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王蒙比较漫议

把王蒙和鲁迅进行比较，这是很不相称的，但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思和有意义的。把二者进行比较并不是因为二者有很多共同点，恰恰相反，相异性正是笔者的兴趣之所在。比较的目的并不是想找他们之间的差距，而是希望通过比较从一个侧面研究中国时代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现当代文学的精神和品格问题。

在现代文学史上，不论是文学成就上，还是艺术精神上，还是人格品质上，鲁迅都是当之无愧的领袖，这没有任何异议。但对于当代文学来说，情况就复杂得多，谁是当代文学第一人，这是很难说的，至少现在排“座次”还为时过早。但说王蒙在当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是公认的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作家，换句话说，王蒙是当代文学中少有的几个可以和鲁迅进行比较的作家之一。

文学是极具个性的事业，但世界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伟大的作家常常是成群地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也可以说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鲁迅与王蒙的不同当然与个人文学天赋的不同有关，但更与时代有关，所以鲁迅与王蒙的差异更可以看作是两个时代的差异。文学的时代不同于生活的时代，物质文化的繁荣不一定意味着文学的必然繁荣，生活的灾难并不意味着文学一定是灾难性，中国现代时期就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就是一个产生伟大作家的时代，虽然民族和国家在这一时期饱受磨难和挫折，遭受了很多屈辱和不幸。

像鲁迅这样，身前身后都受到极度的推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原因当然首先是鲁迅的文学天才，但更重要的则“五四”这个时代的造就。就个人条件而言，鲁迅先天后天都是当作家的料，他具有作为大思想家、大作家的必备素质。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文学熏陶教育。在他告别童年的时候，正值家道衰微，人情冷暖使他冷眼观察世界，这培养了他性格中冷峻、嘲讽、激愤、孤独、隔膜以及愤世嫉俗的一面。进洋学堂以及日本留学，鲁迅接受了现代的科学民主精神和西方文化，后来鲁迅思想中的主体部分诸如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封建礼教制度的批判、对现实中反动腐朽政治的批判、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对恶劣道德品质批判以及科学民主思想、阶级观念、人道主义精神等等，都与这一段时间的求学有很大的关系。同时，鲁迅具有良好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抽象和形象思维能力，具有丰富的情感并对情感反应敏锐，具有吃苦耐劳、助人为乐、勇敢坚毅等美德，这些对于鲁迅成为大作家、大思想家以至中国新文化的“圣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鲁迅作为伟人，更多的是时代的产物。文化巨人往往产生于社会的剧烈变革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冲突，对于世界和平和个人安逸来说，是灾难，但对于作家来说，却是财富。时代的潮流不允许作家置身于世外，观念和思想的活跃迫使作家作出选择并进行思考，生活的困窘、颠沛，丰富了作家的阅历、开阔了作家的视野，也磨炼了作家的意志和感觉。生活的不幸恰可能是文学的大幸，痛苦而曲折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生动的文学。鲁迅生活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动荡、思想活跃，文化变革和创新充满了勃勃生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可以与之相比。作为这个时代必然结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具有同样的性质。对这场文化运动，鲁迅具有双重的地位，一方面，他是这场文化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推动者，直接领导了这场文化运动；另一方面，他本身又是文化运动的直接结果，是时代的产儿。这是一个产生文化巨人的时代，胡适、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以及稍晚的郭沫若、茅盾等，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鲁迅不过是其中之一。但鲁迅成了“圣人”而其他人没有，这里，个人的品质、性格又具有关键性。“五四”时期，鲁迅并不比胡适、周作人等人影响更大、更有名气，我们甚至不能说鲁迅的思考和作为更能代表“五四”精神。事实上，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等人比鲁迅更充分、更淋漓尽致地表述和体现了“五四”思想与精神，但由于个性、性格、气质、志趣、品德修养、意志素养等主观因素，在新的时局面前，他们作出了种种不同的选择，总的是或放弃、或背叛了“五四”精神，唯有鲁迅坚守阵地并把“五四”精神发扬光大。这种选择对于鲁迅成为“圣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从鲁迅的个性来看，这种选择又具有必然性。“五四”精神的本质是对现实的批判和革命，它意味着与现实政治作殊死的搏斗并意味着可能是个人生活的悲剧性结局，鲁迅从民族的大义出发，毅然选择了苦难，这是崇高而悲壮的，在这一意义上，鲁迅是战士，是诗人，是英雄，是偶像。

