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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原因，也即主要从理论上研究中国文学如何从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关于语言的本质，本文既不完全赞成传统语言学的工具观，也不赞成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把语言本体论绝对化，而提出“语言道器”论，或者说“语言本质的二层面”论，即:语言不仅仅只是表达情感、交流思想的工具符号，同时还是世界观、思想、思维方式本身，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即工具的层面和思想的层面。语言来源于现实世界，但语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具有自足性，构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不只是人影响语言，语言也制约人特别是人的精神。人的世界也是语言的世界，文化问题本质上是语言问题。

从这种语言本质观出发，本文认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变革从根本上是语言变革。“五四”新文学革命时的白话文变革，既是工具的变革，又是思想和思维的革命。现代汉语的确立也是现代文化包括现代文学的确立。现代文学的发生在深层的原因上根源于语言的变革，现代汉语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文学。“五四”白话即“国语”亦即现代汉语是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作为白话，它不同于古代白话，也不同于大众语。古代白话主要是古代民间口语，它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它附属于古代汉语。“大众语”则是现代民间口语，它同样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而附属于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在形式上借用了古代白话，但它更多地吸收了西方语言的思想，即吸收了大量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它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和西方语言具有亲和性。因此，五四白话文运动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前者既是语言工具运动但更主要是思想文化运动，是语言变革运动，后者主要是语言工具运动，是文艺大众化运动，是语言改良运动，二者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作用和贡献也迥然不同。

本文还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古代转型和现代转型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从另一角度来观测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以及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学的古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前古代汉语”向古代汉语的转型；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在深层的语言上，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源于古代汉语，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源于现代汉语。

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还从语言的角度对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作用的方式进行了研究。翻译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具有“异化”和“归化”的双重关系:一方面是翻译文学作为一种异质的文学对本土文学具有冲击性，促使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另一方面，本土文学又由于语言的规定从而同化翻译文学，最终使翻译文学民族化。近代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最终取决于语言及文学观念的变革。

本论文的第六、七两章可以说是个案研究，分别考察在新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两位人物胡适和鲁迅的语言观以及实践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作用和贡献。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但胡适本人并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他所提倡的白话与文学革命以及整个文化思想革命之间的深刻关系。胡适的语言本质观基本上是工具论，因为这种工具论，他并没有把当时他所提倡的白话和传统的白话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即后来的“国语”是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一种口语、欧化词汇和部分古汉语词汇的混合物，一种具有强烈西方思想和思维特征的话语方式。现代汉语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最深层的基础。鲁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语言的思想性。正是深层的语言观以及语言系统决定了鲁迅的创作从而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鲁迅思想和文学的现代性实际上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得到深刻的阐释。文言文作为一种话语体系以其巨大的“权力”在思想上最终“归化”了鲁迅早期的思想文化论文，使它们从根本上具有传统性。

本文的最后一章是实证分析，以胡适的《关不住了》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新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为例来分析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及其现代转型。“诗的白话化”导致了诗体的解放，也导致了诗歌在精神内涵上的实质性变革，《关不住了》正是在现代白话的语言形式和思想方式两个方面确定了新诗的基本原则从而具有“纪元”性。《狂人日记》是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的意义上是第一篇中国现代小说，它是现代白话的因而是现代思想的，它的“开篇”性在于它确立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白话”与“现代思想”这两大原则。《祝福》的悲剧意义和现代性是通过新语言体系进行新的言说和表述而表现出来的。鲁迅正是在现代汉语最伟大的开创者的基础上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开创者。

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阅以下已经发表或将要发表的部分:1.《话语复古主义的语言学迷误——论中国现代文论的现状及其趋向》，约1.6万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2.《“世纪末文学转型”的语言学质疑》，约1.1万字，《文艺评论》1999年第6期；3.《胡适白话文学理论检讨》，约1.4万字，《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4.《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约1.3万字，《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5.《鲁迅的语言观与创作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关系》，约2.5万字，《鲁迅研究》2000年第4期；6.《中国文学“古代转型”与“现代转型”之语言论》，约1.0万字，《学术论坛》2000年第3期；7.《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古代性”》，约1.3万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8.《文化冲突中的文学选择——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品格论》，约1.1万字，《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5期；9.《“纪元”与“开篇”——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语言学分析》，约1.2万字，《浙江学刊》2000年第6期；10.《“异化”与“归化”——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及其限度》，约1.3万字，《江汉论坛》2001年第1期；11.《论学衡派作为理性保守主义的现代品格》，约1.0万字，《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近期；12.《重审五四白话文学理论》，约1.0万字，《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近期。13.《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约0.8万字，《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近期。

