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现代性
一
有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开始的，这当然不能说错，因为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比如从思想意识的角度来看、从文化革命的角度来看、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看、从学术方法的角度来看、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五四”都是中国历史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文学批评其实也是这样，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是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开始，大多数人没有异议。
但是，任何一种文化变革都是有一个过程的，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的空前的文化革命运动，它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它是由许多人甚至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中国文学批评史在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王国维显然是一个重镇，他的《〈红楼梦〉评论》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文学批评论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于《〈红楼梦〉评论》的解说及研究，历来文章很多，但多集中在阐发其思想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上，其研究目的在于总结它的成功与失败。本文将撇开对这篇评论文本本身的具体解读，试图从一种更为宏观的视角、把《〈红楼梦〉评论》放在中国文学批评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历史坐标中来研究它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贡献。我认为，《〈红楼梦〉评论》是中国第一篇具有现代批评意识的文学评论，它第一次尝试完全运用现代西方哲学、文学、美学理论来评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它在外观上虽然仍然是文言文，但在学术形态上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学批评的品格——理性的、逻辑的、分析的，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和严密的理论论证。
二
在品格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而言，所谓“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这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文学批评体系，很难进行简单的概括。但与西方文学批评相比，感悟式、印象式是它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全身心地忘我地投入对作品的欣赏、品味、理解，其审美感受是异常丰富复杂的，但言传出来却非常简单，片言只语，且充满感性、顿悟、直觉的方式，表现在外观形式上就是诗话、词话、小说评点。而西方文学批评则是另外一种理论体系，它虽然也有印象式的批评，但在总体上，它是理性的、逻辑的、分析的，具有严密的概念、范畴和论证。不能说西方人对作品的欣赏不投入，任何真正的文学批评都必须以文学欣赏作为前提，古今中外概莫例外，但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人总是习惯于把他们的感觉理性化、条理化，进行逻辑的分割，从而表现出一种科学性。叶嘉莹总结说:“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乃是印象的而不是思辨的，是直觉的而不是理论的，是诗歌的而不是散文的，是重点式的而不是整体式的。”[1]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当然有它的优点和独到之处，有它独特的价值，但它的内在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对于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它无法进行透彻的言说。
中西文学批评的不同，最深层的原因是思维方式的不同，这一点，王国维其实早就注意到了。1905年，王国维写了一篇文章叫《论新学语之输入》，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中西学术及思维方式作了一个非常概略但却不乏精到的比较，他说:“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Ceneraf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2]对于中西文论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而迥异，王国维显然是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的。《〈红楼梦〉评论》就是王国维有意识地借用西方文学批评来评论中国文学作品，这一点，他自己有说明，他在1905年写的《静庵文集自序》中说:“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3]
王国维之所以借用西方文学批评来评论中国文学作品，绝不是因为读了尼采、叔本华、康德的著作因惬心雀跃而偶然为之，而是一种有意的标举，其意在于革新中国文学批评，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文学批评模式来突破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局限。也是在1905年，王国维曾写了一篇《论近年之学术界》的论文，对于研究王国维的学术思想来说，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王国维明确地提出外来学术思想的刺激是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他把学术中的由内在的动力所推动的发展称为“能动”，由外在的刺激所推动的发展称为“受动”，“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4]现在看来，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显然比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要小得多，二者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王国维把“西学东渐”比作历史上的“佛学东渐”，预测中国学术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并亲自尝试借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评论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开一代风气之先河，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大胆的，具有远见卓识，具有相当的先锋性、超前性。
现在看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在西方哲学人文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下，在深刻地接受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大的特征就是西方的学理模式、理性色彩。王国维有意识地借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以期推动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与进步，这是典型的批评意识的现代性。
三
意识到借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来改造、革新中国文学批评这固然是王国维的先知先觉，但这还不是王国维最深刻的地方，事实上，在当时，西学东渐正在热潮中，主张用西学包括西方的思想来富强中国，在上层精英知识分子中是比较普遍的观点。王国维更深刻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观察到西学对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的现实，而且对西学的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他撇开“坚船利炮”的表面现象，把视角深入到思维方式和构成思维方式的更为深层的语言学基础上探讨问题，这是异常的超前的，这在当时不能被理解，在后来没有被理解，直到今天，当我们站在现代语言哲学的最新成果的高度上，对其深刻性才看得比较清楚。
在当时，王国维已经认识到，西学真正对中国构成冲击的不是它的器物及实际知识，而是它的思想以及深层的思维方法，王国维称之为“形而上”、“形而下”，“形而上”和“形而下”既是价值层面的，也是言语层面的。“十年以来，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
之文学界。”[5]所谓“形而下”言语，指的是实物名词、物理名词、科学名词等具体知识名词，而“形而上”言语则是指思想名词。两者之中，前者并不能真正地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构成冲击，而只有后者才能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思想。1922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这本书的“绪论”里，梁漱溟总结了中国西方化的过程，最初是器物，然后是制度，最后是文化。最后的文化阶段就是陈独秀等人所掀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的意思要想将种种枝叶抛开，直截了当去求最后的根本。所谓根本就是整个的西方文化……如果单采用此种政治制度是不成功的，须根本的通盘换过才可[6]”。梁漱溟的书在当时影响很大，他的这种总结后来长期被沿用。其实，早在1905年，王国维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对西学在中国的接受过程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中国从元朝到清朝咸丰、同治，学习西方的主要是“术学”即“形而下”学，“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也”。之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及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理论，不能称为哲学，而只能说是“科学”，“不能感动吾国之思想界”。而“蒙西洋学说之影响，而改造古代之学说，于吾国思想界上占一时之势力者，则有南海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浏阳之《仁学》[7]”。王国维这里只是就学术而言的（“但论西洋之学术”），我们姑且不论他的概括是否准确（比如他对于严复的译学的“科学”定性就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单就其逻辑上的递进来看，王国维显然是把从术学到科学到哲学看作是一种逐渐深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在王国维看来，运用西方的哲学即思想来研究中国的学术，这才是最深刻的，才是真正的向西方学习。所以，王国维的最后结论是:“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这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所谓“破中外之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通中西壁垒”、“贯通中西”等等。