从总体文化精神来说，在绝对创造性上，王蒙和鲁迅不能相提并论，原因很简单，鲁迅是创制者，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正是鲁迅等人创立的，而王蒙则是沿袭者，他是在鲁迅等人所开创的文学体制内运作，他的贡献是完善、丰富和发展现代文学类型。在开创者和继承者的意义上，二人的比较似乎是一种“不对等比较”，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继承者也有他的优势，草创者往往不是很成熟，后继者则意味着有很好的基础，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幸在于，鲁迅与其他绝大多数开创者不同，他出手就不凡，一开始就非常成熟，从而树立了一个标杆，后人难以企及，而王蒙的承继处处受到掣肘，继承都受到限制，遑论超越？所以不论是在艺术形式上的，还是在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深度方面，王蒙都无法达到鲁迅的高度，我们可说:鲁迅不仅是作家、学者，还是诗人、思想家，而王蒙则仅仅只是作家、学者，还不能说是思想家，这不完全是两个人个人之间的差别，而是两个时代之间的差别。

就个人条件而言，王蒙虽然缺乏鲁迅所接受的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特别是长时间的东洋留学，这是王蒙所不具备的，但三四十年代的教育体系绝对优于鲁迅时的私塾和所谓“新式教育”，王蒙同样接受了比较好的国学教育和西方文化教育，并承续了“五四”新文化精神。在经历上，王蒙虽然缺乏鲁迅那种因种种屈辱所造成的对生存的透彻感悟，但很早就投身革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也使王蒙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对社会有比较透彻的理解。如果说人生经历使鲁迅形成的孤僻、敏感、冷峻、怀疑、坚毅等性格对其创作具有重要作用的话，那么，王蒙人生经历所导致的他的热情、理想主义精神，对于创作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些，王蒙是不可能在二十多岁就写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这样清新活泼、具有一定力度的作品的。但他和鲁迅的差距首先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了，鲁迅一出手就是《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样的惊世骇俗、雄浑深沉的杰作，其批判的力度、其思想的深刻，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文学作品所能达到的程度，就是说，鲁迅一开始同时也是以思想家的面目出现的，这既与鲁迅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个人素养、聪慧有关，又是这个时代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而王蒙出道的时代则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充满幸福、满足、理想与激情的时代，欢乐冲昏了冷静、激动取消了思索、感性代替了理性，社会向何处去，绝对不需要作家思考，如何观察社会、如何思考人生，其观点和思维方法早已被规定好了。“十七年文学”所有的作家加起来还构不成一个思想家，王蒙又如何能超凡脱俗？《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不过是稍稍和这个时代的精神有所不默契，在今天看来，它是绝对的善意，它不过是从深层的角度即理想主义的角度表达作者的热情，反映时代精神，它根本构不成“批判”的性质。但即使这样，它仍然给作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人生苦难，这是两个时代在精神上的鲜明不同。