龙泉明（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选题角度新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开拓性。尽管学术界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研究成果已不少，但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本文作者将语言作为突破口，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原因，即从理论上研究中国文学如何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反映出作者敏锐的理性思辨力和深厚的理论素养。20世纪语言哲学取得的巨大成果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新方法、新视角，但是，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由于“救亡”与“启蒙”的性质，使研究过多关注文学的社会历史层面，而较少从文学语言层面进行研究，即使谈到语言变革对中国文学的巨大作用时，也只是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来论述的，缺乏语言哲学的观照。而本文作者则积极吸收语言哲学的新成果，将语言本质论作为立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这无疑是一种超越和突破。

本文不仅具有新的理论视野，而且具有新的理论深度。在论文多章中，常常可以发现闪烁着的新的思想火花，也就是新理论见解。诸如第二章以“现代文学的发生根源于语言的变革”为中心，阐发语言变革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和意义，论析透彻，入情入理，令人信服；第三章论述“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三四十年代大众语文运动的本质区别，多有新的发现。……这些论述大都展示了一种新的理论空间，有相当多的新解和相当的理论深度，读了使人颇受启迪。作者关于语言变革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的作用与意义的总体思想，必将加深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态与本质特征的认识。

本文在文风上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优点就是深入浅出，明白晓畅，体现了一种良好的理论风范。作者阐发新理论问题不故弄玄虚，不堆砌新的概念术语，而是用一种平实简洁的语调表达，力求让复杂的理论问题深入浅出。本文观点鲜明，理论色彩较强，逻辑严密。尽管有些论述不够集中，个别地方有重复现象，但从总体上看，这是一篇富有创见性的优秀博士论文，同意该生参加论文答辩并授予其博士学位。

周晓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有意吸取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的已有思想成果，从语言的视角切入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的研究，虽已成为拓展和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又一新趋势，但至今少有史论结合、深入系统的力作。从这种意义上讲，高玉的论文，不仅具有博士论文应有的学术前沿性，而且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自己的创新性和特点。

（一）作者大胆借鉴了当代西方哲学、包括语言哲学关于语言问题的一些有代表性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对语言的本体性地位，语言变革与文学转型的关系，以及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哲学和发生论意义上的阐释和强调。这一选题和所涉及的基本研究内容，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二）作者从语言工具性和思想性层面的区分入手，将“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试图说明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以及各种不同的文学、文化史意义，这种方法和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其中不少观点富有独创性和启发性。（三）在关于胡适白话文学理论检讨、鲁迅的语言观与创作的相关章节中，作者不拘成见、注重比较分析，敢于明确提出问题、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作者指出“胡适本人并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他所提倡的白话与文学革命以及整个文化思想革命之间的深刻关系”。还如，作者说“正是深层的语言观、语言体系决定了鲁迅的创作，决定了他早期的矛盾、冲突以及最后彻底的现代性转变”。这些观点、问题，是很有价值或值得深入研究的。

从论文中还可以看出，高玉对所研究的对象、相关文献及研究史料相当熟悉，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创新性研究的能力，如果作者能对论文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如语言的本体性和先在性问题有更深入的独立思考，并将这种理论性逻辑思考与文学史的现象分析更密切地结合起来，那么，论文的某些观点将会更充分或妥当一些。要言之，高玉的论文达到了博士论文应有的水准。在此我郑重地推荐他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并建议授予博士学位。

吕进（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文从语言本体论的视角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不失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学的一种新话语方式。肇始于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学转向”波及和辐射了几乎整个西方20世纪的所有人文学科，以语言为中心的语言论诗学迅速取代了以理性为中心的认识论诗学，语言本体论迅速取代了语言工具论，语言对于创作主体的先在性地位得到确认。作者能够注意到语言哲学在西方的这一重大变化和发展，并运用到对中国文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考察中，是可取的，富于原创性的。本文既有宏观的理论言说，又有微观的个案分析和实证分析，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理论性强，理论语言精练而富于逻辑性，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如果有机会，在修改时可注意对个别提法进行再思。比如，胡适的译诗《关不住了》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究竟处于什么地位（甚至究竟有无地位），等等。论文已经达到博士学位水平，建议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王尧（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原因，是这些年来现代学科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所带来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变化也充分反映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中。高玉的博士论文选题有难度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新一代青年学人勇于创新的特点，对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是有益的。

