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艾米莉·迪金森的反叛^[1]

从1890年迪金森的第一部诗集问世到现在，学者和研究人员从各种角度，运用多元理论对迪金森进行研究，其中女性主义理论是被使用最多的理论。运用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者把迪金森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反叛者形象。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中刻画了一个受父权社会压制的疯女人迪金森的形象。她们认为迪金森“既嘲讽地扮演疯女人（故意扮成疯女人），又是一个真正的疯女人（一个无助的，离群索居的，被圈在她父亲房子的一间屋子里的精神病人）”^[2]。父权社会要求女人成为无名之辈，^[3]迪金森深知自己身为女人无法接近自我肯定的诗歌艺术，于是，隐居独身，通过放弃父权社会要求女人所具有的女性气质来保全自己对艺术的追求，这些是迪金森故意扮演疯女人的理由。但妇女命运的主宰者，“那个强大的男性他者”^[4]的力量无处不在，迪金森还是逃脱不掉一个反叛的女人最终会变成疯女人的命运。迪金森的一些诗歌表明自己在父权社会压制下几近崩溃的精神状态，如诗歌280“我感到脑海中有一个葬礼”和诗歌937“我感觉到头在裂开”描述的几乎都是精神分裂的详细症状。^[5]吉尔伯特和古芭认为迪金森高达600首关于死亡的诗歌就是迪金森遭受父权社会压制而成为疯女人的有力证据，因为“死亡最终是用来比喻疯狂，尤其是伴随精神分裂和异化感而来的疯狂”^[6]。

朱狄斯·法（Judith Farr）在《艾米莉·迪金森的激情》（1992）中认为迪金森是位同性恋者。在朱狄斯·法看来，迪金森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后来成为自己嫂子的苏·吉尔伯特（Susan Huntington Gilbert），认为自己“只在这个亲爱的女人闯入她的生活之后才真正存在”^[7]。苏是迪金森心爱的“珍珠”，却被其兄奥斯丁（Austin Dickinson）夺走。苏同奥斯丁于1858年结婚，迪金森恰在此时经历了一场明显的危机，并开始诗歌创作，朱狄斯·法把这些归于苏的嫁人。苏的出嫁使迪金森遭遇孤独，她要用诗人的荣耀赢回苏的爱，于是，迪金森开始诗歌创作。朱狄斯·法认为迪金森关于被拒绝、被抛弃主题的诗歌都同苏有关。苏无情地抛弃给她造成了“至痛的创伤，游离在外的悲伤一直持续到死”^[8]。

迪金森的另一个形象是由贝慈·艾克凯拉（Betsy Erkkila）在《邪恶的姐妹》（1992）中塑造的一个反动者的形象。与迪金森同时代的其他女作家大多热衷于公众社会事业，比如，她的好友海伦·杰克逊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献给了印第安人的事业，而在迪金森的诗歌和信件中，却很难找到她关怀社会的线索和暗示，所能找到的寥寥几处又证明恰好相反。当其他女作家为印第安人、黑人、妇女、贫苦工人呼喊正义时，迪金森却对当时的废奴主义者、改革者和民主力量持坚定的反面立场。^[9]更有甚者，她对与女性切身利益有关的女权运动毫不关心。当妇女改革者伊丽莎白·费尔普斯（Elizabeth Stuart Phelps）写信给迪金森，索要一首诗作为对女权运动的支持时，迪金森不仅拒绝了，并且在给表妹路易丝·诺克拉丝的信中表明了自己对费尔普斯改革立场的轻视和不耐烦，称她烧掉了费尔普斯的来信，拒绝支持。

故意扮成疯女人、女同性恋者和反动的女人，都是迪金森以其特别的方式反叛父权社会，但要研究迪金森对父权社会的一贯反叛，就必须对她一生中先后出现的最引人注意的三个行为——拒绝加入教会、隐居和只穿白衣——进行探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分析这三种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来阐释迪金森作为一个思想独立的女人对父权社会的一贯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