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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学是与正统文学相比较而存在的一种文学样式，它主要以普通民众为主要阅读对象，具有通俗性、故事性和趣味性等特点，追求市场化并迎合大众的口味。通俗文学通常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历史演义、科幻传奇等类型。

中国通俗文学源远流长，在近代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阶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1]。

1892年开始连载、1894年正式出版的长篇言情小说《海上花列传》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它主要展示了上海大都会的社会众生相，开创了中国本土长篇小说在现代媒体上分期刊载的先河。1903年，李伯元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官场现形记》，这标志着通俗小说开始作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扎根于小报。随后，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连载于《新小说》；刘鹗的《老残游记》连载于《绣像小说》；金松岑的《孽海花》先连载于留日学生的革命刊物《江苏》上，后又由曾朴续写出版。这四部晚清谴责小说的现代气息非常浓厚，可谓是中国通俗小说现代化的始祖。就这样，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通俗小说便在现代化的媒体上开拓了自己的地盘，并逐步走向成熟。

民国初年，通俗小说的发展渐成规模，“鸳鸯蝴蝶派”、“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各种重要的类型小说陆续出现，各领风骚。“鸳鸯蝴蝶派”是清末民初大都会兴建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通俗文学流派，其作品是新文化运动前在文学界最走俏的通俗读物之一。徐枕亚的《玉梨魂》是民国初期最畅销的小说，它与苏曼殊的《数鸿零雁记》同为“鸳鸯蝴蝶派”发轫之作，曾轰动一时。另外，“五大作家”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严独鹤的作品在报纸连载时，曾出现市民排队等候报纸发行的场面。自19世纪末欧美“侦探小说”引入中国后，通俗小说家们也开始注重本土侦探小说的创作，出现了包公与福尔摩斯的“交接班”，也曾风靡一时。1917年，程小青创办了《侦探世界》杂志，并开始刊登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探小说。在三四十年代，程小青的侦探小说也十分畅销。于是，写侦探小说成为当时通俗文学的一股潮流。“武侠小说”是在近代“公案侠义小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上具有令人瞩目的地位。以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顾道明、宫白羽、王度庐、朱贞木、郑证因等人为代表的旧武侠小说，不但是民国小说市场上销售数量最大的小说类型，而且深深滋养了后世香港、台湾地区新武侠小说的创作。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知识精英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猛烈的攻击，其中也包括对通俗文学的过度批判，但这并没有让通俗小说消失。事实上，“五四”之后，通俗文学与新文学一直是平行发展，并且相互吸收和借鉴的。通俗文学适当向新文学学习，新文学在普及和运作上也向通俗文学学习。张爱玲、徐

、无名氏的小说超越雅俗，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发扬光大了通俗小说。

40年代，解放区文学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走文艺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采用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这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学通俗化运动，产生了《小二黑结婚》等一大批可以称得上是通俗性的文学作品。50年代的诗歌民歌化运动，也是一次典型的文学通俗化运动。在“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文学中，实际上有大量的通俗文学，如公安小说，“反特”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等，只不过这些小说在思想内容上非常固定，题材等都受到严格的限制。80年代以后，传统的通俗小说类型得到了恢复，如言情小说、商战小说、武侠小说、公安法制小说、侦探小说、历史演义小说等都重新兴盛，还兴起了网络小说，可以说，通俗小说再次和纯文学并驾齐驱。

武侠小说主要是描写侠客们凭武艺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叙事文学作品。它作为通俗文学的重要类型，历来为国人所喜爱，在各个社会阶层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和影响。虽然历代的统治者对其严格限制，屡次受到主流文学的压制和批判，发展几经波折，但武侠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却绵绵不绝，尤其是在它最为风行的年代，其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连主流的精英文学都望尘莫及。

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非常悠久，如果从唐传奇算起，距今也有1200多年了。其实，最早可追溯到西汉司马迁写的《史记·游侠列传》。被誉为鼻祖的武侠小说是由唐人杜光庭创作的传奇《虬髯客传》，它为后来的武侠小说开辟了道路，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接着又出现了《红线传》、《昆仑奴》、《聂隐娘》等以武侠为题材的作品。宋元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明代白话小说《水浒传》等也极大地推动了武侠小说创作的发展。武侠小说在清代出现了第一个创作高潮期，以《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清代武侠小说，以完备的体式、丰富的表现技巧和多样化的叙事模式，掀开了武侠小说发展的新篇章。

在“五四”前期，把持文坛统治地位的是“鸳鸯蝴蝶派”小说，武侠小说的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大。但武侠小说作为文学的一股潜流，已经在慢慢地酝酿之中，在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等影响下，武侠小说终于在二三十年代兴盛起来，形成了一股热流，至40年代则达到高潮，出现了以章回体写现代事物的武侠小说，一般称之为“旧派武侠小说”。

