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市民社会世相的老舍
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艺术地将市民阶层的命运和追求引入现代文学领域，使现代文学的“根”更深地扎在中国普通人民（包括市民）的精神文化的土壤之中。他是现代中国杰出的“市民”诗人。[1]
一、生平与文学道路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北京，满族。父亲是守卫皇城的骑兵，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阵亡。父亲去世后，老舍家的生活非常艰难，靠母亲终年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来维持。在老舍的记忆中，母亲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但母亲“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2]母亲坚强乐观、善良朴实的品格给了老舍很大的影响，他称母亲给予的是“生命的教育”。老舍一家所居住的小羊圈胡同住的大多是穷困的平民，有拉车的、卖艺的、当兵的、作小买卖的等等。这样的生活环境使得老舍对社会的世态和下层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有了亲身的体验，也为以后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基本的写作基调。
1913年初老舍考入京师第三中学，半年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7月毕业。毕业后先后任过小学校长、劝学员、中学教员。1922年于北京接受基督教洗礼，1924年至1929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期间，老舍为学英文而阅读大量英国小说，同时萌生写小说的念头。至1929年夏回国前，他先后完成了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6）、《赵子曰》（1927）、《二马》（1928），全部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老张的哲学》是以老舍在当京郊劝学员时的一段日常现实生活为背景原型的，情节主线是信奉“钱本位”哲学的老张为了一己的私立，用尽卑劣手段拆散两对年轻恋人。小说在骂笑之中有力批判了中国国民的精神弱点，展示了20年代北京普通市民的悲剧命运。《赵子曰》描写的是北京“天台公寓”里的大学生，通过对赵子曰们喝酒、为官、玩女人的堕落生活的展现，深入剖析了他们的空虚灵魂。《二马》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将笔触深入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通过马氏父子间的冲突表现了历史转折时期新旧两代人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以北京市民社会为观察范围，用讽刺与幽默为创作基调，引发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国民性弱点的深刻批判是这三部作品的共同特点。在艺术上，作品的幽默虽有时不免流于油滑之处，但已见出老舍创作中美学风格的端倪。
1929年老舍离开英国经由新加坡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数月时创作了长篇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这部作品用简单的语言，以儿童小坡梦幻“影儿国”的奇遇历险为主，体现了作者弱小民族联合的理想。1930年春回国至抗战爆发之前，老舍任教于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这七年，老舍写作状态极佳，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是一个高峰，短篇小说《月牙儿》和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济南四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1931）、《猫城记》（1932）、《离婚》（1933）、《牛天赐传》（1934），短篇小说集《赶集》。青岛三年，创作了长篇小说《文博士》、《骆驼祥子》（1936），短篇小说集《樱海集》、《哈藻集》。这一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还有: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散文《趵突泉》、《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等，文艺理论著作《文学概论讲义》、《老牛破车》，还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
