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的主体意识
历史小说的基本要求是:一方面必须尊重客观现实，以历史真实为前提，它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应有历史根据，它通过描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和历史发展趋势，即历史框架的真实。另一方面，它允许艺术虚构和加工，在细节上，在人物性格上，在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上，作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创造，即小说化、形象化。这是一对矛盾，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常常成为创作历史小说的关键，既不能囿于历史，把历史小说等同于历史，又不能完全凭主观臆想，把历史小说等同于一般性的小说。把作者的主题意识巧妙地融进可观现实之中，这是历史小说的艺术。
《三国演义》是一部描写三国历史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在这部古典名著中，作者的主观意识和可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也是非常突出的，一方面，它如实地描写了魏蜀吴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暴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阶级本质和残酷地虐杀压迫人民的罪恶，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以及经济的斗争状况。另一方面，它具有鲜明的主观倾向性，即拥刘反曹、帝蜀寇魏，它违背它所反映的现实内涵，而主观地宣扬忠孝节义思想，讴歌它所实际批判的封建“仁君贤臣”。问题是，在《三国演义》中，这矛盾的两方面被非常巧妙地统一起来了。
那么，作者是如何使这矛盾的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或者说是如何巧妙地把个人主观意识渗透到可观现实的叙述与描写中去的呢？本文试图通过对《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刘备、曹操的形象刻画分析，从主体性这一角度来探索《三国演义》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的艺术特色。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是一个具有高度智谋的军事家和非凡眼光的政治家。他上通天文，下识地理，知奇门，晓阴阳，善看地图，明了兵势，还能说会辩。他的神机妙算，无不与事实相符，他指挥战斗，简直无往而不克，即鲁迅先生所说的“近妖”。《三国演义》精心构思，巧妙设计，极力渲染诸葛亮，作者把他安排在三分天下的关键时刻出场，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刘备在军阀角逐中打了几十年的仗，先后依附公孙瓒、曹操、袁绍、刘表，尚无自己独立的势力和根据地，而且面临着危在旦夕的处境，诸葛亮出山，“博望坡军师初用兵”，旗开得胜，随后的赤壁大捷，诸葛亮扭转乾坤，从此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其他如隆中对、舌战群儒、三气周瑜、草船借箭、七擒孟获、空城计等无不绘声绘色，煞有介事，令人惊心动魄。可是，对于决定蜀政权命运的两次打败仗——失锦州和街亭之役，又怎样解释呢？作者当然不能回避，也不能回避，更不能无视这些历史的史实。于是作者更借助文学的虚构性和选材特点，或添油加醋、或避重就轻，或烘托夸张，或移花接木，有计划地、有目的地调整史料、取舍史料、虚构史料，从而把丞相诸葛亮的责任或变得轻描淡写，或干脆与他无干系。
荆州打败仗可以说是蜀汉政权衰微的第一个转折点，它不仅使刘备军事集团失去了大片国土，失去了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以及重要的军需来源，而且它使蜀汉政权损失了一位极优秀的军事将领以及大批的精良人马，损兵折将，严重地削弱了蜀国的军事力量。同时，它也是导致彝陵之战的一个直接原因。
那么，失荆州，诸葛亮该有什么责任呢？
敌军水陆并进，大军压境，荆州如处危楼摇摇欲坠，作为丞相兼军师的诸葛亮不说统领三军，亲临现场指挥作战，至少也应该于帷幄中运筹，调兵遣将，增粮援兵，退一万步说，也应该建议刘备予以足够的重视。可事实却是，“刘备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宫廷，又置馆舍，自成都白水，共建四百余处馆舍邮亭”（第七十三回）。并取吴懿妹吴氏为王妃（第七十七回）。五虎大将中的“四虎”以及魏延都坐待成都，享乐其成，从皇帝到将军，各置其礼仪，一直到荆州大势已去，诸葛亮才“事后诸葛亮”地大惊失色:“荆州危矣！”关羽单枪匹马，一人独当两面，面对足智多谋的陆逊和威武勇猛的曹仁，又有如何不败之理？《三国演义》不批评刘备、诸葛亮，却一味地描写关羽麻痹轻敌，骄傲固执以致粗暴和失去理智，企图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卸在关羽的头上，岂不冤枉？难怪有人为关公鸣不平的。