论文作者对现代语言学有比较深入的钻研，并在对“语言”本质的理解中形成了关于“文化”与“语言”关系的观点，即“文化问题本质上是语言问题”。由此，作者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见解:“现代文学的发生在深层的原因上根源于语言变革，现代汉语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文学。”在语言哲学的层次上解释了中国文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原因。论文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解、对文学“现代性”与现代汉语关系的认识、对语言及文学观念变革在文学转型中所起作用的确认以及对胡适、鲁迅所作的分析都颇有见地，富有启发性意义。论文有较强的理论性，显示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基础与文学史知识，作者已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我认为，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建议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郑元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高玉同志的博士论文在占有大量的思维材料的基础上，立足于语言学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这一重大学术问题作出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可以说，这是一篇有积累、有规范、有创见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一）在整个中国现代精神发生史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种特定的历史形态，有其特殊的历史性贡献。作者在消化吸收20世纪西方哲学的理论养料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问题，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总体上就具备了较高的理论出发点和学术立意，特别是在新世纪之交，试图从根本上来穷究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问题，指称汉语的现代转型是其决定性因素，这就走出了从文学到文学、从形态到形态这样一种一般性的学术路数。（二）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逻辑机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对此，作者不是对问题性质作简单的归化处理，而是在深入阐释“五四”白话文学理论、比较中国文学古代转型与现代转型、分析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胡适和鲁迅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地位等诸多内容的基础上，层层剖析，从而揭示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语言变革这一“事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论文不但在其具体分析问题的过程中新意迭出，而且在史料的挖掘上也时有新发现。这种努力把复杂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还原”到历史的过程性中去，在让史料本身说话的过程中使问题得到理论性解决的方法，既显示出作者对历史和历史问题的敬畏之心，也使得本论文的写作显得颇为大气。（三）论文材料翔实、语言朴实、逻辑严密，表明作者具有优良的文风和扎实的学术功底。总之，本论文已达到博士学位水平，能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如以后能作为学术专著出版，建议作者主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语言变革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来说自然具有前提性意义和“事实性”意义，本文也正着力于语言变革这一“事实”，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整体性的转型，既有文学语言上的转型，更有伴随着语言变革的“艺术”上的转型，后者似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必要和可能。（二）也许是目前行文体例的限制，全文在一些基本观点的表述上有诸多重复的现象。

陈美兰（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玉的论文在探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时选择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角度，即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进入这一课题的研究，这不仅使论题显示出不平常的新意，而且在论述中确实为人们认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获得了许多新的、有价值的启示。

从整篇论文的构架可以看出，作者所建立的研究思路有自己明确的特色和追求，他在着力于从“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中深入探讨语言的转换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转型的深层意义的同时，还分别从古代文学转型与现代文学转型的比较中，从翻译文学对现代文学转型的影响中，进一步揭示出语言在支配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思想观念的建立所起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论文作者还通过对“五四”运动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胡适和鲁迅的语言观念作认真的分析，实际上是从他们语言观念这一特殊侧面，来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局限。论文的最后的实证分析无疑也有利于深化作者所提出的理论见解。论文的这种研究思路和论证方式，有力地显示了作者在把握这一论题时力图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建立开阔的视野并从多层面的论证中获得研究的理论深度。我觉得，作者这一努力是实现了的。

在论文各部分的论述中，都有作者提出的独到的见解。尤其是第三章关于对“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再认识，许多论述都富有新意。在论述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时能注意到“以西化中”的“异化”现象，也更注意“以中化西”的“归化”现象，所作的分析也是中肯的。作者还试图从一种新语言学观点来重新审视鲁迅，尽管当中一些分析尚可斟酌，但这种尝试确实是有新意且是有研究收获的。当然，从理论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方面作认真推敲，论文在立论和论述中也还有一些不足之处。第四章提出中国文学的“前古代性”、“古代性”以及“现代性”的概念，但分析论述却未扣住语言的基点，因而古代文学转型中语言的意义，尚未能得到完整的表述。