《猫城记》写地球人“我”因火星探险失事，被猫国人俘虏，历览猫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见证了猫国被灭亡、被吞噬的全过程，展现了猫国国民的种种保守、愚昧、敷衍、非人格的国民性。《猫城记》以寓言体的形式隐含着作者的讽刺意蕴。作品通过对猫国人的描写，深入剖析了中华民族这个古国的国民劣根性，从而流露出重塑新国民灵魂的愿望——“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3]同时作品也间接地抨击了国民党政府内政外交上的懦弱无能，表达了对国民政府的失望。《猫城记》的创作，据老舍自己讲是因为，“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失望之后，这样的人想规劝[4]”。《猫城记》在思想上对国民性的批判有点类似鲁迅“画出这样沉默的灵魂以引起疗救”，但缺乏鲁迅的深度与力度。小说对被称为“哄”的政党和被称为“大家夫斯基”的革命事业进行了辛辣讽刺，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老舍对革命缺乏了解。老舍自己说到:“《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在思想上，我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我呢，既不能有积极的领导，又不能精到的搜出病根，所以只有讽刺的弱点，而没得到它的正当效用。”[5]《猫城记》的思想倾向长期受到批评，也引起了不同的争议，但不管怎么说，它对国民党统治政府的有力抨击和对国民劣根性的辛辣批判，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短篇小说《月牙儿》是从被毁于“一·二八”战火的长篇小说《大明湖》截取的“最有意思的一段”，小说描写了母女两代因穷困相继被迫沦为暗娼的悲剧，表现了底层人民尤其是底层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老舍没有按照传统的叙事方法，而是抓住月牙儿这个情绪象征物来传达主人公的人生片段。贯穿全作的“月牙儿”具有渲染气氛、烘托心理等多重作用，它犹如影子般伴随着主人公，是主人公悲戚命运的诗意象征。“月牙儿”色调的不断转变不仅使作品情节具有韵律性，而且也使作品从首至尾散溢着哀婉凄戚的情愫，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老舍到达武汉，并被推举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连任七年。1938年8月告别武汉到重庆。从抗战爆发至全国解放，是老舍创作的又一高峰。这期间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火葬》（1944）、《四世同堂》（1944—1948）、《鼓书艺人》（1949）；中篇小说集《月牙集》；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长诗《剑北集》（或《剑北篇》）、通俗文艺集《四三集》以及话剧《残雾》、《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桃李春风》等。这些作品涉及内容，体裁样式多，既深入现实生活，又审视历史文化，显示了老舍艺术创造力之雄厚。
《四世同堂》（1944—1948）是老舍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小说以小羊圈胡同作为人物活动的中心，以祁家四代人的境遇为主线，以钱、冠两家为副线，写出了抗战八年沦陷区北平人民的生活及精神面貌。第一部《惶惑》详细地描述了北平是怎样一步步沦陷的，“惶惑”既是对民族、国家出路的迷茫惶惑，也是像祁瑞宣等青年人对“尽孝”与“尽忠”两难选择的徘徊苦闷。第二部《偷生》主要写偷生之下的北平人。小崔无故的被砍头，祁天佑的受辱自尽，小文夫妇、尤桐芳的惨死，如果说偷生是为了苟活，那么以上诸人之死则是对于这种苟活的有力讽刺。作者的用意非常明白:若是反抗，则必有希望；若只偷生，则国家必亡。第三部《饥荒》进一步写抗战后期偷生下的北平人的苦难生活以及大多数北平人的觉醒，其中以祁老太爷最具代表性。面对残酷的战争与北平彻底沦陷的现实，思想守旧、胆小怕事的祁老太爷最后逐渐萌生了仇恨与反抗。老一辈北平人从觉醒到抗争的过程，在祁老太爷身上得到了体现。
《四世同堂》突破了老舍以往每部作品只塑造一两个人物的构思框架，显示了恢弘的气势。小说着重刻画了四类典型的北平人:第一类是以祁老太爷、祁太太为代表的清朝遗老，对于亡国，没有特定的概念，他们关心的是战乱搅乱了他们四世同堂的梦，担心的是他们死后棺材运不出北平等。最后面对残酷的战争，这些老一辈北平市民终于觉醒并开始反抗。第二类是以钱家父子（钱诗人、孟石、仲石）为代表的爱国心切，敢于反抗，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北平人，他们高尚的民族气节弘扬了民族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三类是以祁瑞宣为代表的被拴在“家”的传统观念上，却又想为国出力的处于犹豫徘徊的北平人。最后一类则是作者要全力抨击的以冠晓荷、大赤包、祁瑞丰等为代表的“有奶便是娘”的民族败类。《四世同堂》是老舍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重要作品之一，它标志着老舍现实主义创作的伟大成就。
建国以后，老舍的创作主要是写剧本与杂文，其中最著名的话剧有《龙须沟》、《茶馆》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舍没有再写什么文字。1966年8月23日，老舍被红卫兵批斗，遭侮辱毒打，次日投太平湖自杀。
二、形象多姿的市民
