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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起来很小很小的时候，你就是我家最热闹的客人了。大冷天听到门铃遽响，踮起脚拉开门锁，立刻——你那特别的嗓音就充满门厅。声音有一点点嘶哑，却不凡的响亮。你身着一件长长的厚实的呢子大衣，头上顶着一顶同样质地的法兰西小帽，大衣和小帽都是深色的，我一直对你那顶帽子当中的小尾巴很有兴趣，恨不得爬到你的身上去摸一摸。那个年头戴这种帽子的人不多，因此你在我的眼睛里很特别。

在我的眼睛里更加特别的还有你身上那件长大衣，准确地说是长大衣的口袋。你的一只手揣在口袋里，另一只手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脑袋，然后先我而行进入了客厅。客厅里的火炉烧得很旺，姐姐坐在那里烤火，你快步走到姐姐的身边，一边关心着她的病腿，一边把口袋里的手抽了出来。我的两只眼睛紧紧盯着你的手，随着你的手一寸寸地抽出，在你的手掌当中就好像变戏法一样出现一只小小的罐头，有时候是凤尾鱼，有时候是油焖笋，这些东西在现在人们的眼睛里不值什么，而在那个三年自然灾害的年头，简直是天上有地上无的神仙之物。

这时候，跟在你背后娇小的徐阿姨便会递上一只镂空篾制水果篮头，篮头里多数是国光苹果，上面覆盖了一方单面染色的红纸头，红纸头的正面还有几个墨黑的大字，无非是“四时鲜果”之类。这就是那个年头千篇一律的水果篮头。看上去很喜庆，只是常常在红纸头下面隐藏的是已经长满了斑点的水果，但这在那个年头也是极其紧俏的了。

你把罐头交给母亲，徐阿姨便把水果篮头递给了姐姐，我在一边伸出一只小手说：“我也要。”

你连忙把手插进另一只口袋，摸出一把大白兔奶糖，或者是太妃糖，我开心得就好像是过年一样。在我的记忆里，你的到来永远都伴随着食物，食物就是那个年头最最珍贵的东西。

那时候家里的常客多数是文人，印象当中你和我二叔是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因为二叔是商人，所以总以为你也是一个生意人。后来晓得你是在食品厂工作的，却想不出来你这副西装革履，头顶一只法兰西小帽的人，每天站在面粉、糖浆旁边做什么？哇，每天都可以和食物打交道，真是天大幸福！我暗自决定，长大以后也要到食品厂去工作，这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工作。

姐姐说：“你这个‘白盖子（白字）’，怎么一点知识也没有的啦？人家是‘九叶诗派’的诗人，你以为他是食品厂的工人啊？”

我想了想有些失望，因为那时候，在我的眼睛里，食品厂的工人要比写诗的更加要紧。

无论你是个食品厂的工人还是一个诗人，在我的记忆里，你的出现终归就意味着食物的到来。想起来“文革”之前你的最后一次请客，记不得是为谁过生日，也忘记了是在文化俱乐部还是在锦江饭店，不大的一间房间里两大桌客人，我最小，特别允许和大人坐在一起。回过头去看见你的独子正在津津有味地吞咽一大碗白粥，他对我说这是最好吃的东西，让我过去和他一起吃粥，徐阿姨听见了，一把拉我回来说：“不要听他，回来吃肉。”

我一直没有证实你的独子真的是喜欢吃粥还是骗我，无论是真是假，我只知道你们都是呵护我的。

得到你的呵护的不止我一个人，而是我们这一代，所有的你的朋友的孩子们。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哥哥，出国以后回家探亲，你都会安排好了饭局，把我们像大客人一样请到坐上。而你则一边为我们叫菜，一边关心我们的海外生活。我感觉到享受这种待遇的不止我们这些生活海外的小字辈，连我二叔那个大右派的孩子从内地来上海，也同样被你请到江宁路77号的梅陇镇分店。那里的大师傅和你特别熟识，一道水晶虾仁，一道本帮鳝糊，美轮美奂到了让我一直回到美国还不能忘怀。

然而，你如此呵护我，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读过你的任何一首诗。一直到很久以后，有一天蜷缩在异乡的沙发里，无意间阅读到了你的《冬夜》：

安坐在红火的炉前，
木器的光泽诳我说一个娇羞的脸；
抚摩着褪了色的花缎，
黑猫低微地呼唤。

百叶窗放进夜气的清新，
长廊柱下星近；
想念温暖外的风尘，
今夜的更声打着了多少行人。

当我读到最后一句“今夜的更声打着了多少行人”的时候，怦然心动。我好像看到了你那顶法兰西帽子上的小尾巴，在温暖外的风尘里摇动，我感觉到了炉火的炙热、夜气的清新……紧接着“今夜的更声”不是打动，也不是打倒，仅仅用了一个最平实的“打着了”，令人心悸。我想告诉你，我就是被“打着了”的一个。

