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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夜的冬雨，遮蔽了头顶上的太阳，天空里溢满了清寒的气息。我把抱在胸口的你和妈妈一一安置在墓穴的深处，一袭大红颜色的老式结婚被面把你们紧紧包裹。我的两只脚已经和石棺底部的薄冰冻结在一起，我整个的人也和天地融合成一体。据说在希腊，为最亲近的人下葬要进行两次，于是我便在心里把这不应发生的悲哀举动，当作是希腊人古老的传统，只是我的心不能平。

眼睛里，呈现着四十多年前农民造反派开棺掘墓的景象。而坐在轮椅里的姐姐和围在周边的亲人，屏息静气没有发出一点点声息。突然，路边有人轻轻地询问：“这是谁的坟墓？”

就好像是从天边传来的回答：“他是《收获》的主编。”

我惊呆了，五十多年过去了，连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收获〉选萃1957—1997》附录里，也把你这个《收获》创刊主编的名字遗漏了，但仍旧会有平民百姓记得你是《收获》的主编。讲老实话，对于这本你主编的、新中国诞生以后第一份大型文学期刊，我是憎恨的。因为我以为如果没有《收获》，你短暂的生命一定会延长很久，我也不会变成一个三岁就失去爸爸的孩子。我会把你接到美国，坐在宽大的太阳间里，听你讲述那过去的老故事。

可惜这一切都是梦，你早已远离。巴金在《他明明还活着》里写道，那时候的你“为每一期《收获》要看一百多万字的来稿，就是在他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在批改《收获》的稿件。我最后一次在医院见到他，他还跟我谈起这一期《收获》的内容”。

爸爸，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劲头，健康和生命都不要了？可是到头来，《收获》举办五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的时候，住在上海老宅的姐姐，收到一本《收获》创刊号珍藏本——这是编辑部为《收获》创刊五十五年特别印刷的，封面上标明这份创刊号珍藏本一共印刷了三百本，而你这个创刊时期的主编，拿到的编号却是264。这就是你用你的命换来的。

怀抱起这本新印刷出来的老书，想起冰心在《悼靳以》一文中的回忆：你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旋风似的卷上了楼”，你对冰心说：“我们要办一个新文学刊物了，名字就叫《收获》……”

又记得巴金在《〈收获〉创刊三十周年》的话：“《收获》是中国作协的刊物，书记处委托靳以办的……”，他“连刊物的名字也想好了”。从这些话语当中我明白了，《收获》不仅仅是你主编、创办的，连“收获”这两个字也是你想出来的。有人告诉我，现在“起名”是有专利的，还有一个叫做“起名权”的桂冠，甚至可以得到经济收益。但是你，一点名利的念头也没有，只是一门心思地付出。

那时候办杂志不存在经济来源的问题，也不需要用别人的名头来支撑。像你这样的一个编辑老手、写作大家，完全可以独自挑起全部的主编重任。但是我想不出来，你为什么总是喜欢和别人合作，而那些合作的人常常只是一个“挂名的”，就好像巴金在《〈收获〉创刊三十周年》里所说：你“是《收获》的创办人，又是《收获》的主编，我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助手”。

翻开你早年的散文集《雾及其他》，后记中有这样的话：“万万颗的心结成的一颗心”，“万万只的手臂结成的一只铁掌”，“万万人的血汇成一条澎湃的洪流”。看起来，这种“团结”和“集体”的念头，老早就在你的脑子里根深蒂固了，从《文学季刊》一直到《收获》，你总是邀请朋友合作，而其中的具体工作均由你一人承担。你好像习惯这种不记名的奉献。只有赵家璧在《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里说：“这样一种大型的专刊创作的文学期刊，在我国文学期刊出版史上，靳以是首创的编辑。”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创作生涯，诗人辛笛告诉过我，你的短篇小说《红烛》《圣型》《虫蚀》《青的花》以及长篇小说《前夕》都拥有大量的读者。特别是其中《青的花》，当时在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当中流传甚广，简直到了人手一册的地步。

而你的短篇小说《猫》，是我最为欣赏的。短短几千字的文章，描写了五只不同的猫，其中有朋友赠送的、不请自来的和花钱买来的，等等。这五只猫秉性各异，形象不同，在你的笔下竟然会让读者有一种看得到、摸得到、闻得到、听得到的活蹦乱跳的感觉。细读下去，我突然发现，这五只猫就好像你不同生活段里不同的经历和不同需求，这些猫似乎是一面映照你自身的镜子。透过猫的性格、品质，读者体验理解到了你本人。可我却因为这些猫的存在，感觉到了你的孤独和寂寞。

但是那只不请自来的野猫实在令人愤怒，吃饱了喝足了，骗取了你的真心付出，又逃走了。读到这里，我禁不住窃喜，这种野猫，对我来说不逃出去也要被打出去的，可是你却还要为这只不辞而别的猫沮丧。你永远是这样，野猫也要收拢在身边，和它分享一杯牛奶，这就是我一向不懂你的地方。