老舍是忠实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关心激荡社会中“人”的命运。他通过众多小说为我们建构起了一个形象鲜明的市民王国。这些形象大致可以分为老派、新派和“正派”三种类型，而塑造最为成功的是老派市民形象，老舍作品中所体现的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与国民性批判意识主要是通过这类市民形象来完成的。另外，老舍还刻画了一系列城市底层市民形象，反映了他们艰辛而凄苦的生活。正如有学者所评价:“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就所提供的市民人物的丰富性与生动性来看，几乎找不到另一位作家可与老舍匹敌。”更重要的是，老舍往往能够将对市民的关注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和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毫不夸张地说，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6]。
《二马》将被审视的市民人物放置在了英国伦敦，在中西比较中显示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并深入地剖析了“老民族里的老分子”形象。老马（马则仁）为了继承兄长的遗产，携儿子小马（马威）到伦敦经营古玩店。老马身上有着明显的北京老派市民的传统文化的烙印，他虽然不能普遍地代表老一辈中国人，但老舍最熟识的老人就是他那个样子。“他不好，也不怎么坏；他对过去的文化负责，所以自尊自傲，对将来他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与有所依靠；若没有自己的子孙，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个儿子。他不太爱思想，因为事事已有了准则，这使他很可爱，也很可恨；很安详，也很无聊。”[7]老马虽身在伦敦，但他的心理、作派却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北京人礼多，《二马》中特别提到了老马在圣诞节的花钱送礼。老马对这个节日的最大感触是圣诞节的彼此送礼可以让他有机会套套交情。他准备了十来份礼物，甚至连温都太太的小狗也要挖空心思给准备上一份别致的礼物。悠闲的生活方式也是北京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征。马老先生是伦敦的第一个闲人: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不出门。叼着小烟袋，把火添得红而亮，隔着玻璃窗子，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老马想做官，而不知道做官的责任。老马爱他的儿子，而不懂得怎么教育。老马这种知足乐天、卑怯空虚的精神状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投影。对于生活的态度，老马这一类人是保守迂腐的。“生命就是个梦呀！有什么意思！——梦”、“好歹活着吧！混吧！混过一天又一天”。老舍对这种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进行了有力地嘲讽。
正因为老舍对老北平、老北平人倾注了深厚的感情，所以他最了解以老马为代表的北平人的精神内质与性格特征，于是在中西、新旧文化比较之上对老化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老舍在小说中感慨道:“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儿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地呜呼哀哉了！”马仁则便是这老文化中的最典型的“出窝儿老”，是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
《离婚》是老舍在济南期间创作的一部优秀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国民党财政所里的几个小职员的工作以及家庭生活，围绕着“离婚”一词，描写了几对夫妇的婚姻故事，内容非常细碎，类似鲁迅所说的“几乎无事的悲剧”[8]。作品精心塑造的张大哥形象是老舍最熟悉的北平老市民的典型。张大哥“多数日子是没公事可办的，而没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设计和经营”。“无论社会什么样的变动，他老有事做，而且已进到这个机关里，马上成为最得人心的张大哥。”他热心为人说媒，这几乎成了他的职业，而他也在替人说媒的过程中享受着乐趣。张大哥的婚姻观念是“宁拆一座庙，不破一门婚”。在婚俗方式上张大哥有个发明:在娶亲的汽车上放一顶轿子。这些都是张大哥因循保守的一种最稳妥的做法。张大哥是反对离婚的，因为离婚意味着是对一种现存既定秩序的破坏，因此张大哥一辈子都在谨谨慎慎地维持着现状，维持着既成事实的“婚姻”。
