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穿白衣的女人

迪金森在隐居之后，逐渐养成只穿白色衣服的习惯。

对于迪金森只穿白衣的缘由，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认为“白衣所暗示的矛盾和不连贯表明了诗人自我心理的分裂以及社会对妇女众多相互冲突的要求”^[19]之外并无什么特别寓意，但对迪金森来说，她在少女时代能够孤独地对抗宗教，那么她隐居后只穿白衣的古怪行径也当别有寓意。如同隐居是为了追求诗歌艺术，迪金森身着白衣就像勃朗宁夫人笔下的奥若拉·雷一样，至少表明对艺术的追求。勃朗宁夫人是迪金森最喜欢的作家，勃朗宁夫人的《奥若拉·雷》是她最喜欢的作品，奥若拉·雷在拒绝表兄罗慕尼的求婚时身着白衣以明志——表示自己更愿意投身于自我肯定的艺术。爱默生的《诗人》曾让她坚定自己作为诗人的决心，奥若拉·雷身着白衣明志的艺术家形象一定也对迪金森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同有些人蓄须、蓄发以明志、励志的行为一样，迪金森以白衣为符号，仿效奥若拉·雷，以表明自己的追求和志向，诗歌271就完全表明了迪金森的这种渴望和意愿：

我说——女人穿上白衣——

那是庄严的事情——

如果上帝允我穿上——

那无可指摘的神秘——

投身于紫色的井——

那是神圣的事情——

奋不顾身——

直到永恒——（P，521）

这里，“女人穿上白衣”不是说女人成为新娘，而是说女人的渴望、愿望或追求得以实现。“井”通常象征艺术灵感的源泉，“紫色”在迪金森的诗歌中代表神圣、权威、尊贵，而“女人穿上白衣”正是指愿望或追求得以实现。“如果上帝允我穿上——那无可指摘的神秘——”，正如说“如果有那么一天，我无可指摘地穿上神秘的白衣”，不但是一件庄严的事情，而且我将为之奋不顾身地投入。由此可见，白衣已经成为她心中的追求和理想的替代符号与寄托。

在诗人看来白衣是忠于自己和忠于世界的宣言，象征迪金森对真理的求索和对世俗社会的轻蔑，也表明她幼时和作为女人所无法取得的胜利，最终要在心理上、灵魂上取得胜利的心愿，这有助于理解她为何拒绝发表作品。乔安娜·鲍伯森（Joanne Bobson）在其作品《迪金森与沉默的策略》中把迪金森塑造成一个遵循女子诗歌隐私传统而不发表作品的形象，但是迪金森也曾渴望过诗人的荣誉。1862年4月，31岁的迪金森在《大西洋月刊》上看到当时的大文豪兼评论家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的《致青年投稿者的一封信》，信中鼓励青年投稿者行文要流畅，立意要新颖。迪金森于是写信给希金森，询问她随信寄去的四首诗是否有生命力？迪金森的诗歌由于其不拘泥于传统形式的现代性，而被希金森认为不适合发表。当希金森建议她不要发表时，迪金森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如果名誉属于我，我逃不掉——如果不属于，在追逐中将度过漫漫长日——我的狗将抛弃我——那么——还是平庸的好。”^[20]希金森实际上代表着19世纪中期美国批评家的欣赏水准，他无法预见也不可能接受还需要再过50年才能在文坛上盛行的现代派诗歌，但他毫无疑问感受到了迪金森诗歌的生命力，回信向迪金森索要更多的诗歌。迪金森敏锐地觉察出自己的诗歌创新遥遥领先于她的时代，洞察到自己在诗歌上的创新同当时主流的诗歌相比更具美学价值。当名望、荣誉同诗歌美学发生冲突时，迪金森选择了后者。她坚持诗歌创新，在与希金森通信的过程中，虽然礼貌性地不断征询他的意见，却从不遵从。即便是苏这位仅次于莎士比亚的教给她关于世界的知识的人，在第二次建议她修改诗歌216“在他们雪花石膏的寝宫里很安全”时，也遭到迪金森的拒绝。迪金森若想获得荣耀，并不是难事，凭她在诗歌上的造诣和才能，只要遵循希金森的建议就可以办到，但迪金森不愿为了迎合希金森所代表的保守的文学主流而违背自己的诗歌美学。在生命晚年，好友海伦·亨特·杰克逊执意要求发表她的诗歌，遭到迪金森断然拒绝，这也是她不愿同保守的主流文学为伍的表现。她认真抄写，把自己的诗歌装订成册，保存起来，死后留下遗嘱焚毁信件，却丝毫未提及她的诗歌，也说明她对艺术的保全。她拒绝洛德法官的求婚也说明了她对艺术的追求，尽管两人相爱，但诗人更愿意把时间留给诗歌创作，而不是忙碌于主妇的家庭琐事。等到年长，她对名誉开始看得淡然：“名誉不驻足——/它的占有者一定死去。”（P，1475）

