我都记不清了，全靠一盘老式录音带才可以回忆。

当你身心入境地回忆那些老故事的时候，我在旁边始终有些坐立不安，那是因为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我知道只有你才是知情人，应该说是当事人之一。酝酿许久终于找到一个空当，嘴巴一张，一句话跳了出来：“听说当年萧红在日本，萧军在上海和别人老婆发生了床上的关系，让萧红受到刺激……”

话音未落，丈夫的一只脚从桌子底下狠狠踩了过来，差一点把我的脚趾头踩断。正要发作，抬起头吓了一跳，只看到刚刚还在滔滔不绝的你，话匣子戛然哑壳，额骨头的正中霎时间变得血红。我一时慌了手脚，看着目瞪口呆的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幸好丈夫掉转话题，大讲起翻译理论等问题，其中翻译和文本的关系是很复杂的，谈论了许久，你才缓过气来。

隔日回到上海，丈夫率先向当年还健在的母亲告状，母亲指着我的鼻子骂：“你这个小驹，讲话怎么不把下巴托托牢的啦！别人一定会以为你爸爸去世得早，我没有管教你呢！让我快点打个电话到杭州去，老先生不要被你呛到噎过去才好！”

一通电话拨到你的病房，听上去平安无事，母亲才罢休。我心里有些不平。我说：“萧军和他老婆有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问问又有什么要紧。更何况那个老婆早已和他分离，变成别人的老婆啦。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母亲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不问，哪有像你这么哇啦一声统统讲出来的？黄源胆子很小，当年一起去打预防针，别人都打了，只有他因为害怕，把袖子撩上又撩下，反反复复好几次，最后也没有打成。当时大家都笑他。后来听说他南下参加新四军，但在我的眼睛里，他仍旧是一个文人——老法的文人。文人有文人的脸面，尽管那个老婆早已和他分离，可是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还是夫妻，不知道那时候他是怎样扛过来的。”母亲说着，脸上呈现出极其同情的神色。

想起来你和萧军当年同是鲁迅的弟子，这种事情发生在同门师兄弟之间，不知道鲁迅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如何看待此事，有没有站出来主持公道？萧红这个东北人不会把气憋在肚子里，她的痛苦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同情。可同样是受害人——内向的你，又是怎么度日的呢？时隔几十年，提起来仍旧耿耿于怀，可见你当时有苦说不出的心情。

母亲又说：“黄源实在是非常传统的，你的爸爸比他年轻，他就把我当做弟妹看待。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到杭州出差，方令孺请我到她家里吃饭，黄源也来了。那天正值大雨，我的皮鞋踏进了水塘，黄源一看见就责怪我不小心，并立刻蹲下身体为我擦皮鞋，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姐姐特别在Skype里告诉我，你一向很关心她，每次有新书出版都会寄给她。你去世以后，你的夫人，那位常常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文章的革命老太太也对我姐姐十分慈爱，继续寄书。想起来在上海的时候，我翻阅过这些书籍，其中大多数都和鲁迅有关，好像是专门写鲁迅的。难怪后人提到你的名字，总是和“鲁迅的弟子”联系在一起，令人肃然起敬。鲁迅陪伴了你一辈子。

早年你还翻译过俄语和日语的作品，想必现在多已丢失。就好像当年被嫉妒为“潇洒翩翩”的那个文人，无论是嫉妒的还是被嫉妒的，都在人生的这个舞台上丢失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后结局不都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