张大哥有他独特的人生哲学——中庸。“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斗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斗。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在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与风格。”这是极其保守和折中的人生哲学。而最能体现这种生活哲学的是他对“理想儿子”的设计:“张大哥对儿子的希望不大……只盼他成为下得去的，有模有样的，有一官半职的，有家有室的，一个中等人。科长就嫌过了点劲，中学的教职员又嫌低了点；局子里的科员，税官上的办事员，县衙门的收发主任——最远的是通县——恰好不高不低的正合适。大学——不管什么样的大学——毕业，而后闹个科员，名利兼收，理想的儿子。做事不要太认真，交际可得广一些，家中有个贤内助——最好是老派家庭的，认识些个字，胖胖的，会生白胖小子。”这是小市民阶层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折中的混世心理。张大哥这一套由婚嫁观念为基点而推衍的人生哲学，体现了传统文化封闭、自足的一面。
老舍对以张大哥为代表的这种北京特有的市民性格与具有封建性的市民文化是再熟悉不过了。他说这类人物“在我廿岁至廿五岁之间我几乎天天看见他”，以至于“我看见了北平，马上有了个‘人’”，“这个便是‘张大哥’”。[9]不难看出，老舍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是相当犀利的，小说不无深刻地道出了以张大哥为典型的传统市民敷衍、怯懦的人生态度与折中、妥协的中庸处世哲学，从而在冷静中审视传统文化的内核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表达了对以婚姻制度为代表的传统社会文化制度的深刻反思，显示了老舍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但另一方面，老舍这种批判在主观上又是有所保留的，他说:“他（指张大哥）永远使我羡慕他的气度与服装，而且时时发现他的小小变化:这一天他提着条很讲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骑上自行车——稳稳的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得几乎像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10]“羡慕”的情感倾向实际上又表明了老舍对传统市民生活的安逸、自在的文化氛围的偏爱与欣赏。一方面批判市民文化与市民生活，批判保守、平庸、敷衍的市民生活和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又表现对平民意识的欣赏与妥协。这种矛盾的二重心态，既是老舍思想上的局限性，也是老舍“平民作家”二重心理的典型表现。
如果说老马、张大哥等代表的是“不好，也不怎么坏”的老派市民，那么兰小山（《老张的哲学》）、牛天赐（《牛天赐传》）、张天真、小赵（《离婚》）、丁约翰（《四世同堂》）等则无疑是老舍要批判的新派市民的典型。他们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杂交和混合所塑造的畸形的新派市民形象，他们一味追求“洋式”的浪漫的生活情调，讲虚荣、讲摆设、不中不西是他们的共同点。老舍对这类市民的批判是通过对他们进行漫画式的肖像描写体现的。老舍这样描写《离婚》中的张天真:“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服。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爱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院的广告。”活脱脱一个洋派时髦却又虚荣浅薄的形象。在《四世同堂》中，以在英国府衙办事为荣而忘记自己民族身份的丁约翰，更有一味追求洋式生活情调。对老派市民的态度，老舍是抱着既批判又同情的态度，或者说是带着“含着泪的笑”来写的，既写出了他们的悲剧色彩，又表现了他们的双重矛盾性格。而对于这些洋派青年，老舍的态度显然是带着毫不留情的鄙夷与嘲讽的。这些青年一味尚新、虚荣、堕落而浅薄，在他们身上，传统文明失落了，道德失范，价值混乱。老舍对这一类型的批判与讽刺，一者体现了他对西方文明包括“五四”以后引进的西方新潮的反思与批评，二者也体现了老舍对外来思潮的排斥与拒绝态度，而这种态度是与许多同时代作家迥然不同的。
老舍笔下的第三类市民类型是“正派”市民，或者说是理想市民，主要有《赵子曰》中的李景纯，《二马》中的李子荣，《离婚》中的丁二爷，《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等，其中，尤以《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为代表。诗人钱默吟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是“闭门饮酒栽花”，“以苟安懒散为和平”。当残酷的战争打破了他宁静的生活之后，当儿子仲石壮烈牺牲之后，当自己无故被捕并受尽折磨之后，他身上爆发出了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力量，处处闪耀着坚韧不屈的民族气节与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正派”形象身上体现了侠客与刺客的影子，他们承载着老舍探索新的社会的理想。这说明老舍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探索与追求，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转型的出路的探索，因此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在这一点上，老舍可以与鲁迅进行比较。