总的来说，这是一篇有研究新意并有理论深度的论文，显示了作者所具备的广博知识和研究能力。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论文水平，可以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孙景尧（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是一篇运用20世纪西方哲学，从理论上探讨阐释中国近代文学转型为中国现代文学规律及其原因的专题论文，也是一篇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结论予以修正、补充并提出自己创见的理论性论文。论文从对语言工具和思维思想体系性的阐释着手，具体深入地论述了“五四”时期前后，由中国语言转型而导致文化转型、思想转型与文学转型同步发生的现象内在规律。言之有理也言之有据，这是对该学科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创新和突破。论文循此重译“五四”文论、鲁迅、胡适与翻译文学等的功过得失与特点作用，材料较充分，论述也有力，富有挑战并给人启迪。既对学科发展有理论参考价值，又对增长学科新研究点有实践意义，同时还对学术界关于现代中国学术话语“失语症”争论，有现实辩证法意义。

论文所涉内容，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及其有关理论与知识，已具有较坚实基础；分析、比较、辨析、概括、总结、阐释、论证、升华等，既体现出作者已掌握独立研究的方法与技能，又体现出作者较好的理论学养与较强的思辨能力。论文已达到文学博士的学位水平，完全可以举行学位论文答辩。

朱寿桐（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大胆、独到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中国现代文化的变革从根本上说是语言变革。这一命题很容易令人联想到10多年前人们对“文体革命”的价值肯定，不过作者在这篇论文中论述得更详密，更加充分，虽然，这样的观点如果用来概指“中国现代文化”所有的变革又失之夸大，而且作者也并未显露这样的学术企图，而就文中所论及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等等而言，这个结论是可靠的，并且对于相关的研究是富有启发性的。

本文的精辟之处是深刻地辨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以及三四十年代大众语运动的区别，这种区别的原则性在于语言思想变革与语言工具变革的根本差异。我觉得这是确认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一个重要参数——看语言的观念系统和话语体系是否发生了变革。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转型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的比较，反映了作者对本论题具有扎实厚实的知识积累和学术准备，思维活跃，理论性强。本文的第一章集中阐述语言本质论，作为一种理论基础的夯奠是必要的，但是否有必要脱离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研究对象而独立进行，似可商榷。本文已达到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同意提交答辩。

陆耀东（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玉同志的论文，运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20世纪的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关系以及有关问题，课题有重要学术价值，且较新颖（过去这一课题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很多）。论文一方面对“五四”白话文学理论特别是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作了新的审视和认识；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与古代转型以及翻译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判断。论文论据充实，分析简明扼要。不足之处是有些过于简略，第八章就比较典型。但总的来看，论文表明作者已具有较深广、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专门知识，具有独立承担本专业重大课题的科研能力，论文已达到博士学位论文水平，建议授予该生博士学位。

王敬文（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

论文有两个突破。（一）本文突破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传统视角，从一个新角度即语言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原因，中国文学如何从古代、近代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二）本文突破了将语言只看成是思想交流的工具的观点，认为语言既是“器”又是“道”，不仅是工具、符号，同时还是世界观、思想、思维方式本身。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作者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白话文的变革既是工具的变革，又是思想和思维的革命，现代文学的发生在深层的原因上根源于语言的变革，“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上述两个突破充分体现了论文作者的创新精神，突出了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由于研究视角的变换，因此对一系列问题作了新阐释和有益的探讨，这些都应该充分肯定。但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问题还有不少地方需要进一步探讨。例如，（一）晚清梁启超的“新民体”风靡海内，《少年中国说》等名篇脍炙人口，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和写作，“新民体”可说是一个语言系统，它究竟属于古代汉语系统还是现代汉语系统？（二）现代人毛泽东、鲁迅、赵朴初等写的旧体诗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影响极大，它们的语言、体制是旧的，思想内容却是新的、现代的，这一现象如何解释？

但总的看来，论文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开拓性、创造性，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功底和科研能力。已经达到了博士学位的水平，可以进行博士论文答辩。

