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
巴金先生：
你好。
我来看你了，又是酷热的夏天。朋友在西湖租借了一艘豪华的游艇，这是一艘小型游艇，可以乘坐七八个游客，可是我们只有三个人。三个人坐在这宽敞的游艇里有些空空落落，丈夫举着他那架带长镜头的尼康相机，窜前窜后，忙于搜集西湖美景，而我则把身体舒舒服服地埋在宽大的座椅里。
远处的夕阳渐渐地下落，近处的三潭印月悄然地站立在那里。周边的游客们熙熙攘攘，那些小舢板上的船老大们赤膊上阵，侧着身体奋力摇橹。要不是他们黝黑的背脊上闪烁着晶莹的汗粒，船客们不停地摇摆着蒲扇，坐在冷气机下的我，简直就忘记了外面还有一个凡人的世界。
掌控游艇的船长坐在驾驶座上半闭着眼睛，脸上雕刻满了岁月的残痕。此刻，他一只手搁在方向盘上，苍苍地吟唱起当地官话儿的小调：“杭州的山不高不低，西湖的水不深不浅，苏堤的灯不明不暗，这里的姑娘不胖不瘦……”
唱到最后欲言又止，好像里面隐藏着更加深奥的故事。我抬起头来刚刚要发问，却发现我们的船头一转，进入一个长满青苔的桥洞，过了桥洞眼前一亮，这里竟然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这里是内西湖。”船长介绍说。我回头看了看，刚刚钻过来的桥洞已经被一片绿荫遮盖，那绿荫就好像一片厚实的墙。而墙的里面，硕大的一片碧波，竟然只有我们这么一艘游艇。
游艇沿着岸边行驶，小心地划开了幽静的湖面，留下了无声的涟漪。
“看！前面是汪庄！”
“汪庄？”真的，真的是汪庄！我看到了，仿佛看到你正在汪庄2号小楼，就好像十几年前一样，微笑地坐在门厅里的一张扶手椅上，面对着大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那是1995年的夏天，我背井离乡六年以后第一次回国省亲，先到上海武康路来看你。他们说你在汪庄度夏，我就转道来了杭州。这一天真热，我们一行五六个人，其中除了我和丈夫、儿子以外，还有母亲、姐姐等。
忘记了是因为出租车看到姐姐的残疾车而拒载，还是当时根本就没有出租车，只记得我们男女老少一群人，站在杭州火车站的大太阳底下晒到浑身冒油。环视四周，一眼看到街角旁边聚集着一堆三轮车，三脚并两步直接奔过去大叫起来：“三轮车！三轮车！”
已经被太阳烤到蔫巴的三轮车夫一听有生意，立刻就好像皮球一样跳了起来。“不要抢，不要抢，一人一辆，多出来的一辆放残疾车！”当惯领导的母亲，此刻，充分地发挥了她的指挥才能。
很快各就各位，五六辆车子排成一长排，浩浩荡荡地向西湖边上的南山路进发。远远地看见了“汪庄”的院墙，我用一只手指过去说：“到了！”
“啊？是这里面啊？”领头的车夫吓了一跳，嘎一声扳下刹车，差一点把我弹到车子外面。我发怒了：“啥事体啦？侬想掼死我啊？”
“不是，不是，是这里面，这里面是不能进去的呀，高墙里面是高级领导，门口还有拿枪的。因为不可以让小老百姓随便看到里面，后面的雷峰塔都不让游客攀登，关闭了呢。我们这些三轮车闯进去，弄不好要吃官司的。”车夫语无伦次地说。
我一听越加发起怒来：“乱讲，今天我们非要进去！”
经过了来来回回几番交涉，又把残疾的姐姐推到前面，那些拿枪的终于退步了，手一挥——放行。
当我们这一队丁零哐啷的三轮车队穿过高墙，行驶到你的门前的时候，你坐在门厅里大笑起来，你说：“门卫打电话进来，我一听就知道是你，只有你才做得出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这个院墙里，大概还是第一次让这么多的三轮车进来！”
我听了不搭腔，只是一个劲地嚷嚷：“热煞啦，热煞啦，让我先去冲个冷水澡，我浑身是汗……”
你连忙说：“有热水的，不要贪凉感冒……”
清清爽爽走出浴室，母亲和你正坐在宽敞的前厅讲老话，从爱国女中到四马路，还有大光明电影院和霞飞坊，这些老话你们讲了一百遍不止，可是每次讲起来又好像有说不完的回忆。
透过明净的玻璃窗户，只看到庭院里芳草依依、绿树环绕，一片宁静优雅的景象。站在你们的背后，处身于深宅大院，耳朵里徘徊着你们津津乐道的陈年旧事，却想起来你最著名的《家》《春》《秋》。
不记得你推荐过这三本小说让我阅读，我是在不允许读书的年代偷读的。记得那也是在炎热的夏天，我躲在墙角里偷读了这三本书。有意思的是我从来也没有被那些冲出高墙、追求自由的年轻人感动，反而是在一开始就尽情地享受和欣赏大墙内的氛围。读到最后一本《秋》，简直就不能容忍那个壁垒森严的高墙终于四分五裂地瓦解，我怨恨你的笔活活把一个温馨的家庭拆散。