老舍小说还刻画了一系列城市底层贫民形象，如中篇小说《月牙儿》中的母女，《我这一辈子》中的老巡警；长篇小说《鼓书艺人》中的艺人方宝庆，《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妓女小福子，《四世同堂》中的车夫小崔、剃头匠孙七等。所以描写城市底层贫民的不幸生活也是老舍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而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在展现底层市民的生存状态方面则是最具代表性的。
《骆驼祥子》描写了一个外号为骆驼名为祥子的人力车夫的人生悲剧。祥子本是一个由乡间流落到城市，希望靠自己的勤奋苦干来谋取生活的青年农民。他的生活理想就是拉上自己的车，做一个“独立自由的车夫”。经过三年的努力奋斗，祥子如愿以偿，买上了辆新车。可是很快就在一次军阀混战中，连人带车被抓，丢了车。面对这次被劫，祥子没有放弃他买车的理想，而是更加拼命地去拉车，又积攒了够买一辆车的钱，但却被孙侦探敲诈一空。恰在这时，车厂厂主刘四的女儿虎妞引诱了祥子，祥子被迫无奈地与虎妞结婚，并用虎妞的钱买了辆车，但最终又因虎妞难产而死而卖掉了洋车还债。经过这三起三落的打击，祥子的心理防线已经崩溃。虎妞死后，祥子欲与小福子结合，但小福子的被迫自杀又使得祥子彻底失望，自暴自弃，最后走向堕落。他吃喝嫖赌，谋财害命，几乎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人。昔日“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成了“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祥子三起三落的生活遭遇是一个悲剧。从客观方面来说，造成祥子悲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吃人的黑暗的社会。祥子“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在封建势力的压榨下，众多的农民从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上被抽离出来，流落到城市里，这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现象。黑暗的社会现实使得祥子不得不离开亲人和土地，凭着一身力气流落城市，虽然依然“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但在社会动荡，军阀混乱，无规矩的军队和特务组织像疯狂的疟疾肆无忌惮地横行的社会里，祥子渺小的理想一次又一次地被吞食。第一次在军阀混乱中连人带车地遭乱兵抢劫，祥子没有反抗。第二次被无耻的孙侦探仗着权势而敲诈时，祥子带着哭声问自己“我招谁惹谁了？”两次不公平的遭遇使祥子似乎看到了这个他迷恋的城市里暗藏着罪恶的尘垢。老舍“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11]，可以说，地狱般的社会是造成祥子悲剧的客观原因，或者说必然原因。二是与车厂主女儿虎妞的婚姻。虎妞靠着连诱带骗的手段与祥子发生关系，最后结合。祥子与虎妞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强扭的瓜”，他们两人没有共同的生活理想与生活态度，因此势必会导致尖锐的冲突。虎妞从小养成的好逸恶劳、善于心计的恶习以及深受剥削者家庭影响的泼辣粗俗、善于支配人的性格与祥子纯朴善良、向往独立的本性是相互矛盾的。虎妞对祥子的爱是以不公平的夫妻关系来体现的，她的爱有的只是性欲上的强占性与自私性。这种畸形的性的纠缠对祥子则是肉体与心理的双重折磨。虎妞虽自身是旧社会与剥削家庭的一个受害者，但正是她与祥子的不自然的、不合理的婚姻，对祥子造成了身心上的戕害。虎妞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因此可以说，虎妞是导致祥子悲剧结局的主观原因，或者说是偶然原因。
《骆驼祥子》的深刻性还表现在老舍对祥子主观悲剧因素的深入挖掘。老舍通过祥子的买车卖车，表明单枪匹马的个人奋斗并不是劳动者摆脱贫困的出路。祥子所走的是个人主义奋斗的道路。祥子虽然流落城市，但身上还保留许多中国农民的传统品性:纯朴、勤劳、善良。对于“拉洋车”这一职业，祥子相信凭自己的身板和体魄，只要俯下腰来卖傻力气就行。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期望，认为凭借自己的一身体力便可以挣来一辆属于自己的车。祥子“试图以个人的力气和精神对付社会的重重矛盾”，他“把自己的力气和人力车当成是最起码的生产手段”。[12]祥子根本就没有看清社会的本质，事实上仅靠自己个人的奋斗是根本不能改变他作为车夫的命运的。从老马的孙子小马儿身上祥子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从爷爷老马身上祥子看到了自己的将来。老马的命运本来可以说是给祥子提供了“此路不通”的活生生的例子，但祥子看不到这一点。他“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不得哥儿们”，这就注定了他的孤独与脆弱。所以我们说祥子的悲剧就是在于他从头至尾都“执迷不悟”于他的个人奋斗史。老舍把祥子作为“个人主义末路鬼”来写，显示出老舍思想启蒙的意义。