旧派武侠小说有名的作家不下百人，从地域上可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以平江不肖生为首，北派以赵焕亭为首，故时人有“北有赵焕亭，南有不肖生”之称誉。从题材和表现手法上，台湾学者叶洪生又把北派武侠小说家分为五类:“奇幻仙侠派（还珠楼主），社会反讽派（宫白羽），帮会技击派（郑证因），悲剧侠情派（王度庐）和奇情推理派（朱贞木）”^[2]。这些风格各异的武侠小说家们创作了许多武侠名篇，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横空出世后，立刻引起阅读狂潮，不但被改编成电影《火烧红莲寺》影响巨大，而且还刺激了一大批武侠小说家的创作欲望。此后，王度庐、白羽、郑证因、朱贞木、还珠楼主、赵焕亭等人也纷纷推出大作，出现了王度庐《卧虎藏龙》、白羽《十二只金钱镖》、郑证因《鹰爪王》、《铁伞先生》、朱贞木《虎啸龙吟》和《七杀碑》、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赵焕亭《惊人奇侠传》等名篇。这些小说共同的特点是都富有奇异的武功招数、惊险的情节设置、超自然的幻想、流畅的白话文，可谓成就颇高，影响深远。当时有些年轻人沉迷于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系列，竟然萌生入山求道的想法，虽然这一直被说成是武侠小说蛊惑年轻人的一大罪证，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武侠小说的影响之大。

20年代至40年代是旧派武侠小说创作的繁盛时期，适时名家辈出，名作陆续出版，极大地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和影响。但旧派武侠小说虽兴盛一时，拥有广泛的读者，但它在创作方式上也并非尽善尽美，如他们笔下描绘的“江湖世界”，展示的社会生活面比较狭窄，现实的教化功能不强，有些作品甚至出现了一种消极浪漫主义的倾向，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此外，他们所描述的侠义行为和武功招数，又往往跳不出清人侠义公案小说的旧框框，逐渐趋向公式化、概念化和模式化，陈陈相因，较少创新，因而陷入衰退。

1949年之后，由于武侠小说不符合官方的文艺方针，成为被严重批判的对象，被定性为封建小市民文艺，其结果是大陆的武侠小说创作开始步入低潮，不久就销声匿迹。而与此同时，却在香港、台湾等地区蓬勃发展，进入“新派武侠小说”的繁荣阶段，出现了梁羽生、金庸、古龙武侠三大家以及诸葛青云、卧龙生等一大批作者。在他们共同努力下，新派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武侠小说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50年代初，“新派武侠小说”在香港地区崛起，金庸、梁羽生等有深厚文学修养的人联袂致力于新武侠小说的创作，大大提高了新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他们把风土人情、典章文物、佛经道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卜星相等中国精深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武侠小说中，增强了武侠小说的文化意蕴和可读性，引起了市民包括文人的阅读兴趣，从而使不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开始在文坛四射光芒。如金庸的《碧血剑》、《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改拍成影视节目之后影响更大，家喻户晓，特别是金庸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21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3]。

60年代后，金庸小说进入台湾地区（因当局的限制，只好以司马翎的名义出版），这对台湾武侠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以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等人为代表的台湾武侠小说家，他们积极地吸收金庸小说的创作精华，大胆地采用现代文艺笔法，借鉴电影的叙事手法，妙笔生花，创作出一部又一部动人心魄、光怪离奇又柔情似水的武侠名著，如古龙的《绝代双娇》、《多情剑客无情剑》、《楚留香》系列、《血海飘香》、《大沙漠》、《画眉鸟》、《萧十一郎》、《陆小凤》等，卧龙生的《十二魔令》、《铁笛神剑》、《风尘侠影》等，司马翎的《剑气千幻录》，上官鼎的《铁骑令》，独孤红的《紫凤钗》，孙玉鑫的《血手令》，诸葛青云的《紫电青霜》、《江湖夜雨十年灯》等，温瑞安的《四大名捕》、《神州奇侠传奇》等，这些作品大都结构恢宏，气势磅礴，情节曲折，悬念迭出，引人入胜，在保持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之精华的同时又掺入新的元素，使作品在写作体例、叙事技巧、故事情节上能够不断地适应现代生活的步伐。

虽然新派武侠小说兴起于香港、台湾地区，但它仍脱胎于旧派武侠小说。二者在“武侠”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江湖人物和武术技击为刻画对象，但新派武侠小说在欧风美雨的沐浴和商品经济的洗礼之下，也产生了一些变异，其形式和内容都跟旧派武侠小说截然不同。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设置，小说语言的运用，还是写作技巧的变换，武侠题材的扩展乃至主题的开拓、深化等，新派武侠小说都要略胜一筹。它剔除了旧小说的陈腐语言，用新的文艺手法构筑全篇，吸取外国小说表现技巧，把武侠、历史、言情糅和在一起，将传统公案与现代推理相结合，结构更严谨。正如有研究者所说:“新武侠小说实乃以现实为骨架，以生活扩张化的想象和虚构为血肉，虚实相间而又浑然天成，展现出一种奇而不怪、妙而不玄，似真又假、似假还真，融生活常态和超常态为一体的崭新审美形态。……新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是生活逻辑与事理逻辑的艺术融合，使新武侠小说既具有生活的形式，又有惊险绝伦的情节和内容，创造出一个融现实与神奇为一体的艺术世界。……新武侠小说双重逻辑在创作中的运用，几乎使各种审美类型的文学手法、技巧，都在这里具有了相应的或潜在的位置，大大丰富了新武侠小说的表现手段。”^[4]因此，新派武侠小说大大发展和推进了武侠小说，使这种文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在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过程中，风格迥异的作家推出了不同特色的武侠作品，如社会政治感强烈的梁羽生小说、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的金庸小说、世情哲理深厚的古龙小说、公案推理见长的温瑞安小说，都是相当精彩的，它们绝不像旧派武侠小说那样公式化和模式化，而是各具亮点。其中，最突出的还是梁羽生、金庸、古龙的作品，他们是香港、台湾地区新武侠小说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三颗璀璨夺目的明星。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生于浙江海宁。自幼与书为伍，一生好读不倦，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抗战时在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读书，又转学并最终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曾先后在杭州《东南日报》和上海《大公报》工作。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他被派往香港继任国际电讯编译，由此开始他身为报业巨子和通俗武侠小说家的传奇生涯。1950年，《大公报》所属《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副刊编辑，主持《下午茶座》栏目，也做翻译、记者工作，与梁羽生同桌办公。1957年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专职为编剧，写过《绝代佳人》等剧本，1959年离开长城电影公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35年。