我曾经在你家的前厅遇见了一位不年轻的女人，她就是当年阅读了你的小说冲出富家的高墙，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个女人身着一件男人的衬衫，下面是条黄军裤。看着她的两只赤脚，套在一双发了黄的塑料凉鞋里，我想，要是这两只脚当年没有冲出高墙，现在大概正包裹在镂花的小牛皮鞋里，咯噔咯噔地踏在香港的大马路上呢。
但是后来，我也走出了家里的大墙，在外打拼几十年，打拼到最后的目的，还是为自己建筑一道高墙。美国的房子多数没有围墙，邻里之间一脚就可以踏到对方院子，在选购房子的时候，我一看到这幢房子的后院被一圈木头墙包围，也不检查一下房屋的内部设施，就决定了购买下来。
我常常坐在我的高墙里面，思念着我好婆家石库门房子的水泥墙、陪伴我长大的新康花园的篱笆墙，还有你家里的高墙。半夜里坐在床上，我推醒丈夫说：“我又梦到老家的墙了。”
丈夫回答：“这就是中国人的墙文化，走到哪里也冲不出高墙。特别是心理上的墙，那是看不见的，却又是几乎无法拆除的墙。那是传统所建筑的，也是传统中的人自己建筑的。”
你不也是一样的吗？就好像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他的《补墙》里，诠释了人类补墙的原始性，这是逃脱不了的本能。尽管你在年轻的时候要摧毁高墙，后来却修补了更加高的墙。这高墙要比你老家的墙更加神秘，更加森严。可是无论怎样神秘和森严，你都已经离去……
那天离开了杭州豪华的游艇，我立即回到上海，直接去参观了已经变成故居的你的老家，门口的警卫比当年汪庄的警卫还要威风。我小心翼翼跨进了铁门，进入了高墙，童年往事一下子撞入眼帘：我好像看到你一步一步从大楼梯上走下来，手里捧着一本赫尔岑的小说，那是在压抑的年代，我所阅读的俄国小说都是你介绍的。
1955年秋季，巴金和夫人陈蕴珍、我的父亲靳以和母亲陶肃琼四人在巴金的花园里合影，其实是五人，因为母亲正怀着我。
照片上从左至右依次是：巴金、陈蕴珍、靳以、陶肃琼。
漫步到了花园里，昔日熟悉的花园近在咫尺，只是不知为什么脑海里广阔的天地变得狭窄，那个荡起我遐想的秋千向后挪了几步，挤进灌木丛中；殷实的葡萄架缩小了一半，葡萄变成了不知名的花木。让我吃惊的是小时候最要紧的神圣的小书房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我在那堵灰色的墙壁前面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就是找不到小书房的痕迹，那可是我第一次阅读《皇帝的新装》的地方。
抬起头来让我更加吃惊，原本已经够高的大墙上面竟然多出一截高高的铁丝网！一个年长的参观者，牵着他的小孙女走进来说：“这里住着一个大作家，进出小轿车，远行还有专列的车厢。小时候，路过这里的高墙，总是扬起头想像着里面的生活……”
小女孩东张西望，最后来到厨房说：“厨房间有点太老式了吧，这只煤气灶怎么这么破旧？”
我想告诉这个小女孩：“不要小看这只破旧的煤气灶，上面炒出来的四川臊子肉世界第一。”但是我没有说，因为我知道，在你生命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没有住在这里，而是住在重要领导、知名人士等特殊人物才可以进得去的华东医院。
我实在是憎恨这家医院的，我的父亲、公公，最后是你，都在这家医院离世。
当时你住在华东医院的特殊病房里，宽敞的套间有着最现代化的设施，医院里的高墙不要装铁丝网就把外面隔绝开来。我想起你的小说《第四病室》，那里面描写的是一个离开家庭，冲出大墙的年轻人，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最简陋的第四病室里，眼睁睁地望着对面头等病房里的富家青年，你愤怒地发出呐喊，抱怨世界的不公。
我最后来看你的时候，你已经不会说话了，看着你躺在华东医院的特殊病房里，我只想说：“无论你怎样地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你实在都是最成功的呢。”
小东
2012年8月写于美国圣地亚哥太平洋花园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