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隐居与写作
在谈论迪金森隐居之前,先看一下迪金森是如何走上诗歌创作之路的。
迪金森在少女时代即表现出写作天赋,她父亲的学徒本杰明·富兰克林·牛顿是促使迪金森选择诗歌写作的重要人物。牛顿教她如何欣赏文学,怎样观察世界,他还把爱默生的《诗集》和勃朗蒂姐妹的作品介绍给迪金森。牛顿唤醒了迪金森对精神独立的渴望,以及对文学的热爱,迪金森称他为“教我不朽的朋友”[14]。精神上的独立和生命的不朽是迪金森一生的追寻,她还意识到诗歌创作可以让她达到这些目的。到1861年时,她已确认自己作为诗人的宿命,甚至向苏吐露她希望有朝一日会赢得荣耀和名誉。[15]诗歌569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迪金森为什么选择成为诗人:
我排列——当我数遍所有——
首先诗人——其次太阳——
然后夏天——最后上帝之国——
于是——单子列完——
但,回头看——第一个似乎
包括所有——
其他是不必要的展出——
于是我写下——诗人——全部——
他们的夏天——持续整整一年——
他们拿出的太阳
东方——将认为奢侈——
如果遥远的天国——
像他们为崇拜他们的人——
准备得那样美
并且雅致
做梦都难梦见——(P,569)
在诗歌的第一节中,迪金森依次列举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但在第二节里,她改变了主意,去掉了后三项,认为第一项就包含了其他三项。诗人不需要太阳、夏天和天国,因为诗人可以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构想出一个更“阔绰”的太阳、长达一年的夏天和一个上帝之国都不能与之媲美的天国。
迪金森深深地知道只有在灵魂深处面对自己时,她的想象力才会被激发,她作为艺术家的才能方可显现,而这对诗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在康科德纪念爱默生诞辰百年庆典上的发言对我们理解迪金森选择隐居的原因也许有所帮助:“关注与汇报精神的职责决定了诗人整个一生的路程,保护职责免受干扰和入侵使他定居乡下。他不断拒绝卷入外界事物,他相信那是别人的事情,而不是他的。”[16]爱默生确信孤独和隔绝可以成就伟大的艺术,这毫无疑问坚定了迪金森从社会隐退的决心,她在阅读爱默生的《论自助》时划出了下面这段话:“我活着是为了生命本身,而不是为了展示。我宁愿它处于低调,这样它可以真实而平和,而不是光芒四射、动荡不安。”[17]缘于这种信念和认同,迪金森在30岁左右,开始隐居在父母的宅邸中进行诗歌创作,这让她有足够的时间发挥自己的才气和想象力。
隐居并不能表明迪金森生活单调和压抑,她有选择地见几个人,也有选择地与几个人进行通信联系。其兄奥斯丁的情人梅宝·露迷斯(此人在诗人死后负责迪金森诗歌的编辑工作)渴望一睹迪金森的风采,却从未如愿。当她在楼下为迪金森弹奏钢琴时,迪金森只是在楼上通过半开的门同她讲话。迪金森这种异乎寻常的控制力也说明她坚持隐居的初衷,不愿为外界所扰。只见几个人,给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写信,她在晚年对好友伊丽莎白·霍兰诉说了原委:“请原谅只对少数几个人施以同情的泪水,但这几个已经太多,因为哪一个不是一个世界?”[18]
迪金森之所以选择隐居,除了因为诗人般的特立独行,也有其成长过程所遇到的无法逃避的原因。她在16岁到25岁大约10年的时间里,坚持自己的信念,一个人孤独地面对宗教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这种经历给她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当面对与自己格格不入的陌生群体时,恐惧是一种本能;当力量对比极为悬殊时,归隐便是本能的逃避。无论是“立大德者不和于时”的愤世隐士,还是“成大事者不谋于众”的孤独怪杰,其行为实际上都是一种妥协式的自我保护行为,一方面可以使自己免于直面外界,避免承担压力和冲突,保护自己的心灵免受戕害,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隐居的方式,采取有原则的妥协,从而使心灵得到安宁。这也许是诗人形成孤僻性情的原因之一,是诗人选择隐居的心理因素所在,所以诗人会说“几个已经太多”。
对于迪金森的隐居,评论家们各说原委。托马斯·约翰逊认为迪金森天性害羞,容易受到来访者的惊吓;朱狄斯·法认为苏的抛弃是促使迪金森隐居的直接原因;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认为迪金森是被父权社会所囚禁。无论何种解释,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归隐的确使诗人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也说明归隐未必能让诗人心灵安宁,妥协地保护也无法避免阵痛的遗患。诗人都是心灵的捕手,诗人的心都是多出常人一窍的,诗人天生都是流泪的,这些对诗人的调侃或赞美应当有一定的道理,没产生过心灵之澜的人是不会成为诗人的,归隐中的迪金森一定不会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