1955年，面对梁羽生在新派武侠小说领域的创作盛况，金庸接受《新晚报》总编罗孚的邀请，尝试性地创作了《书剑恩仇录》，这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使金庸一举闻名，震惊文坛，也标志着金庸出世。随后创作的《碧血剑》和《雪山飞狐》令他名声大振，而《射雕英雄传》的问世，则奠定了金庸武侠小说大宗师的地位。1972年，金庸写完《鹿鼎记》之后，决定正式封笔。从1955年到1972年的17年间，金庸创作了15部作品，其中包括12部长篇《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连城诀》、《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和3部中短篇《白马啸西风》、《鸳鸯刀》、《越女剑》。金庸把其中的14部小说（除《越女剑》之外）名称的首字连接起来，就成为一副人们耳熟能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总体上来说，金庸武侠小说的写作和修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相应的作品也大略有三种版本:一是1955年至1972年的十七年写作，成果就是报刊杂志上连载的15部小说，即“报刊本”的金庸武侠小说。这是金庸武侠小说最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金庸作为武侠小说家的横空出世，并确立了金庸“武侠小说大师”的地位。二是1970年至1980年的十年修订，修订本是陆续出版的，其成果就是香港明河出版社出版的36册“金庸作品集”，1980年和1994年台湾远流出版社和大陆三联书店又分别出版翻版。这个版本把“金庸作品集”36册定型下来，并且确定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地位。三是1999年至2006年的修订版，由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2008年全部出齐，沿用“三联版”36册的框架，名为“新修版金庸作品集”。

金庸武侠小说在数量上相对来说是少的，但在质量上多为上乘，这与他的反复修改、精益求精有很大的关系。1972年之后，金庸停止创作武侠小说后，一方面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花在修改上，另一方面精力集中撰写《明报》社评，他的见解精辟，文字生动，深入浅出，所以深受好评。由于金庸学识广博，精明睿智，德才兼备，所以备受人们的敬重，被聘为香港大学的名誉博士，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1994年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1999年应邀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2000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颁赠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在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上，金庸独辟蹊径，力求突破传统武侠小说那种陈旧的创作模式。他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入到新武侠小说中，摒弃旧武侠小说中存在的糟粕；另一方面又借鉴“五四”新文艺和西方近代文学的写作技巧和表现手法，还灵活地运用了一些现代电影和戏剧中的表现技法。中西古今的丰厚学养，使金庸武侠小说在质量更上一层楼，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金庸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有些作品已经成为武侠小说公认的经典。

《笑傲江湖》开始创作于1967年，此时正处于中国内地“文革”的高潮期，这一动乱波及香港后，关心时事政治的金庸自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他开始深入思考“文革”的各个方面，并把得到的感悟融入到小说创作中，通过描写江湖世界里的刀光剑影，人事纷争来揭示中国从古至今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和普遍人性在特定情境下的必然表现。“这部小说并非有意的映射文革，而是通过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5]。所以，本书虽然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没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似乎是一部供人赏玩的纯粹“武侠小说”，但实际上却是金庸受“文革”启发，以生动的艺术画面展现的一部意蕴深刻的中国政治斗争史，一部有极强象征性的政治寓言小说。

《笑傲江湖》气势雄伟，笔力豪放，思想内容深厚，艺术表现精湛。它以一部《辟邪剑谱》为中心线索，展现了一个争权夺利、颠倒黑白、是非难分的武林世界。这个江湖充满了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处处潜伏着争权夺势的野心与贪欲，似乎跟中国的传统政治世界有几分相近之处。在疯狂的权力角逐中，人人变得虚伪狡诈，变得丧心病狂，机关算尽。岳不群、左冷禅、余沧海、东方不败与任我行等人各怀鬼胎，为称霸武林而施展着各种阴谋诡计。金庸曾说:“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6]