失街亭可以说是刘备军事集团走向完全衰落的标志。单就军事上说，这次失利的原因是什么呢？“诸葛亮平生唯谨慎”，分析《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为什么屡屡成功包括他的政治预见，如果我们撇开失街亭这次特殊战役，就可以得到一个没有反例的结论，其战果辉煌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知己知彼、在于他不仅对自己的敌手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对自己的部下也有透彻的了解；在于他不仅善于攻击敌人的弱点，同时也善于利用部属的优点。刘备生前曾告诫过诸葛亮，说马谡其人言过其实，而且诸葛亮也从没让他单独领兵打仗。根据前后文诸葛亮的性格特征，他是绝不会冒失地让一个没有把握的人去守咽喉之路的，当时能征善战的老将赵云就在帐下。可《三国演义》确实是这样写的，这就不得不令人思考这一矛盾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要么情节发展与客观现实矛盾，或者说，联系前后文，这里的故事情节发展得过于牵强；要么情节事实，而围绕情节的人物性格以及围绕性格的环境不真实。当然，如果是巴尔扎克似的现实主义小说，我们也许会责备其情节安排失当，但《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孔明挥泪斩马谡”在历史上实有其事，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对其性格以及环境铺垫产生怀疑。作者在这里显然强化了马谡及其“据谏”等性格弱点，马谡在整个街亭战役中本只起局部作用，但作者却浓墨重彩地写马谡，使其变成焦点人物，特别写他刚愎自用，似乎失街亭完全是其刚愎自用所致。相反，作者在这里最大限度地虚化诸葛亮，淡化整个指挥系统以及统筹的作用，此次诸葛亮的大败显然不能仅仅归罪于马谡的失街亭。真可以说，马谡做了孔明此次打败仗的替罪羊，无怪乎诸葛亮在斩马谡时感到良心有愧，痛哭流涕的，也无怪乎诸葛亮上表自降三级。
《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六出祁山，共打了十五次胜仗，作者对每一次胜仗都进行了详细、生动、绘声绘色的描写，似乎诸葛亮每次讨伐中原都大获全胜。但是我们回头看结局的时候却发现，孔明六出祁山，六败而归，而且“街亭战役”时，差点连诸葛亮自己都被俘虏过去。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几乎成了神明和智慧的化身，作者对他进行极力的褒扬和神化，描写他如何料事如神，神机妙算，以至于有时使情节的发展陷入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于是不得不借助于神灵、天意，最明显的就是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诸葛亮算计曹操要走华容道，因此又派关羽去做人情，原因说:“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再比如第一百零三回，孔明如何设计终于让魏延把司马懿引入上谷，一把大火只差把他送上西天，没想到“天降大雨，火不能着”，于是司马懿死里逃生。其实，这都是把谎说圆的伎俩，作者为了使自己体面地下台阶，借助神魔鬼怪说罢了。试想想，如果诸葛亮非要逆“天意”，派勇张飞去守华容道，那“天”将能怎么办呢？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刻画在艺术手段上主要是用避重就轻、详写功德、略写失利以及有意识地増删过程和虚构细节等来实现的，这就是《三国演义》巧妙地渗透自己主观倾向和情感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同时它也正是《三国演义》艺术高妙之所在。从主体性这一角度，我们认为《三国演义》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
刘备也是《三国演义》着力刻画的心爱的人物，他是“王道”、“仁政”的理想代表。他宽厚、仁慈、讲义气、够朋友、体贴人民、关心百姓疾苦。那么作者又是如何把一个封建军阀、封建皇帝写成如此和蔼可亲而又可敬的英雄呢？下面我们主要通过对比《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有关刘备的某些记载和描写，从而分析《三国演义》的主体性。
《三国志·先主传》:
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需要说明的是，我认为，古代的兵和现在的兵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古代的战斗基本上是人力角斗，武器装备在战斗中不起决定作用，士兵也缺乏军事技术性训练，谁给吃的就替谁打仗，没有现在所谓的信仰或者政治觉悟。具体于三国时代，兵、民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散为民，聚则为部队；拿锄头、拿铁锹为民，拿棍棒、拿枪则为兵，这一点，可以从《三国志》、包括《三国演义》所记载、所描写的部队人数的陡涨陡落得到简单的应证。（关于三国时的兵，笔者准备另撰论述。）鉴于此，所以我认为，上引“琮左右及荆州人”实际上是归顺刘备的部队，只是这支部队还缺乏足够的武装，打仗的经验也不足，还是新兵。可是《三国演义》却把部队写成了老百姓，用第四十、四十一两回的篇幅描写刘备不惜身家性命带着他们从新野逃离到江陵，似乎这些老百姓不逃走，留下来就会被曹操杀掉似的，事实上恰恰相反。
