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美学初编》析评

随着西方美学的系统介绍及研究的深入，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系统整理工作及研究也渐渐打开了局面并卓有成效。可以说，郁沅的《中国古典美学初编》（以下简称《初编》）是继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以及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拓新意义的中国古典美学新著。它以丰富的内涵，严谨的论证，优美的文笔，展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又一新局面。它在从先秦的基本美学思想“诗言志”到晚唐司空图的“三外说”诗学理论的充分论证里，无不闪烁着作者研究的个性之花。

第一，古典美学思想与文艺理论的血缘关系

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古典美学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西方美学是一种纯粹理性美学，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康德到黑格尔，他们的美学思想，无不带有一种思辨的性质。哲学理论是他们推理演绎的基础；现实事实是他们逻辑实证的依据。而中国古典美学则是一种实践型的美学，它的眼光时刻关注着现实，以解决生活中存在着的问题。孔子美学意在挽救春秋时期周代礼乐制度衰微的状况，韩柳美学也成熟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抨击过程中。现实的形象反映——文艺及思想便是美学的最高形式。因此，古代文论便成了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重要来源，它作为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较其他散佚的论述更有说服力，更能代表中国古典美学的成就，显示出中国古典美学的体系性及规律性。

《初编》不是从多角度（如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多方面（如乐论、书画论和雕塑论）广泛地发掘美学思想，而是从古典美学的精华——古典文艺理论里去研究古典美学。同时，它又不囿于此，也适当地联系哲学、乐论、书画论等以便透彻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如孔子美学思想，它不是从他的哲学基础——“仁”学出发，而是从孔子谈诗，论美以及美与诗的关系的言论中去分析他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思无邪”和“尽善尽美”的理论，同时它也不完全抛弃他的仁学思想。庄子的美学思想也是以它的“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论来解释艺术形象的问题；以它的“虚静养心与神化技巧”来分析艺术构思的心境，同时也论述了老庄哲学中的“道”与他们所提倡的自然朴素之美的内在联系。

因此，《初编》一方面按照历史时间的脉络，以古典文论为主，以其他古典论述为辅对中国古典美学思想进行整理阐释，具有系统性和史的广度；另一方面，它对历史上一些重大的、争论激烈的美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具有较好的理论深度。

第二，历史及规律性的探索

艺术有着继承和革新的关系，每一种文学观念，美学思想都有其承前启后的渊源及影响，同时又与时代有着必然的联系。《初编》不仅对中国古典美学思想来龙去脉作了深入探索，而且对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及作用进行了中肯的评价。例如作者认为老庄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论就对刘勰的“隐秀”，司空图的“三外说”，梅尧臣的“意在言外”说有着直接的启示；同时他的自然论也影响了钟嵘、李白、苏轼等。

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美学有一套完全不相同的名词术语和范畴系统，因此，如何准确地诠释中国古典美学概念，对于研究工作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此，作者一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如“诗言志”，“志”就是“志向、怀抱”的意思；钟嵘的“风力”是“风骨”的一个方面，是一种慷慨悲歌之情。另一方面，作者很注意古典美学概念的演变和发展关系。如文学风格理论范畴，最初的概念是“体”，但很模糊，后来司空图以“格”取代“体”，使含义变得单一、明确，具有科学性和代表性。进而作者分析了文艺风格理论——文体风格论和主体风格论（作家风格论）的认识过程，提出了以钟嵘、刘勰为代表的“风骨”或“风力”派和以司空图为代表的“自然”、“平淡”派的两派风格理论的新看法。

文艺运动聚焦点就是理论论争，它往往围绕一个重大问题，展开广泛的辩论，在这种批评与反批评中纠正、补充和完善自己的美学理论。《初编》通过对文艺运动、文艺论争的分析评介而表明其观点。如对汉代围绕屈原的处世治身和他作品浪漫主义特色的争论评述，阐述了刘安、司马迁、王逸与扬雄、班固两派的美学思想；通过对围绕着诗歌声律形式美的争论评述，阐释了甄深、陆厥、钟蝾与沈约、刘勰两派的不同美学思想。

每一种文艺思潮的出现，必然伴随着这种潮流的美学理论的产生。《初编》在对文艺思潮的研究中，十分注重阐述其伴随的美学理论。如通过对古文运动和新乐府活动的概括和追源，各自介绍了它们的代表美学家及美学理论。

总之，这种以一个重大问题的研究而涵盖一个时代（或时期）美学思想的方法，是非常符合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实际的，同时它也是《初编》在写法上的独到之处。

第三，比较的方法与新颖的观点

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常常能使问题明朗化。《初编》在写作上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比较，通过比较，揭示美学思想的特点之所在。如“言志”和“缘情”理论，一直是文艺理论界没有止息的论题，两者孰是孰非，一言难尽，下笔者不能自休。作者将“志”与“情”进行对照，从而认为“言志”与儒学理论紧密相关，强调的是诗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共同规律；“缘情”理论与反封建束缚思想相联系，注重诗歌艺术所特有的情感活动与情感色彩。再如韩柳美学思想，历来所论者或褒或贬，莫衷一是。作者对他们进行比较，认为他们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各有功绩和成就。在对“道”的理解上，韩愈的“道”“即孔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柳宗元则突破了儒家传统观念的束缚，他所说的“道”指的是用以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治世之“道”。两人在文学的起源问题上，继承和革新关系问题上，看法则基本一致。

《初编》的独到见解如星星可摘，这里略举二例。关于刘勰的“神思”论，作者认为它指的是一种建立在客观事物基础之上的艺术想象与联想。这种想象与联想，以语言为基础，传达作家的情感，达到艺术创造中的物我交融的境地，从而建构意象，组合成艺术形象。在这种艺术创造活动过程中，作家必须保持“虚静”的状态。又如对司空图的“三外说”，作者作了全新的解释。他认为“韵外之致”说的是诗歌创作中言与意的关系；“象外之象”是经过读者头脑重新创作的艺术形象和诗歌意境，它以作品的语言形象为基础；“味外之味”是指并非含蓄全能包容的“两重味”和“多重味”。三者之间，一层进一层，审美意象愈来愈清晰。而且，这种“象外之象”具有朦胧之美；这种“味外之味”来自冲淡自然的风格。这样的观点是众家所未有而此书所独具的。

综观全书，一方面它是一部中国古典美学史，论证通俗，易懂，可作美学爱好者和大专院校文科学生美学入门的普通的读物；另一方面，它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又有独到和精辟的见解，可供同行及美学研究者参考。作为读者，我们还热切地期望着《中国古典美学续编》的问世。

本文原载《湖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与陈水云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