《笑傲江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是一般武侠小说难以企及的。老谋深算的岳不群是华山派掌门人，表面上温文尔雅，有谦谦君子之风，经常告诫弟子要“时时记得仁义为先，做个正人君子”。但内心却虚伪自私、阴险恶毒、野心十足。为夺取《辟邪剑谱》，他不惜以自己的女儿为诱饵来接近林平之，夺得秘籍后又杀人灭口，嫁祸给徒弟令狐冲。为称霸武林，他不惜自宫来练辟邪剑法，结果闹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口是心非，城府极深，满口“五岳剑派，同气连枝”，却亲手杀死恒山派两位师太，在众人面前仍信誓旦旦，要捉拿凶手，为三位师太报仇。他狡猾卑鄙、诡计多端，对左冷禅派来的奸细礼遇有加，并将计就计，将假《辟邪剑谱》通过奸细送给左冷禅，使左冷禅误入他的圈套。在少林寺和令狐冲比剑时，故意震断左腿，以苦肉计麻痹敌人，使左冷禅对他掉以轻心。在争夺五岳派掌门之时，他凭借辟邪剑法打败了左冷禅，还用毒针刺伤左冷禅手掌，刺瞎左冷禅双眼，却冠冕堂皇地说:“在下与左师兄比武较艺，原盼点到为止。但左师兄武功太高，震去了在下手中长剑，危急之际，在下但求自保，下手失了分寸，以致左师兄双目受损，在下心中好生不安。咱们当寻访名医，为左师兄治疗。”形象地展露了岳不群伪君子的丑恶嘴脸。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权力角逐中，岳不群、左冷禅、任我行、林平之等的人性都遭到扭曲，变得龌龊不堪。

小说的主人公令狐冲是一位具有高尚道德和博爱情怀的侠义之士。他从小是个孤儿，被岳不群夫妇收养后练习武艺。他的成长道路十分坎坷，历经磨难和考验，深爱小师妹岳灵珊却无法得到，蒙受岳不群的嫁祸之冤而被逐出师门，为救小尼姑仪琳而被田伯光等人打成重伤，随向问天探访“江南四友”却被其设计困于西湖底的囚牢中，深受折磨。但他从不自暴自弃，也不把别人加在自己身上的痛苦铭记在心，不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反而与人为善，以德报怨。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对恒山派弟子仪琳的无私救助中，他身受重伤，但却无怨无悔。当看到向问天遭众人围攻时，他强忍着身上的伤痛而与向问天联手抗敌，使之平安脱险。他武功高强、侠肝义胆、乐于助人，在武林赢得崇高的声誉。在争权夺利的险恶江湖里，他出淤泥而不染，放弃当日月神教的副教主或五岳剑派的“总掌门”，在一曲“笑傲江湖”中携爱妻任盈盈远离权力纷争，归隐山林，表现了一种“逍遥堪自乐，浩荡信无忧”的洒脱。

《笑傲江湖》仿佛给读者展示了一座人性的炼狱，里面既有人性的堕落，也有人性的美好，从而使我们在这个恶的世界里既感受到善的伟大也看到爱的希望。其中，令狐冲和任盈盈的美好恋情更是九曲回肠、春光无限，成为人们的佳话。

《神雕侠侣》属于“射雕三部曲”之一，是接着《射雕英雄传》写的，主要讲述杨过和他的师父小龙女之间一段生死相许，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小说主人公杨过是《射雕英雄传》中杨康和穆念慈的孩子，由于父母早逝，孤苦伶仃，从小过着无依无靠的流浪生活，以乞讨为生，所以沾染上了一些轻浮油滑、任性偏激的坏习气。郭靖夫妇知道他的身世后，先把他带到桃花岛上生活，后又把他送到终南山全真教派那儿拜师学艺，但由于他的个性孤傲偏激而备受他人轻贱和欺负，以至于无法存身。当他负气从全真教逃出而误入活死人墓时，是墓里的小龙女收留了他并传授他武功，从而拉开了两人爱情故事的序幕。

在古墓中，师徒二人相互关怀，惺惺相惜，过着平静的日子。对杨过而言，自己从小缺失父母之爱，在世间饱尝冷暖之苦，而萍水相逢的小龙女却对他关爱有加，这使他万分感动，决定要不顾一切地守护她，回报她。对小龙女而言，自幼父母双亡，由师父抚养长大，对杨过自有一种同命相怜的感觉。虽说她自小修炼玉女心经，讲究清心寡欲，但毕竟日久生情，在杨过拜她为师跟她学武功的过程中，她其实已经渐渐对他产生一种朦胧的好感。但两人的相恋却一波三折，劫难不断。这些磨难虽奇特而残酷，但又深刻而真实。多情自古伤离别，他们遭受了四次离别之苦，分离时间长达16年之久。第一次是因为“失贞绝望”，第二次是因为“礼教大防”，第三次是因为“双重打击”，第四次则是因为“绝情救过”，这四次离别，“一次比一次痛苦，一次比一次更惨烈，一次比一次更长久，而又一次比一次更真挚”^[7]，表现了杨、龙的至情至性和他们对感情的忠贞不一，读来荡气回肠，感天动地。

杨过重情重义、灵活机智、武艺出众、英俊潇洒，有很多年轻美貌的女子都对他心生爱慕之情，如陆无双、程英、完颜萍、公孙绿萼、郭氏姐妹等，但他一生钟情于小龙女，虽有时也会意乱情迷，但他生死相许的人却只有小龙女。尤其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杨过无时无刻不在惦念她，苦苦等候着她。16年后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但杨过对小龙女的痴情仍不减当初。日思夜想盼来约定之日，满怀希望重见相思之人，却迟迟不见小龙女的出现，这令他痛不欲生，绝望之际纵身坠入深涧中。而由于机缘巧合，这反而导致了他与小龙女的团聚。原来悬崖下是一个深潭，小龙女侥幸不死，重伤也得以治愈，只是苦于百丈绝壁不得上来，所以一直独自生存至今。这对历经千难万险、久经磨难考验的苦命鸳鸯终于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虽然这个情节的设置过于离奇，但又在情理之中，符合人物的个性。杨、龙的生死之恋是本书的主线，是最富魅力的地方。围绕着这根主线，金庸还写到了李莫愁、武三通、裘千尺、郭芙等人的恋情，塑造了许多“情痴”形象，把各种各样的恋爱心态都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把爱情的悲苦和甜美都写到极致，最后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神雕侠侣》是一部爱情圣典，人物情爱的夺目光彩在一定程度上盖过了小说中的“侠”和“武”，所以，它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写情的代表作。可以说，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尽情展现自己写情的深厚功力，谱写了一曲爱情的动人乐章。