祥子的悲剧，又是祥子性格的悲剧。祥子虽然是体力上的强者，在心理上却常常是个弱者。当经历一次次的打击后，祥子便慢慢有了得过且过的想法。而且他缺乏足够的自制能力，受不住虎妞以车要挟的诱惑。虽然他曾经对虎妞干涉他的生活方式的企图有所抵制，但最后还是妥协并听从于虎妞。当对生活中遇到的难事想不明白时，祥子只会自己诘问自己:“我招谁惹谁了？”虎妞的难产而死与小福子的被迫自杀，犹如两颗连环炸弹，彻底突破了祥子的心理防线。从精神的全线崩溃到道德价值的彻底丧失，祥子终于自我放纵，流入流亡者的行列。
三、创作特色与贡献
老舍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始终坚持以市民、主要是以北平市民生活为表现对象的作家。浓郁的京味儿是老舍的小说创作的最鲜明的特色之一。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对北京的方方面面都很熟悉，因而自然与这个文化有割舍不断的亲情联系。他的小说总是以北京作为背景，他描绘北京的大杂院、胡同小巷、茶馆和热闹的庙会。其中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就是以老舍童年时居住的小羊圈胡同为人物活动的中心。《骆驼祥子》中北平洋车夫的“门派”、祥子拉车的路线等无一不透出北平特有的地域文化色彩。“京味儿”作为小说的背景风格，又体现在作家对“老北京”市民的文化心理的揭示上。北京作为三朝皇都的特殊地位，在清朝统治的近三百年间，汉文化中原本是属于贵族的享乐主义观念被发展为民间化，于是便渐渐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心理习惯，这是迥异于充满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的。老舍用“官样”一词来概括北京文化的特征。讲究排场、体面:“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追求“生活的艺术化”:可以将毕生的精力花费在养鸟养花、听戏唱戏等生活小趣味上；讲究礼仪:《二马》中老马的圣诞节送礼；《四世同堂》中则直接写到祁老太爷“自幼长在北京，耳濡目染跟旗籍人学了许多规矩礼路”。“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甚至连目不识丁的车夫小崔也是守着这种“礼节”的:他敢于打一个不付车钱的日本士兵，却不会动手去打大赤包，因为他觉得他越不过“好男不与女斗”的“礼”。这些既表现了老舍对“北京文化”中这种特有的精致的美、充满情趣的生活方式的欣赏，同时也流露出对这种被玩味得“烂熟”和过分讲究的贵族文化习气的沉痛批判。
与同时代大多数作家对待保守愚昧的传统文化的激愤态度不同，老舍性格温和，他自己也说道:“假若我专靠着感情，也许我能写出有相当伟大的悲剧，可是我不彻底；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爱憎判断。”“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可是好人也有缺点。”[13]再加上“我有一点点天赋的幽默之感，又搭上我是贫寒出生，所以我会由世态与人情中看出那可怜又可笑的地方来”[14]。正是这种天赋幽默质感与普世情怀，形成了老舍冷静、温和的批判态度，更形成了老舍特有的幽默。老舍作品中的幽默，开始时是受英国现代小说的影响。老舍在英国伦敦讲学的五年当中，大量阅读英国小说进而产生创作小说的冲动，英国小说中的充满谐趣的风格也影响了老舍的小说创作。《老张的哲学》就是类似狄更斯《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匹克威克外传》的“讽刺小说”。《老张的哲学》虽然幽默得太过火，以至于讨厌，但它却奠定了老舍之后小说创作的幽默基调。到30年代，老舍的小说又受到果戈理、契诃夫“含泪的笑”的讽刺艺术的影响，老舍说“俄国的小说是世界最伟大文艺中的‘最’伟大的”[15]。《离婚》就受俄国幽默文学的影响，它既保持了老舍幽默的英国因素，又避免了油滑、刻意追求笑料的缺点，在戏谑诙谐的外衣下，深藏着泪水，这部长篇小说应该说是老舍幽默风格走向成熟的标志。
但另一方面，老舍的幽默又具有深刻的中国土壤。事实上，老舍小说的很多幽默都是来自事实本身，“而不是靠文字技巧和文字游戏制造笑料”[16]。老舍说“北平人，正像别处的中国人，只会吵闹，而不懂什么叫严肃”，“北平人，不论是看着一个绿脸的大王打跑一个白脸的大王，还是八国联军把皇帝赶出去，都只会咪嘻咪嘻的假笑，而不会落真的眼泪”。老舍经常将北平市民这种特有的“插科打诨”融入作品中，成为幽默的因素之一。[17]这种幽默既是对现实不满的温情式批判，同时也是对苟安、敷衍等国民劣根性的自我解嘲。
老舍又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的创作极大限度地释放了北京话的内在美感。“俗”、“白”是老舍作品语言的最大特点。老舍说:“世界上最好的著作差不多也就是文字清浅简练的著作。”“想要这样说明事体，就必须用浅显的，生动的话，说起来自然亲切有味，使人爱听。”[18]“我始终保持我的‘俗’与‘白’”[19]。当然，老舍的语言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创作初期，比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他主要是将文言与白话夹裹在一起，试图把文言溶解在白话里，以提高白话，使白话成为雅俗共赏的语言。中期创作《离婚》时他决定抛弃陈腐的文言文，而尽量用一般平民百姓的语言去创造一种新的美感，而到了创作《骆驼祥子》时，则是通篇用顶俗浅的文字“将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老舍从小生活在北京，非常熟悉北京话，尤其熟悉老北京中下层市民阶层的市井语言，这些市井对话都是小胡同、大杂院里的老北平市民日常生活中地道的大白话。在老舍的作品中，无论是写景、状物、叙事还是人物的对话，都是完全采用经过加工的地道的北京口语。文字“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又“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20]。
