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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迪金森从没写过叙事诗，更没尝试过创作小说或散文、童话等，但迪金森精心经营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叙事传奇。她声称诗歌中的“我”不是她本人，这被很多评论家，如《阁楼中的疯女人》的作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认为这只是她故意为之的一种姿态，因为这种姿态可以让她作为19世纪的一个女诗人轻松跨域两种界限：“其一，女诗人不能够自我肯定；其二，诗人自我肯定的必要性。”^[3]因此，可以认为迪金森诗歌中的“我”就是她本人，她用否定的方式说出当时社会不允许她表达的观点。迪金森认为婚姻会毁掉一个人的“第一视角”和想象力，她非常清楚地在诗歌中表达了这种见解：

迪金森用一种近似于反讽的语气强调婚姻给妇女带来的悲惨后果。要想达到丈夫的要求，她就注定要丧失小女孩所拥有的华兹华斯式的想象力，看待事物的最原初的视角也会因为身份的改变永久地远去。大自然依旧充满了令人惊喜与敬畏的事物，而她曾经拥有的这些最宝贵的东西再也不会被人提及。她全然不知自己作为已婚妇女和妻子所要遵循的规矩到底有多少，而这些只有她的丈夫知晓。对周遭事物有着深刻洞察力的迪金森很早就看出了女人成婚所要作出的牺牲，她希望能够一直保有自己的“第一视角”，看到男人看不到的事物。这样的认识在迪金森诗歌创作初期就已经形成，也可以看作她不走进婚姻殿堂的一个佐证：

迪金森在这首诗歌中详细描绘了她所向往居住的天堂，诗人的想象力解释了她坚持处子状态的原因。诗人认为在没有男人主宰和干预的世界，她可以永远享受五月的欢乐和嬉戏。在没有男人的清晨，她可以搁置所有的家务事，在神秘的绿地上轻歌曼舞。在男人看不见的清晨，诗人可以与自然为伴，只听鸟儿啼鸣婉转，让夏日长久驻留。迪金森公开宣称自己向往这种生活，希望自己属于另外的山谷，即没有男人影响的生活，这样她就可以永远地任自己的想象驰骋在源源不断产生灵感的神秘绿地。通过对处子可以享受的生活的想象，迪金森表达了自己对自由的深深向往。这种自由可以让她作为诗人的想象不受束缚，也是她拒绝婚姻的主要考虑。

迪金森在1858至1862年间写下三封致神秘情人的信件。在第一封信中，迪金森说：“我希望自己可以像伟大的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一样为你作画。你问我鲜花谈话的内容——她们都很温顺——那是我让她们传递口信。”（L，187）在第二封信中，迪金森说：“今晚，我感觉自己老去，但对你的爱依旧，如月亮对新月。真希望上帝能让我与你同呼吸，夜晚在你身旁守候。没办法忘却不能与你相伴。”（L，233）但在此阶段，迪金森也创作出了许多表达她向往生活自治的诗歌，如：

迪金森知道女人必然经历的命运，即上帝安排女人成为男人的伴侣，如夏娃被创造是为了给亚当做伴，但她不情愿接受这种安排，因此在最后一句里反问，难道结婚是每一个女人都必然经历的生活方式？她向往独立自治的生活方式，或许也可以是自己爱人的“妻子”，却不要尘世名分的束缚，因此是“没有标记”的爱恋。诗人更向往女王的王冠，那是属于桂冠诗人的荣耀。在迪金森一生（1830—1886）的56个春秋里，英国文坛上相继有三位桂冠诗人登场，他们分别是骚塞（Robert Southey，1813—1843年间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843—1850年间的桂冠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50—1896年间的桂冠诗人）。而当时文坛上还有两位响当当的女作家，一位是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另一位是伊丽莎白·勃朗宁（Eliot Browning，1806—1861），她们功成名就，迪金森的卧室里挂有这两位女作家的肖像画。迪金森非常向往作家的名望，更希望获得女诗人的荣耀，因此对于滚滚红尘中女诗人可能会有的束缚，她一概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