易竹贤（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文从语言变革来讨论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角度很新，提出了一个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崭新命题，学术上很有价值。作者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论证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的深层根源在于语言变革，现代汉语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在其论文的理论设定中是有说服力的。关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判断，“并没有改变晚清文学的性质”，大致是正确的，但尚有简单化之嫌，忽视或轻视了其中思想层面的新质，不变中已蕴含变的成分。对于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分析颇有新见，特别是《关不住了》和《狂人日记》的实证分析相当精彩。说明作者理论基础坚实，专业知识较为广博，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可以进行答辩。

缺点也是有的，主要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尚不够圆熟，似有简单化之嫌。比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因其为文言文，便忽视语言思想层面的新质，而将其归入“古代文论”，似不妥当。作于大致同时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是白话文，而观点两者完全一致，只是繁简不同而已。还有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术语、概念、范畴等，作者从否证“古代汉语”出发，只选取“皇帝大臣、三纲五常”之类，而回避“天下为公”、“仁者爱人”一类优秀者，也是问题。

（注:由于篇幅关系，对上述文字在不影响基本评价的同时略有删节和段落压缩。）

答辩时间:2000年6月10日

答辩地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会议室

答辩委员会主席:陆耀东

答辩委员会委员:陈美兰　王庆生　周晓明　张永键　王又平黄曼君

陆耀东:感谢黄曼君教授及各位老师，感谢各位同学的光临。很高兴有机会主持高玉同学的博士论文答辩。还是按照老规矩，先请指导教师黄曼君先生介绍高玉同学的情况。

黄曼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玉1997年考到我门下做研究生。三年来，他学习很认真，肯钻研，虽然个人经济条件很差，但省吃俭用，买了很多书，精神可嘉。学习期间，他帮我辅导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参加我主持的三个国家课题的写作，质量都不错。科研成果突出，发表了20多篇文章，杂志的级别都比较高且范围广。连续三年获研究生优秀奖学金，还获“精伦奖”学术一等奖等其他校外的学术奖。他硕士研究生学的是文艺学，这是优点也是缺点，表现为写文章时议论太多。各门功课成绩均为优秀。我同意他参加学位论文的答辩。对他的论文，我这里不作任何评论。请其他老师发表意见。

陆耀东:请高玉同学简要介绍论文及写作情况。尽量节约时间，论文大家都已经看过，不要复述论文上的内容。

高　玉:尊敬的主席和各位答辩委员，下面我就关于我论文写作的过程和基本思路以及想法向老师们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最初的选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论》，不仅从语言上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发生的，是何时发生的，也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问题，不仅考虑思想等内容的发生，也考虑文体等形式的发生。我把提纲给黄老师看，他感到题目太大，太泛。我说我过去对语言问题考虑得多一些，对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也考虑得比较成熟些，他问我能不能把论题就限定在语言这个问题上，谈深入一些。但黄老师同时也担心这能不能做一篇博士论文。我认为黄老师这个意见非常好，对思路进行了调整，重新拟了一个提纲，黄老师认为大致可以，后来就是以《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语言论》为题做开题报告的。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由于资料、时下的话题等因素的影响，加上开题报告时其他老师的建议，特别是经常和黄老师交换意见，写作重心有所偏移，事实上，现在的论文更多的是用了“转型”这个概念，而“发生”则用得相对较少。黄老师对现代性比较感兴趣，也深有研究，所以，自然受他的影响，用了一些篇幅谈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论文中专门谈语言本质问题的虽然不足万字，但语言本质问题是论文的焦点之一。考虑到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器”的层面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也即主要是在语言形式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语言风格，所以，本文写作中主要是在“道”的层面上论述问题。我信奉“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言，所以思考问题暗中都有一种针对性。对于当代文学转型、当代文论“失语症”等观点，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并且写成了文章，但黄老师主张只说自己的观点，所以有些内容没有反映到论文中来。由于打印经费的问题，有些相关的内容也没有反映到论文中来，所以论文显得不是很连贯，这里也是要先作一个交代的。

对于论文，我自己也是有一个基本的看法的。比如语言干涩，行文缺乏文采。对古代文学缺乏深入的研究，这影响了把“古代转型”和“现代转型”进行比较的深度。外语程度不高，所以在写作第五章时总感到某种底气不足。对这些缺点，我心里明白，但在目前的水平和知识状态下难以克服。写作方式上，我是按专题方式写的，写完之后再整理成论文，再加上整理过程中省略了很多内容，所以论文整体上有些不集中，且前后材料和观点都有重复的现象，这是以后有机会修改时一定得注意的地方。巴尔扎克说，只有乡下人才会把问题彻底想清楚。由于自己的知识水平有限，考虑得不周到，观点上不成熟的地方肯定很多。论文答辩既是对我学习的检验，同时也是我学习的好机会，真诚地希望老师们批评指正。