《鹿鼎记》从1969年10月开始在《明报》连载，一直到1972年9月结束，是金庸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作品，也是金庸的压轴之作。它的风格和形式跟先前的金庸小说迥然不同，所以有些读者曾怀疑它是否由别人捉刀代笔的。为此，金庸在谈到《鹿鼎记》的创作动机时曾专门解释:“《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地尝试一些新的创造”^[8]。由此可见，金庸创作《鹿鼎记》并非是“反武侠”，而是想改变一下创作模式，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尝试写一种与自己以前的武侠小说在艺术上不相雷同的新作品。

《鹿鼎记》和金庸以前的武侠小说有很大的差别。在人们熟悉的武侠小说世界里，基本上都是“武”和“侠”两者皆备或是各有偏重，但《鹿鼎记》中既没有武功高强、义薄云天的武林侠客，也没有出神入化、高深莫测的奇妙武功，更没有令人眼花缭乱、拍案叫绝的武打场面，武侠意味非常单薄。金庸费尽心机塑造了一个非侠客型的奇人韦小宝，围绕着他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展现了清朝康熙统治时期的政治风云，游戏笔墨中蕴含着一定的历史意趣，所以，《鹿鼎记》看起来“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9]。

韦小宝生于妓院，长于市井，从小在污秽的环境中长大，不学无术，不知礼仪，养成了偷蒙拐骗、圆滑无赖、吃喝嫖赌、追求享乐等不良习性，只会耍一些下三滥的手段，是个流氓小混混。他没有崇高的理想，认为人生在世要活得痛快，享尽人间乐趣，也没有安身立命的念头，可以在四处流浪中随遇而安。他从扬州妓院入京城皇宫，先是在太监海大富处冒充小桂子而扎根宫廷，然后巧遇少年康熙，协助他成功诛杀鳌拜，从而开始了他辉煌的人生。之后，他成了康熙的近侍，凭借着在妓院中学到的那一套溜须拍马、随机应变、撒谎行骗、阿谀奉承、落井下石等伎俩，总是在危难时刻逢凶化吉，在处理棘手事件时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为康熙屡建奇功。

他虽是建功立业、克敌制胜的大英雄，但又是大闹笑话、出尽洋相的小丑角。他不识文字，只会在签约时涂鸦似的画自己名字里的“小”字，把“尧舜禹汤”说成“鸟生鱼汤”，把“驷马难追”说成“死马难追”；他不学武艺，只会在紧急时刻来个“百变神逃”或耍点为武林所不齿的撒石灰、桌下跺脚板等手段，但他有出人意料、灵机百变的才智和慧眼识英才的能力，确为人所惊叹。在宫廷，他是康熙的心腹，是西藏桑结喇嘛和蒙古噶尔丹王子的结拜兄弟，被封为“鹿鼎公”，而且扬名海外。在江湖，他又是天地会首领陈近南和前明公主独臂神尼的徒弟、青木堂的韦香主、神龙教的白龙使。他讲究兄弟义气，在黑白两道都大受欢迎，是个流氓小英雄。在情事上，他先后俘获了七位美女的芳心，享尽人间乐趣，艳福不浅。他虽出身卑贱，武功不高，恶习不少，以“天下大小滑头”而自豪，没有以往金庸小说中那种大侠风范，但却赢得了崇高的地位和名誉，征服了众多的英才和美女，在天地间无往而不利。最后，由于他既不愿伤害康熙，也不想剿灭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忠义不能两全，所以只好从官场和江湖斗争中抽身而出，退隐市井。

如果说韦小宝是个奇人，那么《鹿鼎记》则是部奇书，金庸让它“表现出了一种几乎前所未有的欣赏趣味，表现出了一种象征和隐喻的，既关于人生又关于社会，以及关于政治、历史等等诸多方面的艺术世界。这使《鹿鼎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为特殊的一部，也是数十年来我们整个现代文学中至为特殊的一部”^[10]。所以它充满喜剧色彩，富有多方面的思想内涵和极强的现实主义倾向。

韦小宝这一虚构的传奇人物有深刻的历史寓意和文化价值，同时对历史与现实也有很强的批判意义。韦小宝的故事虽然荒诞，但所投影的却是历史和现实，揭示的是旧官场政治的藏污纳垢和贪污腐化，表现了封建政体的黑暗腐朽。韦小宝的各种不良习性，正是我们民族文化性格中的糟粕的集中体现，他可被看作是中华民族中的“最丑陋的中国人”。

