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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从储藏室里搬出来一大捆准备要捐出去的旧书，最上面的一本竟然是《牛虻》。这本在当年红极一时的小说，现在已经被蛀虫啮得伤痕累累。不知道当下的年轻人还有没有要阅读这类小说的，更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会记得你这个翻译家的名字。

讲老实话，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这本小说，那里面的无产阶级思想和举动都不是我可以接受和推崇的，对于我来说，我更加热恋《安娜·卡列尼娜》一类贵族小说，这纯属思想有问题，需要批判。但是你所翻译的小说，多数属于无产阶级文学，其中除了《牛虻》以外还有《伊格纳托夫兄弟游击队》《白奴》《红酋罗伯》《柯楚别依》《斯巴达克斯》等一系列革命的经典文学作品，这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曾在中国大陆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甚至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道路。

不好意思地说，你最喜爱的《牛虻》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了。我不懂为什么这本于1897年出版后在本国无人问津的小说，过了半个多世纪，被你一翻译变成中文，就在中国畅销起来，据说先后发行超过一百万册。我是在黑暗中阅读这本黑暗的小说的，感觉非常沉闷，一点出路也没有。却不知道我家的后窗下面，一个手持竹扫把,一丝不苟清扫着垃圾的“牛鬼蛇神”，就是翻译这本书的你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上海弄堂里的西北风刮在脸上就好像有一把把无形的小刀割在皮肤上一般，你穿着一身洗得发白却十分干净的中山装，笔笔挺的腰背让人看不出来你的落魄。同样穿着的母亲夹着她的高帽子走出去赶公共汽车，路过你的身边，她顿了顿脚步，观望左右没有人监视，便和你相互打了个招呼。我在窗子里听不见你们的对话，只看到你的脸上布满了坦然，而母亲的脸上永远是愤慨。

后来我问母亲，那个和她“黑串联”的人是谁？母亲回答：“是近邻。”

和你这个近邻真正相识是上世纪80年代的最初，当时我在一所师范学校学习俄文，现在可以坦白，我不是一个好学生。选择俄语专业是因为没有人要读俄语，几个精力充沛的年轻教师正在那里拉郎配一般地拉学生，我便糊里糊涂地踏进了俄语教室。一踏进去就大呼上当，隔壁学英语的只有二十六个字母，俄语却有三十六个，活生生地多出来十个字母，对我这个懒人来说真是最大的不幸。

这时候我立刻想到了近邻——你，你这个俄语翻译大家，一定会有什么秘笈和捷径，于是在一个周末的上午，找了个借口登门拜访。第一次踏进你家的后门，眼睛前面一片黑暗，摸摸索索地穿过走廊，爬上窄窄的后楼梯，还差点踏进你搁在走廊里的饭锅。大概是被我七跌八撞的声响惊动，你从前房里开门出来。这幢洋房应该是宽敞的，只是因为“文革”，被人霸占又一直没有归还，全家只能挤在一起生活。后来，为了让你三十多岁的儿子成婚，不得不把厨房间拆掉，改成儿子的新房。至于烧饭，只好挤在走廊上了。这让来来往往的过路人，都要侧转身体才能行走。

侧转身体进入二楼的前房，你的卧室、书房、客厅、饭厅就都集中在这里了，虽然拥挤却安排得十分干净整齐。我是捧着俄文课本前去的，却发现你的案头上堆放的是意大利书籍。你看到我有些纳闷便告诉我，出版社急需出版这些文字（那时候你在出版社领薪水），年轻人又不愿来啃这块硬骨头，你便主动包揽下来。想起来你并没有学过意大利文，只是凭着自己对外语翻译的特别嗜好，一边自学，一边翻译。

一听到自学外语，我的头皮就发麻，这决非件易事,只有自己也学过外语的人才能体会到，更何况要达到翻译的水平。看着你顶着一脑袋花白的头发，还在那里“吭哧吭哧”啃一个个跳舞一般的意大利文字，“捷径”是无望了，手里的俄语课本变得更加沉重。

其实对你来讲“自学”并不是第一次，最近在电脑上查阅到的有关你的履历和你当年对我叙述的有些不一样，你告诉我，你是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从宁波到上海当学徒工的。那时候你是一个穷人，属于无产阶级，在上海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一次，你从朋友处得到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苏联小说的中译本深深打动了你，你觉得自己是个和小说中主人公“保尔”一样穷苦的年轻人。同时在这部小说里，你第一次认识了“牛虻”这个人物，这个影响了保尔，并给予保尔力量，使得保尔从一个穷人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牛虻》，引起了你极大的兴趣。但当时还没有《牛虻》的中译本，你为了阅读《牛虻》，特别是期望可以在这部作品中找到新的出路，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你决定学习俄语。可笑的是，在你为了读《牛虻》而学俄语时，你根本不知道《牛虻》的原版是英文的，只是因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俄文版，所以就认定《牛虻》也是俄文的了。