我最不懂的是你怎么可以那么轻易地相信别人，总以为别人和你一样，一张早已不复存在的结拜盟约，让你始终把这个人当做把兄弟。殊不知几十年以后，把兄弟为了显摆自己和巴金的关系，把你对他的推荐，改变成了对他的压制。这种文乞还另有人在，当年跟在你背后看看京戏听听昆曲的食客，六十年后竟然堂而皇之地对我妈妈说：“我只有巴金一个朋友。”

倒是漂洋过海的充和姨妈，一直记得你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她说：一次你去沈从文家，不料正值有人在讨账，沈家大哥囊中羞涩，一扭头看见你，二话不说就掏空了你口袋里原本请大家看戏的钱，你对此毫无怨言，还开心地从另一口袋里摸出几个铜板，请大家到路边摊吃了一顿小吃。你就是这样一个不计个人得失的人。特别是对待朋友，永远是坦诚相待。当年你在北京编杂志，多少文人作家都是“章舍”的常客，连巴金自己也在他的《他明明还活着》一文中说：“我后来就搬到三座门大街14号（这是季刊编辑部，也是靳以的住家）做一个‘食客’……”

在我的眼睛里，这种事情有些“戆”，但是你从来就是这样。你好像不会发牢骚，在反右运动当中，你是第一批被下放到工厂去劳动的。明明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你也不拒绝。换作是我，没病也要赖在床上。可是你无论是呼吸困难，还是头昏眼花，仍旧一大早就赶到纺织厂的大机器旁，在棉絮的飞尘当中，吃力地跟着一个叫老马的模范工人转。我以为，这实在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事情。

爸爸，在一个个孤寂的夜晚，我一次次地打开你的文字，一遍遍地阅读。这是一个三岁失父的孩子，企图从书中找到父亲的痕迹。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你长篇小说《前夕》里的老大静宜和你的笔名“靳以”的读音几乎一样，不同的只是静宜是个女孩子，我的心怦然狂跳。一定是你想要通过“静宜”来告诉大家“靳以”的内心世界。你很清楚，这个大小姐想要担当起那个陈旧的大家庭重任是不可能的，可是你却不清楚，在现实生活中，你那颗病弱的心脏，绝不可能包容人世百图。

比那个大小姐更加辛苦的是你总是去承担正义大哥的角色，你常常奋不顾身地要站出来主持公道，就好像在家里有责任保护你的弟弟们一样。你会在大操场上一把抓起被罚跪的学生，你会为萧红，为萧乾的英国老婆等人打抱不平，甚至在大家都歌颂“老大哥”的时候，你公开谴责北方熊。特别是在反右运动当中，你竟敢拒绝宣布陈家骅为右派。

尽管后来陈家骅为你写下：“不为护己专利他，寸步不让虎狼蛇”的诗句，并称你为“黑暗长夜的星火”，但是你如此胆大值得吗？换作是我，为了一个普通的下级同事，绝不会挺身而出，那是在什么时候啊？难怪你自己也差点变成右派。

终于，你感觉到了自己的寡不敌众、力不从心了。你就好像是个被捆绑住的“大哥”，根本没有力量来拯救兄弟和朋友。那时候，在你的兄弟姐妹当中，有一半人变成了右派。其中最让你牵挂的是我们的二叔。

二叔性情豪爽，原本是中文系的学生，和辛笛是同窗好友，后来继承了家产，变成资本家。这件事有些荒诞，最早你作为家中的长子，应该是产业的继承人，祖父规定你攻读商科。但是自中学开始你就热爱文学，在南开中学是一个活跃的校刊编辑，后来到了大学，开始在鲁迅的《语丝》和郑振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大学毕业了，学商科的你，因为初恋的女友被一商人横刀夺爱而憎恨商人，毅然决然放弃继承权。结果老章家南至广州北至哈尔滨的五金产业，就让学文学的二叔继承了。

当时的二叔相当阔绰，进进出出都有人前呼后拥，殊不知随着他的吆三喝四，黑色的厄运已经悄然爬到了他的头上，就好像《活着》里面的龙二，得到了大房子，变成了大地主，最后被三粒子弹枪毙了。二叔虽然没有被枪毙，却变成了“极右分子”，送到四川的大山里背石头强制劳改。这个当年曾经给关在大牢的革命者彭真和刘仁等人送过饭的人，最后在饥寒交迫中死于非命，连他的一对儿女也不明不白地毙命他乡。这些都是后话，可是你当时是否会想到，假如没有二叔代替你继承家产，你的命运将会变得如何？

爸爸，过去的都已经过去，让我最后一次拥抱着你的骨骸，把脸紧紧贴在灰白色的大理石上，我感觉到了你的体温。我想起来1995年的夏季，我到北京医院看望冰心。躺在病床上的她看着我良久，突然朝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贴近她的耳朵。我俯过身体，她对着我轻轻地说了一句话，那就是：“我爱你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