我还想告诉你，我是被其中真实的情“打着了”的。那个真实的你，“安坐在红火的炉前”、“抚摩着褪了色的花缎”、“想念温暖外的风尘”，你不是“卖火柴的小女孩”，赤着脚站在凛冽的寒冷里，渴望着窗子里面的暖和。那种凄苦的感觉你想不出来，你不会伪装也没有掩饰，只是“安坐”在“炉前”，先是铺展了你的室内，然后游离到了室外，但是你最终还是安坐在炉前。

这个安坐在“炉前”的形象，和你在食品厂的形象，突然在我的脑子里发生错乱。尽管那顶法兰西小帽的印象深刻，但是你那一口比当年的南下干部、地下党更加正宗的普通话，让我对你肃然起敬。加上你的孩子老四曾经担任基层干部，于是我便在暗地里，以为她是“革命干部”出身，不由滋生了说不出的羡慕。那时候“革命干部”出身就好像现在的“富二代”，一套列宁装是他们最出人头地的制服。

母亲说你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和你的夫人徐阿姨是同学。以后赴英国，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英国语文系读了几年书，后来就成为现代主义新诗派的九叶派诗人当中的一员了。1949年以后，你到食品界工作，在诗人的行列里彻底沉默。只是你的《珠贝集》和《手掌集》早已铅印成册，让事实不能抹杀你这个诗人的存在。

一直到“文革”结束，你又积极地活跃起来，报刊杂志上，常常可以看到你的活动。可是有一件事情让我纳闷：你这个连用光的牙膏壳子也要剪开来再刮一遍的人，竟在“文革”之后向国家捐献了十五万美金。十五万美金？什么概念啊？天文数字！这简直是比革命家还要革命的行为。那时候我家对面，淮海路上一条弄堂里三层楼的连体房，被一个香港人买下来，只花了十一万人民币。而你一直到最后，也没有住进自己的房子里。你的儿女们在国外打拼，买房建房的一砖一瓦都要靠自己的两只手。对比后来的某些贪官行为，你的十五万美金实在是……！！！

是不是想表现？代价太大。别人捐献总还要讲究一个师出有名，不是建立一个纪念馆就是建立一个纪念奖，而你？想想很是悲哀。你、你们这一代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都是一样的天真，天真到了愚昧！对不起，我这样骂你先要打自己的嘴巴，可是我心痛。不仅仅是心痛你一个人，而是你们整整一代人。

我想起来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张照片，应该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你们一群人，站在一个水门汀的门洞里，你横着身体站在最外面。撸着袖口，一脸霸气，极有个性。

这就是你们这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人，想当年谁不意气风发、个性十足？到头来不知道是主动还是被动，是真心还是违心，一个个都变成了革命家？这里面有没有“统战”的力量？还是“发疯了”？把自己的意气和个性统统自剐？

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我只能又蜷缩到异乡的沙发里，重读你的《冬夜》。不料这次重读让我心惊肉跳，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故事？同样是“安坐在红火的炉前”，为什么“木器的光泽诳我说一个娇羞的脸”？在这里你用了一个非常诡异的“诳”字，好像要告诉我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影子，而“黑猫”这个通常被认为是不祥之兆的女巫的帮凶，为什么要在这里出现？

抗战时期的重庆，一群文化人站在一个水门汀的门洞里，辛笛（正中）横着身体站在最外面。一脸霸气，极有个性。

按理说，你当时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不应该如此沉重，是不是那时候，你已经预感到人世的欺诳？还是害怕你也会走上同样虚伪的道路？于是你努力吟诵“百叶窗放进夜气的清新，长廊柱下星近；想念温暖外的风尘，今夜的更声打着了多少行人”。我相信“今夜的更声”第一个打着了的就是你自己。

就在我被你的“冬夜”纠缠到了神魂颠倒的时候，国内传来消息，北京和上海为了纪念你的一百周年诞辰，举办了不少活动，被邀请者除了文化要人、作家诗人以外，还包含了不少你生前好友的后代。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已经深居简出，轻易不会参加这种聚会，但这一次都走出来了。

这些当年被你呵护的孩子，现在多数已经是两鬓斑白，一踏进纪念会的厅堂就会和其他与会者一样，收到一个不小的红包。你的四个子女都到齐了，还为你举办了一个朗诵会。朗诵会举办得非常成功，会后有西式的大菜，说是冷餐，但是小牛排都上来了呢，鲜嫩可口至极，大家好像又感受到了你的呵护。我不知道这样的大手笔是哪家出的资，却正好体现了你的气派和作风。我真想和小时候一样，伸出手来说：“我也要！”

然而，就算我能伸出十只手，发出十倍以上的声响，你也不能回答了，你已经远去。就好像你在最后未完成的短诗里写的：

听着小夜曲离去
走了，在我似乎并不可怕
卧在花丛里
静静地听着小夜曲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