老舍语言的第二个特色是形象、准确。老舍说:“语言不可随便抓来就用上，而是经过我们的组织，使它能与思想感情发生骨肉相连的关系。”也就是说，小说中的语言描写要决定于小说人物，“人物们有不同的性格，职业，文化水平等等，那么，他们的话语必定不能像由作家包办的，都用一个口气，一个调调儿说出来[21]”。老舍正是严格地按照这种要求来写作，所以他的语言特别形象，也特别准确。
总之，老舍不仅是讽刺幽默大师，而且是语言艺术大师，他的小说语言对于丰富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对现代城市市民的刻画，特别是对城市底层市民的描写，把20世纪文学领域的平民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同时，他的小说具有浓厚的北京地域色彩，又为后来的“京味”小说创作提供了艺术示范。
陈国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1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注释】
[1]王瑶:《老舍对现代文学的贡献》，《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1期。
[2]老舍:《我的母亲》，见《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页。
[3]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见《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4]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见《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页。
[5]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见《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7、188页。
[6]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
[7]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见《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页。
[8]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页。
[9]老舍:《我怎样写〈离婚〉》，见《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192页。
[10]老舍:《我怎样写〈离婚〉》，见《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192页。
[11]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见《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页。
[12]［韩］李素贞:《资本主义父权下的多重性别关系——重读〈骆驼祥子〉的性别化现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3期。
[13]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见《老舍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
[14]老舍:《自述四篇·写与读》，《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
[15]老舍:《自述四篇·写与读》，《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
[16]石兴泽、刘明:《老舍评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17]关于老舍幽默的“京味”根源，参见温儒敏著:《文学课堂:温儒敏文学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18]老舍:《我怎样学习语言》，见《老舍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5、284页。
[19]老舍:《老舍论创作》（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页。
[20]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见《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
[21]老舍:《我怎样学习语言》，见《老舍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