三国战争是各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相互倾轧和争权夺利的战争，而不是部落仇杀似的民族战争。战争虽然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战争的直接对象却并不是老百姓，打仗并不是屠戮无辜的人民，即使《三国演义》中被描述得非常残暴的曹操每次打仗胜利后，第一件事也是出榜安民，慰抚百姓。可见，曹操占领新野之后，肯定不会“屠城”，没有先例，也没有后例。
刘备之所以火烧新野，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清野”，不给曹操留下粮食等物质，增加曹操的后勤负荷。至于刘备火烧新野是为阻挡曹军的进攻，那不过是个笑话，曹操再笨也不会命令他的部队往火里冲，新野一马平川，绕火走不就行了。二是招兵，新野是一个富裕的地方，老百姓不愿背井离乡，更不愿去当正在狼狈逃窜的刘备的兵，刘备一把火把新野烧得干干净净，可谓是斩断了老百姓的“根”，老百姓为了生计只能从军。由此可见，刘备火烧新野用心极其险恶。事实上，撇开文字上的美化、褒扬，我们从《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到，刘备“携民撤退”，不仅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安全和幸运，而且使他们遭到了更大的灾难，许多无辜的百姓从此瞑目于九泉。曹操军马在当阳景山大败刘备，百姓死伤不知其数，连刘备也内心有愧地说:“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新野的百姓，青壮年成了刘备的兵，老弱病残则作了他的“炮灰”或“挡箭牌”，真可谓“一举两得”。
《三国志·先主传》:“谦病笃，为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而《三国演义》第十一回和第十二回却写陶恭祖（谦）三让徐州，刘备三辞徐州:“备来救徐州，为义也；今无端据而有之，天下将以备为无义人矣。”
《三国志·先祖传》:“谦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不敢当。”倒是陈登和孔融晓以利害:“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王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刘备才领徐州牧。可是《三国演义》却这样写道:“众军举哀毕，即捧牌印交送玄德。玄德固辞。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全矣。’关、张二公亦再三相劝，玄德乃许权领州事。”本来是为了“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却搞成了舍命为百姓。
《三国志·先主传》:“曹公既破绍，自南击先主。先主遣糜竺、孙乾于刘表相闻，表自迎之，以上宾之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而《三国演义》第四十回这样写:“却说荆州刘表病重，使人请玄德来托孤。玄德引关、张而至荆州见刘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托孤于贤弟。我子无才，恐不能成父业；我死之后，贤弟可自领荆州。’玄德泣拜曰:‘备当竭力以辅贤侄，安敢有他意乎！’”尽管作者如此美化刘备的仁德、宽厚和不趁人之危，可刘备终究还是占了荆州。
《三国志·先主传》:“至涪，璋自出迎，相见甚欢。张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谋臣庞统进说，便可于会所袭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仓卒。’”《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庞统、法正劝刘备设宴召刘璋，就席间杀之，刘备说:“刘季玉与吾同宗，不忍取之。”可是不论作者怎样从细节上“仁化”刘备，但他终究不能违背基本史实，而写了刘备从涪关向汉中进军，自领益州牧，发贬汉中王刘璋到襄阳等。
