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验主义的影响

从迪金森家的窗外望去，远处是红色的谷仓、绿色的田野、蓝色的山峦。宏伟的康涅狄格河流经阿莫斯特附近的河套地带。迪金森幼时及年轻的时候，喜欢带着自己的狗到阿莫斯特的田野、山间、丛林中漫游。迪金森对自然的热爱还受到当时文化的影响：当时女子学习有植物素描的传统，而且她在短暂的求学期间接触到了“科学”这一学科。隐居之后，她最大的快乐就是在自家的花园中侍弄花草。人们常常可以看见她在傍晚时分，身着白衣，跪在一块老旧的红色地毯上拔花园中的杂草。尽管新英格兰地区的气候并不适宜，迪金森还是坚持培育各种花卉，她尤其钟爱玫瑰。

除自身性情外，最可能影响迪金森关于自然观点的人是爱默生（Ralph Emerson）和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前者是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后者作为《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撰稿人，积极推进超验主义文化的普及。

超验主义最早是唯一神教派（Unitarianism）内部的宗教运动。与清教相信原罪、乱世、命中注定说不同的是，唯一神教认为世界是友善的，人们可以通过善行获得拯救。伴随着美国领土扩张、工业化、废奴运动，以及内战，超验主义者认为国家对利益的关注已经超过了对个人能力提升的关注，造成个人与他们生活的社区和自然环境的分离，他们试图恢复自然、人类和上帝之间的关联。倡导超验主义的最主要的作家有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他们强调个性、自力更生、种族和性别平等，认为人有能力通过沉思、顿悟、亲近自然来超越凡人的世界。他们“最异端”的想法是相信个体不必通过牧师这些中间人而可以同上帝直接联系，认为个体通过研究自然可以获得崇高的感化时刻，可以成为上帝在凡间的化身。

爱默生曾先后几次到阿莫斯特演讲，其中1857年的那次还住在迪金森的兄嫂家。尽管没有任何记录说明，迪金森参加过爱默生的演讲或拜访过爱默生，但毫无疑问，她一定知道爱默生的思想。在她十几岁的时候，父亲的学生——告诉她文学是通向不朽之路的富兰克林·牛顿，就曾把爱默生的《诗集》作为礼物送给她。她还拥有爱默生的其他作品，如《论自助》《代表》等。她唯一一首在报纸之外匿名发表的诗歌《成功》，被读者认为出自爱默生之手，可见两人才思的相近之处。在她晚年的时候，她还经常抄写爱默生的诗歌。爱默生认为上帝和自然等同，认为解读自然是人的属性，不是神赐予的功能，还认为诗歌应该像阳光下的玉米和西瓜一样自然生成，这些观点与迪金森对自然及自然与诗歌关系的认识有相似之处。

希金森是迪金森一生之中最主要的通信对象。当迪金森随信寄给他《盛夏里有这么一天》（P，322）的时候，希金森还不太了解迪金森的自然观，但他或许已经感觉到，迪金森对待自然的态度也是超验的。尽管很多评论家认为希金森如今被他们提起，主要是迪金森的缘故，但事实是，迪金森非常欣赏并感激这位《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1862年，她在给希金森的第二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欣赏：“我读了你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心中充满了敬意。”（L，261）1869年，对于与希金森的长时间通信，迪金森说：“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伟大行为——你不知道你拯救了我的生命。当面向你致谢是我很久以来的几个心愿之一。”（L，330）1876年，迪金森告诉希金森：“尽管你听不到，但许久以来，我都对你心存感激。”（L，458）1879年，迪金森告诉希金森，自从父亲去世后，她很少读书，只看希金森的文字和莎士比亚的作品。（L，593）

有评论家认为，美国文学对自然书写的鼎盛时期并不是发生在超验主义的最初阶段，而是集中出现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大西洋月刊》上。这段时期，希金森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很多关于自然的散文，如《花的进程》，后来被收录在《户外文集》（Out-Door Papers）中。在《户外文集》中，希金森探寻人的灵魂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直接依赖自然会让人思想深刻”^[2]。他信奉自然美景对人心灵的净化作用。评论家阿芒德（Barton Levi St.Armand）认为希金森是迪金森的导师，而梭罗是希金森的导师。梭罗称赞希金森的散文《雪》，认为他是“写作这个题目的真正高手”^[3]。而希金森说：“梭罗在瓦尔登湖畔扎营，向我们说明自然中的任何东西都还没有被描述过。”^[4]

希金森在《我的户外研究》（My Out-Door Study）中说：“自然美景对于文学训练的影响尤其是无价的……开满鲜花的堤坝，海浪拍打的海岸，是真正的文学模式……一个精美的句子应该像夏季的空气一样令人悸动。”^[5]也是在《我的户外研究》中，希金森质问：“对于描写夏日里的一天，世界文学和艺术都做了些什么？最筋疲力尽的努力也让我们感觉像天空一样距离遥远。”^[6]这让人想起迪金森第一次写信给希金森时随信寄去的《盛夏里有这么一天》，似乎是对希金森质问的回答。希金森认为书写自然，“才有可能和自然比肩，其他艺术，甚至音乐，也不可能到达这种高度”^[7]。在他看来，文学，远远胜过音乐和绘画，是艺术之王，是最能表现自然的方式。希金森关于文学的观点，对自然的热爱，都让迪金森深深认同，也坚定了她独自追寻诗歌创作的信念。对迪金森来说，“希金森的散文不仅仅是超验艺术的一种新形式，他们本身就是福音”^[8]。除了接受希金森认为人可以通过自然获得拯救的观点之外，迪金森还把他看作能带她重回伊甸园的加百利。^[9]

与大多数超验主义者在自然中或通过自然看到上帝不同的是，迪金森把自然看成是上帝一样的神灵，认为自然本身就值得膜拜、关注并为之奉献。因此，她关于自然的诗歌并不总是寻找自然后面的意义，她也不像清教徒，甚至超验主义者那样在自然中寻找上帝的启示。迪金森认为，自然本身就是启示，值得对她思考和关注。她放弃教会，拒绝宗教的那些信条，但敬畏自然，拥抱可以感觉到的真理及真实的自然美景。她坚守自己对“真理”和“美”的追求，听从心灵的呼唤，努力追求诗人之名，通过诗歌再现自然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