作为一个穷苦的外乡人，要在上海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非常困难的。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发现，上海拉都路(现襄阳北路)的东正教教堂里，有一位俄国老牧师每个礼拜天都在那儿传教。你为了学俄语便前去听《圣经》，同时又可以参加老牧师免费开办的《俄语精良》学习班。《俄语精良》这套教科书共有四本，读第一本时，大家兴致勃勃，参加学习的共有五十多人；读到第二本，学生少了一半；到了第三本是四个同学；最后一本开课时，只剩下你和另一个学生了。

几年的教堂礼拜，使你不仅学到了俄文，而且被熏染了一身洋派的气质，从一个穷人变成一个绅士，而且是富有宗教意识的绅士，这对你来说实在是很重大的转变。只是当时正值日本人侵略中国，你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义愤填膺起来。

大概是不甘心没有行动的博爱，在《圣经》中又找不到出路，于是你决定投奔新四军。这样算来，你也是一位具有相当资格的“老革命”了,而且你这位老革命还参加过革命队伍中最时髦的“抗日大学”的学习。在“抗大”四分校学习的时候，你从一个到过苏联的同学手里得到了你的第一本《俄华小字典》。这对你来讲简直是如获至宝，于是你宝贝得天天读、时时读，终于一字一句地背了下来。

有一次新四军行军，你突然发现走在前面的战士的斗笠里垫了一张破旧的俄文报纸，这只破旧斗笠里的俄文报纸就是你阅读的第一篇原版文章。就这样，你一边行军一边学俄文，一边参加革命一边追求洋人文化。结果革命成功了，你在革命当中并没有获得成就，你那一身从东正教堂里带来的“洋”知识分子的自清自洁，让你和时代有些格格不入，于是你躲开了时代,又回到翻译事业当中。

上世纪40年代末，你在上海的一家旧书店里淘到两本俄文原版书，一本是《铁流》《毁灭》《夏伯阳》的合订本，另一本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共有一百二十多万字。你一字一句地对照鲁迅、曹靖华等人的中译本，终于从中摸索到一套翻译技巧，从此你走上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道路，这实在不是一条捷径，而是一条相当艰辛的道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效仿的。你曾经在我的俄语课本上写下了这么几个字“锲而不舍,久必有成”，这就是你的秘笈了。

在你给我讲述这些老故事的时候，我的目光常常会飘到你床头的一帧大照片上，照片上是你的夫人。照片是黑白的，有些年头了，质地很好。从照片上看，这个当年的少奶奶，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风韵神情，都不能属于无产阶级。据说她是一个资产阶级小姐，能够下嫁你这个无产阶级穷人，除了你的才华外，一定还有你那一身从东正教里熏陶出来的洋知识分子的自爱以及在新四军的行军队伍里练就的身板。“文革”以后看到你们夫妇在弄堂里散步，那才是资产阶级改造了无产阶级最成功的一道风景线呢。

你还告诉过我，“文革”期间，当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译著一本一本地被焚烧，心痛得眼泪也要流下来，但是回到家里，又自学起当时唯一能看得见的阿尔巴尼亚文，并试图翻译。听起来这里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精神是来自基督呢，还是来自革命家牛虻呢？在你翻译的作品里，多数表现的都是英雄和雄壮的场面，力图体现一种英勇无畏的气魄，升华人的精神。从俄罗斯民族的绚丽豪放到罗马斗兽场血淋淋的气氛，你是不是就想从中实现你自己的追求呢？或许在现实生活里没有实现的东西，只有通过翻译作品来宣泄了。

曾经有朋友从上海来信，发黄的信笺上这样写道：“刚刚去龙华火葬场参加了一个十分凄凉的追悼仪式，死者生前应该是位非常著名的翻译家，但是当他躺在那张简朴的火化床上时，比普通人还要普通。前往送行的除了他的亲人几乎就没有其他人，大家都已经把他遗忘。”

就这样,你这位译有六十二种文学作品，累计达六百万字的著名翻译家，在上海的夏天里，带着你的作品和胃癌冷冷清清地走向了世界的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