金庸不仅是武侠小说界的泰斗，也堪称一流的喜剧大师。《鹿鼎记》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基调为主，在作品中设置了许多喜剧情节，笑态百出。但《鹿鼎记》中大多数笑料都不是浅层次地描写荒唐、丑陋的场景，不是随意地插科打诨，而多有深刻的讽刺意义，在有趣的游戏笔墨中，小说还渗透着有关社会、人生、政治、历史等多种寓意。金庸用批判性的眼光讲述历史，用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改造和重构，在小说中寄予了自己的历史观和民族观。《鹿鼎记》的艺术技巧炉火纯青，思想内容深刻独到，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是金庸的集大成之作。

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其浩瀚奔腾的才气，俊逸潇洒的文笔，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充满真情、柔情、豪情，深沉委婉，细腻动人的人生故事，展示了一幅幅斑斓的社会画卷，塑造出一系列充溢着人情美与人性美的人物画廊。挥洒着无与伦比的雄浑力度和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11]。他踏入江湖的时间虽然迟于梁羽生，但后来居上，众望所归，有“武林盟主”的美称，在武侠小说界引起了一场革新运动，使新武侠小说的魅力深入人心，吸引了无数读者。正如严家炎指出:“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12]金庸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开拓了武侠小说的新天地，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使新武侠小说具有同精英文学并驾齐驱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小说雅俗对峙的鸿沟。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生于广西蒙山，1949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经济系，随后外出谋生，进香港《大公报》工作。梁羽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兴趣浓厚，有很高的诗词曲赋修养，这为他后来从事专业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4年首次署名“梁羽生”在《新晚报》连载《龙虎斗京华》，此后便一直用该笔名发表武侠小说，到1984年“封刀”为止，总共创作了35部共2000多万字的长篇武侠小说。虽然台湾作家郎红浣在1952年就陆续出版《古琴哀弦》、《碧海青天》、《莫愁儿女》等武侠小说，夺新派武侠小说之先声，但梁羽生以其雍容优雅的名士派风格影响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崛起，被推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者。

1954年，澳门举行了一场由太极拳掌门吴公仪对白鹤派掌门陈克夫的擂台赛，虽然比赛只用了短短三分钟就决出了胜负，但这一打擂事件竟像一颗重磅炸弹在香港炸开了，消息传遍大街小巷。《新晚报》总编罗孚敏锐地觉察到这个商机，当晚便邀请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并在报纸上进行预告，用“先宰后奏”的方式将梁羽生“逼上梁山”。梁羽生骑虎难下，只好执笔上阵，比赛之后的第三天《龙虎斗京华》便开始连载。由于梁羽生在《龙虎斗京华》中融入了新文艺的笔法，令人耳目一新，深受读者的欢迎，报纸销量陡增，这大大刺激了武侠小说的创作。此后，金庸也加入武侠小说的创作，从而掀起了新武侠小说的创作热潮。梁羽生意外地一炮打响，并顺利摘取了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的桂冠。罗孚说，这一打就“打出了从50年代开风气，直至80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新武侠的天下”^[13]。所以，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写作可以说是武侠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随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创作欲罢不能，写了整整30年，其代表性的作品还有《草莽龙蛇传》、《塞外奇侠传》、《广陵剑》、《弹缺歌》、《狂侠·天骄·魔女》、《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唐宫恩怨录》、《云海玉弓缘》等。

人们总是喜欢把梁羽生和金庸进行比较，梁羽生本人也不例外。1994年在雪梨（悉尼）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他说:“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嘉宾金庸先生……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1966年，他曾化名“佟硕之”写了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的文章，在谈到了两人的不同时，他认为，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14]他还说过:“金庸写‘恶’、写坏人比写好人成功，写邪派比写正派成功，《书剑恩仇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张召重，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但写好人君子，段誉啊，不够精彩。我自己写邪派怎么样写，都不够金庸那么精彩，我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15]在艺术上，梁羽生擅长写文采风流、豪迈脱俗、纵性任情、笑傲公卿的名士型侠客，如《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白发魔女传》中的玉罗刹、《云海玉弓缘》中的金世遗、《狂侠·天骄·魔女》中的“笑傲乾坤”和“武林天骄”等，他们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情操高洁，深受读者喜爱。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多写正邪两派之间的斗争，常将故事背景放在社会动荡、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并将正邪之争与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军事斗争联系在一起，这样，他的某些作品甚至更像是历史小说，“有着历史的真实性，讲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场面宏大，动人心魄，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热情和民族情绪。

《萍踪侠影录》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为历史背景，描写忠臣于谦的抗战事迹，是梁羽生最得意的一部武侠小说，堪称他的代表作。小说“通过朱明王朝与张士诚后代的矛盾，朝廷奸臣与忠臣义士的斗争以及中原侠士与武林败类和瓦剌侵略者的冲突，表现出爱国爱民、仗义任侠的主题”^[16]。梁羽生巧妙地把“家事”和“国事”交织在一起，其间由张士诚后裔张丹枫和仇家后人云蕾共同演绎了一段凄怆甜美的爱情故事，表达了“一笑泯恩仇”的创作思想。

《萍踪侠影录》最引人注目的是塑造了张丹枫的艺术形象。在他的身上，作家倾注了自己少年时的美好理想，让他文武双全，傲视王侯，轻视功名，超尘脱俗，品质高洁。他志向高远，满腹经纶，德才兼备，潇洒不羁，是“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的侠士典型，他为了国土完整和苍生安宁，可以不计私人恩仇，自愿舍弃一生的荣华富贵，而把祖传宝藏和军事地图献于明朝，奋力抗击瓦剌入侵。他心中满怀爱国热情，在恩怨情仇中始终保持理智的头脑，关键时刻舍弃个人荣辱而保卫大明国土，是个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