陆耀东:下面就请各位委员发表意见和提问。

周晓明:关于高玉的博士论文，我是评阅人之一，在“评阅书”中我有比较详细的意见。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篇比较优秀的博士论文。新文学运动从白话开始，在外在形态上也表现为白话，高玉从语言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五四”白话以及它与新文学运动之间深层的内在的联系，我认为是抓住了要害，具有开拓性。论文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论证也很严密，显示了很强的科研能力。但问题是，强调语言的本体性、先在性，并把它作为绝对的基础，从写法上来说，这是不是潜藏着某种危险。据我所知，语言的本体性问题在西方也是有很大争议的，索绪尔就认为符号系统与对象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我的问题是，现代语言学究竟有没有矛盾？如果有，你是如何处理的？鲁迅用文言写作的文章应该算“古代”还是“现代”？三四十年代用古代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是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

张永键（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文学只有三十年，研究的人员又比较密集，现在可说的话题似乎越来越少，填补“空白”就更难。高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新文学的发生，视角新，引出了一系列的话题，这非常难得。我比较欣赏第四章第二节，对于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我认为作者对“手”与“口”之间的关系解释得很精彩。胡适一向以提倡白话文为自得，但对于白话文的作用，胡适其实只看到了现象，并没有从学理上把它论述清楚，这个观点很新鲜，也很有见地。关于鲁迅的语言观与创作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作者运用了很多别人少用或者不用的材料，真正把捉了鲁迅的原创性，论述很准确。语言变革的确不只是语言工具革命，同时也是思想革命，我的问题是:语言变革与“五四”思想革命之间有没有先后关系，如果有，孰先孰后？论文中对这个问题不很明确，请你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再做一个简要的概括。

王庆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纪末了，转型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经济转型、文化转型，文学也在讨论转型问题。高玉的博士论文研究上个世纪末的文学转型问题，选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语言的世界也即人的世界，从语言的深层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视角新，有独创性。写法上，理论的阐释与实证的分析结合起来，有理有据，很可取。读论文的时候，有诸多疑惑，提出来供你参考。“异化”与“归化”的具体涵义是什么？“西方文学的影响”与“西化”之间是什么关系？“西化”和“引进”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你说五四白话和晚清白话（似乎也包括晚清以前的白话）以及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之间有根本的区别，是否能对“根本”作进一步的阐述。问题比较多，你可以选择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

陈美兰:这是一篇非常不错的论文。选题很有新意，很有特色。多重比较中层层论证，思路很严密。个案研究很好。论文中很多观点都很有创见，反映了论文作者的学识以及学术勇气和追求。缺点是:理论把握上，你似乎有些犹豫，语言“道”“器”论，不论是中西都有矛盾和分歧，你本人究竟是语言从属论还是语言本体论？对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你认为它本质上属于中国古代文论，我觉得值得商榷。冯至曾经听过鲁迅先生的讲课，据他回忆，鲁迅是用口语讲的，对此你如何解释？

王又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也是学文艺学出生的，我觉得你这个题目又难又险，但总的来说，做得很成功，很有启发意义。要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革命以及现代品格，语言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所以这个课题很有前沿性，也很有前景和价值。正面意见其他老师已经说得很多，我基本上同意这些意见。你的论文我读得非常认真，而且做了很详细的批注，论文答辩完了以后你可以拿一本来把我这一本换回去，我的这些意见也许对你以后修改、出版会有些参考价值。因为时间关系，有些问题，我们还可以私下再进一步交换意见。我觉得论文的观点很多，但缺少整合。语言过程就是思想过程，这中间似乎缺乏中介性的论述。有些概念如“话语方式”缺乏严格的界定。我的问题是，语言的工具性与思想性其区别在哪里？区别的标准是什么？“五四”白话与晚清白话不同，其区别的标准又是什么？

（委员们的意见和提问结束以后，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归纳，要求答辩人重点回答三个问题，其他问题可以简要回答，也可以不回答。会场休息15分钟，答辩人则到另一会议室略作准备。）