对此《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我们可以看出，《三国演义》在总趋势上尊重了历史事实，即框架上的历史演义，写刘备先是领徐州牧，后又占领荆州，最后进攻西川进位汉中王，以至登上皇帝的宝座。但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极力为刘备作辩护，对他进行主观上的美化:刘备领衔徐州牧是众望所归；占领荆州是同宗刘表托孤，是辅佐贤侄；进占益州是刘璋暗弱，引贤自让；而发配刘璋，则完全是其不义。作者的主观意识和客观现实之间有着极强烈的矛盾和冲突关系。一方面，作者间接地、客观地叙述了史实；另一方面，作者又直接地主观地为这些事实作主体性的解释。或者说，一方面间接地、客观地写出了刘备的不“仁”不“义”；另一方面又直接地主观地说他是既“仁”又“义”的。这种冲突是作者阶级观、历史观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作者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历史要求之间的冲突，使《三国演义》中的刘氏政治军事集团的结局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这正是《三国演义》的主体意识所表现出来的艺术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曹操也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形象。所不同的是，与前两者相反，作者是挟带着丑化他的感情意识来塑造的。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精明强干的军事统帅。这一点，1959年郭沫若发起的为曹操翻案的论著已经提出了充足的论据。《三国演义》既然是历史小说，在基本事实上就不可唯意志论。的确，纵观《三国演义》，曹操的基本事实还是保留了历史原貌的:从白手起家，势力逐渐强盛起来，“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第四十八回），以致“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直在三国中保持着占优势的实力。
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确是一个残害忠良、杀人如麻、奸诈、狡猾、残暴和常怀不臣之心的国贼。那么，作者又是如何在不违背历史的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把历史上的曹操描写成小说中的曹操形象的呢？
《三国演义》丑化曹操的基本方式有二:
首先，作者在写作中，直接把自己的主观感情诉诸读者，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在情感上感染读者。《三国演义》称呼刘备大多用玄德、皇叔或者先主，而对曹操则直呼其名或者用曹阿瞒、国贼、奸雄、老瞒。第二十回的标题“国贼行凶杀贵妃”，一句话中用“国贼”、“行凶”、“杀”三个表贬义的词。第十七回，曹操军马受惊践麦犯法，割发代首。“法不加于至尊”，作为三军统帅的曹操，还割发代刑。要知道，在古代，割发也是一种刑罚，这本来可以说明曹操军令严明、执法如山的，第一回曹操棒打蹇硕之叔也是如此。可作者却借“后人有诗论之曰”:“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说曹操割发代首是在玩诈术，真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
《三国演义》常借“后人有诗论之曰”来发议论。而且这些无证可考的诗很难说就不是作者自己的议论。这实际上也是作者巧妙地渗透主观意识的一种基本的艺术手法。
其次，《三国演义》有意识地用小说的方式丑化曹操，其基本方式就是略写他的功劳，详写他的罪恶，其中写得最多的就是他的杀人:杀吕伯奢:杀吉平、董承、董贵妃；杀荀彧；杀荀攸；杀杨修；杀孔融；杀华佗；杀陈宫；杀“救火者”；借刀杀祢衡……杀人花样之繁多，简直是集古今中外之杀人法之大成。作者企图以这些细致的杀人描绘，把曹操刻画成一个狠毒不仁、嫉贤妒能、残害忠良、屠戮无辜百姓的刽子手。所谓“战功”即杀人有功，一个成功的封建帝王，往往总是随着一系列血腥的事件，我们毫不否认作为一个封建军阀的曹操的杀人本性，但是，曹操不杀关羽又怎么解释呢？曹操焚毁准备叛乱投袁绍的人的名单又怎么解释呢？曹操明明知道他最忧患的敌人将是刘备，可刘备依附他时他却没有杀刘备，这可又怎么解释呢？既然曹操杀人如麻、嫉贤妒能，那么三国之中，为什么曹操得人才又最多呢？文有抗衡于诸葛亮的司马懿；武有力战张飞的许褚……刘备集团的那些英雄们谋士们既然那么出类拔萃、能征善战，又为什么会一败再败呢？当阳、彝陵、街亭三败，尸横遍野，血流成渠。
曹操一生戎马倥偬，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但《三国演义》却把他写成一个凶恶、奸猾的形象，这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如何把作者思想意识与历史事实的矛盾统一起来，这需要高度的艺术技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研究作者如何刻画曹操的形象，对于我们正确、深刻地认识《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成就是有一定帮助的。
当然，我们以上的分析绝不是否定《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刘备和曹操形象的成功性，恰恰相反，作为文学形象，诸葛亮、刘备和曹操是非常成功的，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的主体意识，正是这种主体意识使小说避免了与历史事实冲突而可能出现的混乱与矛盾，从而使小说具有教化的作用以及艺术价值。
本文原载《通俗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