《萍踪侠影录》中的“言情”富有一定的现代性，“发乎情而止于礼”，不涉淫秽，特别重视两情相悦，极写爱情的纯美。通过作品，作家倡导儿女私情要服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倡导爱情的理性克制。小说中所描述的张丹枫和云蕾的一段爱恋，就是把它放置到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来展开，展现了一段深沉凄美的儿女之情。

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他首先将新的文艺笔法、新的价值理念、新的创作技巧应用于武侠写作，使武侠小说的创作提高了一个层次。他虽然不像郑证因那样精通武功，但小说中的武打场面，一招一式，都刻画得十分精妙传神，令人惊叹，展现了作家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厚的文学创作功底。他把武侠故事置于历史背景之下，既增加了作品的真实度，又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他的武侠小说里有优美的诗词意境，浓厚的历史氛围，高洁的侠士形象，纯美的儿女情长，美丽的塞外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包罗万象，意蕴无限。

当然，梁羽生的小说也有不足之处。武侠小说研究专家陈墨认为，第一，梁羽生对历史真实及其现实主义文学审美规范的追求，限制了传奇文学本性的充分发挥和充分实现。第二，梁羽生坚持“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正统”观念和方法，限制了其创作成就。第三，侠的形象存在一定的类型化、概念化的倾向。且作品的叙事模式，也有类型模式化的雷同之处^[17]。陈墨的观点代表了学术界对梁羽生的普遍意见。

古龙，原名熊耀华，原籍江西，1937年出生在香港，1950年举家迁往台湾。不久，父母离异，父子关系断绝，古龙离家出走后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受尽生活的磨难，形成了坚强独立而又孤僻怪诞的个性。他靠半工半读和朋友接济勉强念完中学，又进入淡江学院外文系学习。他读书勤奋，手不释卷，尤其喜欢日本和欧美的小说及哲学著作。肄业后，他做过翻译，但时间很短，然后就走上了“卖文为生”的道路。他一生喜好酒色，视“朋友为手足，女人为衣服”，所以婚姻生活不太美满，而且长期高强度劳作和酒色伤身，于1985年9月21日因肝硬化撒手人间，年仅48岁。

古龙的小说创作从纯文学起家，但他在纯文学的创作道路上并没有走得太远。在台湾武侠小说“三剑客”和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之下，古龙于60年代初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经过几年试手之后，于1960年首次以“古龙”为笔名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苍穹神剑》。这部小说虽然没有给古龙带来很高的声誉，却标志着古龙武侠小说的出道。此后，古龙在武侠小说这块土地上辛勤笔耕，硕果累累，在近25年的创作生涯中，共有70余部武侠小说问世，计2000余万言，《浣花洗剑录》、《大旗英雄传》、《武林外史》、《绝代双骄》、《多情剑客无情剑》、《萧十一郎》、《流星·蝴蝶·剑》、《楚留香传奇》系列、《陆小凤传奇》系列、《欢乐英雄》、《七种武器》等较有影响，在武侠小说史上树起了一块丰碑，其中不少作品因被拍成影视剧而走入了千家万户。

《浣花洗剑录》出版于1964年，在古龙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具有重要的地位。该书的内容奇特，思想精妙，融入了古龙对生活真谛的理解，表现了古龙对上乘武学的参悟。它主要讲述了一个东瀛剑客不远千里到中国求证武道，从而引起中土武林风云变化的故事。小说集中笔墨塑造了一位剑侠形象——方宝玉，他从小饱读诗书、聪明机智、正直善良、胸怀坦荡。当剑法高深的东瀛剑客被紫衣侯打败后，曾许下七年后重返中土以洗一剑之耻的约定。由于紫衣侯在战中负伤而不幸去世，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方宝玉就肩负起了打败东瀛剑客的重任。为了阻止东瀛剑客在七年后血洗中土武林，他跟随紫衣侯的师兄隐身世外，五年多来潜心研究武道并终有所悟，成为一位武功高强的少年侠客。但江湖险恶，初出茅庐的方宝玉遭遇曲折离奇，最后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以绝妙的剑法战胜了东瀛剑客，维护了中土武林的安宁。东瀛剑客也由此证得“无招破有招”的无上武道，死而瞑目。

《浣花洗剑录》所蕴含的武学至理，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可以说是从金庸那里学习而来。在金庸的《倚天屠龙记》里，张三丰向张无忌传授剑法，让他现学现卖，抗击赵敏的部下。当张无忌叫道:“这我可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的了。”张三丰却道:“不坏，不坏！忘得真快，你这就请玉面神剑指教吧！”在《笑傲江湖》里，武学前辈风清扬向令狐冲传授华山剑法，并指出剑道的关键是“以无招破有招”。但另一方面，古龙在模仿金庸的同时又进行了创新，他描写武功招式不拘泥于对一招一式的简单刻画，而是超越了武功技法的限制，上升到对武学精神的探求。在《浣花洗剑录》中，作家借紫衣侯之口道出无上剑道的奥妙:“我那师兄将剑法全部忘记之后，方自大彻大悟，以意驭剑，随心所欲。……也正因他的剑法绝不拘囿于一定之招式，是以他人根本不知如何抵挡。我虽能使遍天下剑法，但我之所得，不过是剑法之形骸；他之所得，却是剑法之灵魂。”这一武学奥秘其实同佛学里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着尘埃”有相通之处。古龙把精深的禅机哲理同武学联系起来，虚化具体的武功招式，注重剑人合一，以意驭剑，所以会创造出“小李飞刀，例不虚发”的武学奇迹，成为武侠小说史上的一大飞跃。