高玉: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对我论文的肯定和鼓励。老师们提出的问题，有的我在写作中曾经思考并试图解决，但由于学识和能力的有限，这些问题最终没能很好地解决。有些问题写作时并没有考虑到，现在老师们提出来，对我的启发很大，也深感写作时的疏漏。对这些问题，我准备以后作进一步的思索和研究。

1.关于现代语言学的矛盾问题。现代语言学不仅有内在的矛盾，而且矛盾还很深，主要是语言哲学和语言学之间的隔膜。语言哲学从形而上的角度研究语言，他们追溯思想的根源，最后追溯到语言，得出的结论是语言即思想也即本体。语言哲学内部也有侧重和分歧，主要表现为英美传统和德法传统，英美传统重语义分析，对问题进行解构构成了他们的重要特征。德法传统重思维分析，主要是通过语言研究来研究思想。语言学则从形而下的角度来研究语法、句法、意义生成、语言习得等，主要是从技术的层面研究语言现象，总结语言作为现象的规则或者规律。其基本观点是语言是表达情感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我认为，不论是语言本体论还是语言工具论，都有其合理性，不能否定。这其实是语言的两个层面，即工具的层面和思想的层面。论文中，我就是在两个层面上讨论问题的。行文中，缺乏展开论述，所以显得表述不清。单独从语料上来看，语言的工具性与语言的思想性之间没有决然的区别，但总体来说，日常生活语言、物质实在性的词语等形而下的语言主要表现为工具性语言，则观念性的形而上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等属于思想性语言。

2.关于晚清白话和“五四”白话的根本区别问题。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属于两套不同的语言系统。晚清白话附属于古代汉语，它不能单独构成语言体系，它主要是古代民间口语，它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晚清白话”这个概念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涵义，主要是沿袭“晚清白话文运动”而来，晚清白话当然区别于古代白话，但在论文中这种区别意义不大。而“五四”白话则不同，它在形式上，在工具的层面上，它和古代白话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从语言学上，也即撇开语言本身所蕴含的思想内容，我们无法把它同古代白话区别开来。“五四”白话本质上是现代白话即现代汉语，它借用了中国古代白话的形式，同时又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想主要表现为大量吸收了现代西方新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因而是一种既不同于古代白话又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新语言体系。当然它也从古代汉语中吸取了养分。在这一意义上，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的区别不能通过词典的方式予以区分，而只能通过哲学的方式予以区分，这种区分的意义也只能限于哲学即思想。大众语则附属于现代汉语，本质上属于现代民间口语，它与古代白话有联系，但也有明显的区别，它有更多的现时代的特征。

3.关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问题。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曾想这个问题:假如能找到比较“原本”的听课笔记，把笔记和现在的本子对照，那就太有价值了。冯至的回忆材料我没有看到，这是我的缺憾。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他用文言写作是为了节省篇幅，便于排版，我觉得这种说法有许多疑点。用古代语言来表述古代的思想，更可能是出于一种表述的方便，也可以说是迫不得已。很难想象鲁迅如何用现代文艺理论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来讲中国小说史。当然也可以这样做，但那显然只能是现代文本。我仍然坚持“思想即语言表述本身”这样一种观点，解释本质上属于“翻译”，必然会在意义上有所增损。我们读文言作品时，总是有一种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思维定式，总是按照现在的语言习惯去理解它，这在不自觉中就通过阅读的方式改变了文本的性质。《中国小说史略》当然具有某些现代思想，但它整体上是中国古代文论，因为它还是用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所以，我认为用文言写作（指整体性的）的文学作品本质上是古代文学，哪怕它是现代人写的，新的理解和解释不能算作它本身的新。毛泽东的诗词本质上是古代文学，毛泽东本人称之为“旧体诗词”，并提倡年轻人不要写旧体诗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一时难以想清楚。

4.关于“归化”与“异化”的问题。“归化”是借鲁迅在谈翻译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大意是说西方文学在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由于受语言和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学变得中国文学化，具有中国文学的特征。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泛化，不仅文学中存在归化现象，文化中也存在着归化现象，不仅中国文学和文化对西方文学和文化具有归化性，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也有归化性。本论文就是在泛化的意义上使用“归化”这一概念的。“归化”和“异化”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对应的概念，只是视角和立场不同而已。在论文中，“异化”和“西化”其实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中国文学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而西方化，具有西方文学的特征。正是引进西方文学并接受西方文学才造成了中国文学的异化，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