迪金森不仅通过拒绝加入教会、隐居和只穿白衣的方式表明自己对父权社会的反叛，她还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通过对语言进行革新的方式来反叛父权话语。她相信语言的魔力和颠覆力，深知在语言的层次上，她可以质疑和动摇父权社会在宗教、社会和语言学方面的话语权，为此，她不懈地抗争。^[21]在《迪金森与沉默的策略》中，乔安娜·鲍伯森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小心巧妙地应对文化和社会限制的形象：她“退回到语言的王国里，蛰居在那儿，进行她的颠覆目的”^[22]。“间接”和“省略”的文体策略“可以保证她安全、忠实精确和带有强烈情感色彩地来描述被禁止描述的妇女个人体验，尤其是愤怒和受抑制的激情”^[23]。她通过碎裂每件“有限、确定、结构完整、意义充分的事物”^[24]，来挑战和颠覆父权话语秩序。下面这首诗歌就是直接指涉语言的颠覆力：

我是一支子弹上膛的枪——

站在角落——直到一天

主人经过——认出——

把我带走——

时而我们徜徉于森林之中——

时而我们猎取母鹿——

每次我代替他讲话——

群山都立刻回答——

我微笑，这令人兴奋的火光

在山谷上闪耀——

好比维苏威的脸

展示它快乐的容颜——

到了晚上——愉快的一天结束——

我守卫着主人的头

比分享鸭绒厚枕——

还要好

他的敌人——与我不共戴天——

对谁——我只要瞄上一眼——

或动一下拇指——

无须第二次——

尽管我比他——可能活得久

他却一定比我活得长——

因为我只有杀伤力，

却无死的能力——（P，754）

评论家们对这首诗进行了不同的解释。托马斯·约翰逊通过引用迪金森同时期给希金森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我生命中没有君王，不能统治自己，当我试图组织时——我那点儿力量爆发了——让我裸露、烧焦”^[25]来证明此诗暗喻迪金森难以驾御的灵感和反抗的冲动。朱狄斯·法认为“重点应放在叙述者对快乐的体验上”^[26]，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性爱的诗”^[27]。苏珊·古芭和桑德拉·吉尔伯特认为迪金森在“欢呼她远方庄严的情人所赋予她诗歌的灵感”^[28]。乔安娜·鲍伯森的话则更令人信服：“尽管不可能用传统的方式解读此诗，但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首关于话语的诗歌，表现言语一触即发的潜力。”^[29]

迪金森以自己卓绝独立的行为和思想反叛父权社会，给后人留下了近1800首诗歌，使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的结尾引用迪金森自己的话说，“如果她的诗歌传记‘不再是传奇时，那将是启示，而它又会是传奇的种子’”^[30]。

【注释】

[1]原文曾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发表，为和本书的体例形式保持一致，对原文中的破折号和注释等进行了统一改写。

[2] 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e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583.

[3] 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e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p.588.

[4] 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e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p.604.

[5] 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e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pp.626-628.

[6] 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e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p.627.

[7] Judith Farr，The Passion of Emily Dickinson（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43.

[8] Judith Farr，The Passion of Emily Dickinson，p.156.

[9] Betsy Erkkila，The Wicked Sisters：Women Poets，Literary History，and Disc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46.

[10]Thomas H.Johnson，Emily Dickinson：An Interpretive Biography（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5），p.14.

[11]Thomas H.Johnson，Emily Dickinson：An Interpretive Biography，p.15.

[12]Thomas H.Johnson，Emily Dickinson：An Interpretive Biography，p.16.

[13]同上，p.18.

[14]Thomas H.Johnson，Emily Dickinson：An Interpretive Biography，p.72.

[15]同上，p.40.

[16]Judith Farr，The Passion of Emily Dickinson，p.25.

[17]同上，p.47.

[18]Joanne Bobson，Dickinson and the Strategies of Reticence：The Woman Writer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p.85.

[19]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e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p.622.

[20]Judith Farr，The Passion of Emily Dickinson，p.317.

[21]Gudrun Grabher，Roland Hagenbuchle，and Cristanne Miller（Eds），The Emily Dickinson Handbook（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9），p.348.

[22]Joanne Bobson，Dickinson and the Strategies of Reticence：The Woman Writer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p.348.

[23] Joanne Bobson，Dickinson and the Strategies of Reticence：The Woman Writer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p.xvi.

[24] Betsy Erkkila，The Wicked Sisters：Women Poets，Literary History，and Disc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51.

[25]Thomas H.Johnson，Emily Dickinson：An Interpretive Biography（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5），pp.138-139.

[26] Judith Farr，The Passion of Emily Dickinson，p.243.

[27] Judith Farr，The Passion of Emily Dickinson，p.243.

[28] 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e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p.607.

[29] Joanne Bobson，Dickinson and the Strategies of Reticence：The Woman Writer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p.34.

[30] 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e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p.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