《浣花洗剑录》思想底蕴深厚，小说语言充满诗意，故事情节曲折新奇，小说境界高深莫测，是难得一遇的佳作。台湾武侠小说评论家叶洪生说:“作为一个改革传统的‘急先锋’，古龙汲取了日本名作家吉川英治《宫本武藏》所彰显的‘以剑道参悟人生真谛’、战前气氛一刀而决；会通了金庸《神雕侠侣》的‘无剑胜有剑’之说，而发为‘无招破有招’！于是写《浣花洗剑录》便与众不同，境界自高。”^[18]它已经逐渐显示了古龙小说创作的特色与风格，是古龙小说创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浣花洗剑录》伏笔太多，无法收束，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此书的艺术价值。

古龙作为台湾新武侠小说巨匠，在艺术上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他将“求变、求新、求突破”作为自己创作的驱动力，在作品内容和形式上与金、梁的小说有许多不同之处，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在作品内容上，金庸和梁羽生尽管风格各异，但都注重对历史环境的描写，把小说同国家民族的兴亡与社会动荡联系起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虚构武侠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表现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的深刻理解和感悟，总是隐含着作者对人的理想化设计和对民族团结、国家兴旺的美好希望。而古龙却特立独行，只写“江湖”，不写“江山”，超脱具体的历史时空。他的小说没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不受历史的限制和束缚，在自由的艺术天地里，任凭感性的笔触自由驰骋，进而审视人生、探索人性，意境开阔深沉。

在人物塑造上，金、梁小说多“侠客”形象，但金庸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不能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19]。古龙笔下多“浪子”形象，传统道德观念薄弱，注重个性的张扬，没有正邪的生硬划分，也没有“名门正派”与“旁门左道”的对峙，有的只是人物感情和性格的内在冲突，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的真实本性。

在情节安排上，金庸小说开局平淡，但随着情节的不断发展，人物纷纷涌现，关系错综复杂，故事一波三折，构思精巧严密，布局诡异莫测，意趣无穷。梁羽生小说开篇精彩，引人深入，但会渐趋平淡，显得有些后劲不足。古龙借鉴西方悬疑侦探小说的写作技巧，精心设置悬念，强化了小说的侦探性和推理性。小说情节离奇曲折，计中套计，环环相扣，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偶然中有着必然，引人入胜。

在武功招数上，金庸凭借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和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的能力，使各种超群卓绝的武功精彩纷呈，美不胜收。如“百花错拳之美妙，六脉神剑之奇幻，化功大法之阴邪，皮屑剑法之妖逆，降龙十八掌之刚猛，黯然销魂掌之恍惚”^[20]。梁羽生在武功描写上虽不及金庸，但他对一招一式的刻画也细腻而逼真，又有很强的写实性和道德倾向性。而古龙自知在金、梁的奇功妙招上进行突破是相当困难的，并对一招一式机械地过招提出过质疑，所以他在武功招数的描写上另辟蹊径，专门以“气势”与“快”字诀取胜，并指出决定胜负的因素，除了武功外，还要看体力、心态、判断能力等因素，“小李飞刀，例不虚发”，陆小凤灵犀一指，就几乎战无不胜。

在语言运用上，金庸才识渊博，文笔雅洁，诙谐幽默，富于变化，环境语言有意境，人物语言有个性，叙述语言有时代感、地域感。梁羽生在中国古典文化上的造诣极深，他的小说语言文采飞扬，常有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富有浓郁的书卷气。而古龙非常喜爱西方文艺，追求语言的欧化。他好用短句，简洁利落，风格创新，适合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港台新武侠小说的狂潮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80年代仍余韵不断。随着金庸，梁羽生的相继封笔和古龙的不幸早逝，港台新武侠小说的创作已经很难有再大的突破。虽然新武侠小说的作者前赴后继，新人层出不穷，如温瑞安、萧逸等人也能自成一家，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在武侠小说的思想深度上仍有些逊色，不及金、梁、古三大家。

樊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专题十”，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总序》，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

[2]参见袁良骏著:《武侠小说执掌图》，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4]朱丕智:《新武侠小说创作方法论——生活逻辑与事理逻辑的艺术融合》，《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7]陈墨:《金庸小说赏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10]黄艳燕:《〈鹿鼎记〉:一部另类的武侠小说——兼评〈金庸妙语鹿鼎记卷〉》，《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1]王秋:《管窥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意蕴》，《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

[12]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13]刘登翰:《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14]参见佟硕之:《金庸梁羽生合论》，江堤、杨晖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参见陈静:《梁羽生:1000万字的刀光剑影》，《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第2期。

[16]李斌:《琴剑书生:梁羽生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17]参见丁进:《中国大陆新武侠小说研究述评》，《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l期。

[18]彭华著:《浪子悲客:古龙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19]彭华著:《浪子悲客:古龙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页。

[20]孔庆东:《金庸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