（集中回答问题之后，主席和委员们又就回答进行了提问，辩论比较激烈，也比较自由，打断、插话、议论比较多，一问一答，针锋相对。因为比较散乱，又没有记录，具体内容从略。不过就整个论文答辩过程来看，这一段时间是最为活跃的。）

陆耀东:如果委员们没有什么问题，下面请其他老师和同学提问或者发表意见。（按:和我一起答辩的还有樊星、张卫中、黄永林、毛正天几位兄长，所以来听答辩的同学比较多，大多数为本院的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也有外校的和外系的。借此机会我代表我们几位博士对这些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学生:我是历史系本科学生，爱好文学。本来是准备来看看场面的，因为我想博士论文答辩肯定很高深，但在听的过程中感到听出了一些名堂。既然语言是构成文学的深层的基础，那么语言是否也是构成历史的深层的基础呢？文学在“五四”时期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型，历史在“五四”时其实也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型，是否也可以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这次转型呢？

答: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并且已经写出了约两万字的稿子，只是没有拿出来参加论文答辩。高尔基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过去我们主要是站在“艺术”的角度讲语言，所以更多是讲语言的修辞和风格问题，因此没法展开。我则是站在语言的角度讲文学，主要关注语言如何生成和规定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语言在思想的层面上如何制约文学的思想性。除了非文字的如雕塑等艺术文化类型以外，文化从根本上也是语言的。所以，文化的类型、中西文化的不同，中国古代文化作为类型的确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其实都可以从语言上得到深刻的阐释。中国文化的“元典”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意义与其说是确立了中国古代的思想基础，还不如说是确立了中国古代的语言体系即古代汉语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的思想体系。现代汉语的确立也即中国现代文化的确立，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根源于现代汉语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不过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学生:我是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明年毕业。我的问题和刚才这位同学的问题有些相似，既然中国现代文学的类型、品格等可以通过现代汉语得到深刻的阐释，那么，中国古代文学的品格和类型是否也可以通过语言来进行研究呢？从逻辑上说应该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许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课题。

答:我很赞同你的观点，这的确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课题，事实上，我论文的第四章前一部分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从根本上说可以从古代汉语的角度进行阐释。古代汉语在殷周至春秋战国时形成，中国古代文学作为类型也在殷周至春秋战国时形成，古代汉语在“五四”时废弃，中国古代文学也在“五四”时解体，这二者之间应该存在深刻的联系。在第四章里我提出了一些假设，文章已经发表出来，有兴趣你可以找来看看。

学生:我是哲学系的研究生，现在正在研究分析哲学。关于语言的思想本体观点，西方语言哲学讨论得并不多，西方语言哲学更多是讨论语义、真理、句法、逻辑等问题。纯粹强调语言形而上在西方有，但并不多，也不是普遍的观点。西方不明确地像我们一样讨论语言的本质问题，但从现状来看，持语言工具观的比较普遍。

答: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关键，也是我感到不很踏实的地方，我虽然看了很多西方语言哲学的书，包括翻译著作和中国人介绍、研究性的著作，但我毕竟不是学哲学的，缺乏系统的训练。再加上语言哲学不仅涉及哲学问题，还涉及语言问题，非常复杂，即使是学哲学的人如你要想把它弄得很清楚也不是容易的事。在西方，语言学哲学和语言哲学区分得是很明显的，在中国则统称之为语言哲学，分析哲学有时也笼统地纳入语言哲学。我对弗雷格、罗素这些人不是很感兴趣，而更感兴趣的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福科、洪堡特、杰姆逊等人，我受这些人的观点影响很大。我有一个还不成熟的想法，我认为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的矛盾和缺陷正是由于他不承认语言的思想独立性所致。所以我对我在本论文中所提出的语言本质的“道器论”和“二层次论”内心里很自负，我相信这是一个突破。只是还缺乏详细的论证，我准备今后继续把这一课题搞下去。

（由于时间关系，主席宣布答辩结束，其他老师和同学退场，答辩委员会投票表决，讨论并作出书面决议。结果是本人以全票通过答辩。过程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