那么，如何“破中外之见”？如何融会西方的思想？王国维没有直接的回答，但我认为他提出新言语之输入即新思想之输入这种观点，是能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的。王国维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是非独两国民之言语间有广狭精粗之异焉而已，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又说:“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8]这里，王国维其实表达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新的语言思想:言语即思想，言语的不同即思想的不同，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之输入。文学中输入了新言语，其实就是输入了新思想。这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事实上，历史上每一次发生大的思想变化必然伴随着语言的变化——话语方式的变化，术语、概念、范畴等的变化，至少可以说，每一次思想的变化必然会增加新术语、新概念、新范畴。这种语言本质观，再加上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关于“形而上”和“形而下”言语的区分，我们认为，王国维的语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在语言经过了20世纪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之后，这种深刻性，我们现在看得更清楚。
关于语言的本质，传统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传统的观点看来，似乎是在人的大脑中，思想是赤裸裸存在着的，语言不过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媒介而已。但西方现代语言学普遍地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即语言，从来没有脱离语言的思想，从来没有赤裸裸的思想，脱离语言的思想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思想革命即语言革命，至少，思想革命是通过语言革命而完成的，思想革命的成果也只有通过语言的方式才能稳固下来。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是一个系统，它一旦形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民族的文化思想活动中，语言是最深层的东西，语言作为一个系统一旦发生变化，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现代语言学最大的发现。
既然语言即思想，那么很明显，学习西方思想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西方的语言，就是输入西方的“形而上”言语，把它融会到汉语中去，从而从根本上改进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在深层的思维上接受西方思想。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一意义得以完成的。所以，我认为，王国维把学习西方的重点最后放在语言的问题上，这是非常击中要害的；把新学语和新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语言对于思想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深刻的思想。这也是王国维早年思想中非常闪光的地方。
四
根据上面种种理由，我们认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中国文学批评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它是中国第一篇完全引用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理论来评论中国文学作品的中国文学批评论著。在这尝试的背后，它包含着深刻的王国维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觉醒。他对语言问题的反省以及在文学评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比胡适更有自觉的意识。现在看来，王国维在当时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现代文学批评意识，《〈红楼梦〉评论》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品格。
所谓“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的是“五四”以来深受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影响而形成的以西方文艺理论的话语方式为主体，以西方的理性分析为模式，同时又适当吸收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精华的新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黄曼君先生认为，它具有三大总体特征:（一）审美的社会价值论观念；（二）注重主观选择的理论形态与批评类型；（三）趋于科学化的思维方式与概念、范畴系统。[9]这一概括是非常准确的。根据我们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定来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我认为，它初步具备了以上三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了现代文学批评的品格。
《〈红楼梦〉评论》全文共五章，第一章阐述作者对人生和美术的看法并由此得出《红楼梦》是一“绝大著作”的结论；第二章论述生活之欲之痛苦之解脱，认为《红楼梦》的精神就是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苦痛及其解脱的途径；第三章论述《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主要是其悲剧价值及特点；第四章论述《红楼梦》伦理学价值；第五章为余论，主要是批评过去《红楼梦》研究的“考证”和“索引”的错误。从这种大略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红楼梦〉评论》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哲学意味，它是纯粹的美学、文学批评，但又具有坚实的哲学、社会学、伦理学作为基础，在形态上是逻辑、分析和理论的。由此我们说它基本具备了现代文学批评的雏形。
所以，《〈红楼梦〉评论》与王国维另一重要文学批评著作《人间词话》相比，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模式，前者从根本上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后者从根本上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前者缺陷较多但却意义重大，后者缜密完美但却意义甚微；前者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先河，后者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大成。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红楼梦〉评论》虽然具有现代意识，但它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它的现代性是不彻底的，革命是不彻底的，它虽然借用了现代西方哲学、美学、伦理学等理论，运用了西方文学批评的概念、术语和范畴，但它仍具有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色彩，最明显的是话语方式。从《论新学语之输入》和《论近年之学术界》这两篇论文来看，王国维在语言思想上的革命性和现代性是清晰而明确的，但在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中却又表现出一种矛盾。当时中国的语言虽然明显地在发生变化，甚至潜伏着后来剧烈的语言革命，但基本话语方式还是古汉语，王国维当时虽然受西方语言系统的影响，但他的本体语言还是文言文，思想的主体还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这具有必然性。总体来看，《〈红楼梦〉评论》在王国维整个的学术生涯中显得相当孤立。王国维在学术上本可以沿着《〈红楼梦〉评论》的现代性方向走下去的，但由于性格、信念等种种原因，再加上他后来学术转向，在话语方式上恪守文言文，晚年他几乎放弃了他早年所接受的比较激进的西方思想包括上述语言思想，他个人的学术现代化令人惋惜地夭折了，对于整个中国学术现代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具体于《红楼梦》研究来说，真正的第一篇现代批评不是王国维的而是胡适的，王国维只是开了美学批评的先河，而胡适则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本文原载《东方丛刊》1998年第4辑。
【注释】
[1]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2]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3]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9页。
[4]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5]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6]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页。
[7]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7页。
[8]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1页。
[9]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895—1990）》，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绪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