客观公正地说，对于受尽了欺凌、压迫，没有政治、经济、人生权利，思想被箝制、情感被压抑、行为不自由的劳苦大众来说，50年代的确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时代，人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被解放，加之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人们沉浸在欢乐与幸福之中，其建设社会和家园的热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赖前所未有，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对现实社会充满了激情，对未来社会充满了憧憬，人际关系的颠覆和重新安排使过去被压迫的大多数穷苦人感到扬眉吐气，老百姓做到了真正的当家作主。现实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民对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充满了感激与崇敬之情，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具有极度的浪漫色彩。平心而论，不论是与以前相比还是与以后相比，这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社会。但这不是一个文化、文学的时代，也不是一个出作家、思想家的时代，权力，包括文化权力，主要集中在社会阶层的两头，一方面是极少数集权人物完全主宰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命运，甚至规定了文化艺术的具体运作程序；大众不仅是文化艺术的消费者，而且是文化艺术的直接操作者。这里，理论上的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被实际行动的片面普及所代替，文化艺术完全成了大众化的，“阳春白雪”默然消退。过去的“纯”艺术家们，或主动放弃写作、或被迫放弃写作、或改换门庭，于是就有了所谓“沈从文现象”、“何其芳现象”以及其他种种文化艺术现象，老舍被冠以“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但是，任何单一的进步都不是真正的进步，任何单一的繁荣都不是真正的繁荣，任何一个健全的文化都应该是多元的。大众文化、大众艺术是绝对重要的，但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如果仅仅停留在大众化的程度上，这又是绝对可悲的。先锋艺术、精英文化永远代表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最高水平，因为它具有艺术最重要的探索、创造、思想、批判的品性。这里，我们特别强调批判，主要是从思想价值意义上而言的，人云亦云，公式化、概念化、图解某种流行观念，这都不能算作是批判，因而也鲜有能够称得上是杰作的。鉴于这样一种理由，我从来不看好“十七年文学”，更不同意新时期以来“拨乱反正”式的高度评价。在我看来，“十七年文学”在情感上是赤诚的、在格调上是高昂的，但同时又是单纯而幼稚的。它沉浸在对过去战功的极尽夸耀和对现实美好的极度渲染之中，残酷的战争在作家的笔下变得似乎轻松而又愉快，英雄都具有传奇色彩，对现实缺乏应有的冷静与反思。也许有人说这是浪漫主义，但我认为这种缺乏思想的浪漫主义是一种浅薄的浪漫主义，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西方古典浪漫主义是因为它建立在对现实的批判的基础上才深沉而具有价值的，包括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如果一种文学仅仅只有艺术价值而没有思想价值，它同样是浅薄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应该责备王蒙早期创作的单纯、明快、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事实上，在“十七年文学”中，相比较而言，《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算是深刻的，至少在表面上、在客观效果上要比其他作品深刻。所以，当我们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十七年文学”的时候，我们发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也重新发现了王蒙在“十七年文学”中的地位。

如果单纯地从艺术上把鲁迅早期的小说和王蒙早期的小说进行比较，很难看出鲁迅比王蒙高明多少，但一旦和时代联系起来，把两个时代的文化连带起来进行比较，其优劣高下便一目了然，鲁迅的作品是振聋发聩的，使人感到沉甸甸的厚重，从那轻巧的文字中，我们感到了血和泪，悠悠叙述的是现实的苍凉……而王蒙的作品除了使我们感到热情和理想以外，看不到任何批判的痕迹和思想的影子。虽然两人都有良好的文化素质，都是文学天才，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人生的深刻感悟，都处在时代的变革时期，但由于这是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变革，所以两人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或者说在一种更为宏观的框架中具有根本的不同。因而两人出道时就不在同一个层次。

但是，60年代之后，王蒙的单纯、幼稚、热情、理想主义就像被一阵大风吹走了似的，随之而来的时代迫使他变得深沉、冷静，时代填平了他与鲁迅在思想上的鸿沟，缩小了他与鲁迅对文学本质和社会本质在认识上的距离。不管毛泽东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尤其是一场文化灾难。新的文化、新的伦理道德并没有建立起来，而几千年支撑着中华文明的优良文化传统、良好的伦理道德观念却被破坏殆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文化大破坏——文化遗产的破坏、传统观念的破坏以至于现行秩序的破坏。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作为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受尽了人格的蹂躏和灵魂的煎熬，这是空前绝后的知识分子的苦难岁月。应该说，王蒙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人，但在这场运动中也未能幸免于难，切实的人生感受对灵魂的触动显然远比文化教育、哲学玄思更具有醍醐灌顶的性质。像大多数历尽劫难的知识分子一样，王蒙也变得深沉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王蒙没有完全褪去从前的理想与乐观，但明显变得冷峻、理性了，变得善于幽默、讽刺了，变得敏感、睿智了，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这从作品中人物的变化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从前是青春活泼的年轻人，现在则是饱经沧桑、经历坎坷的中老年人，反省、思索是这些人的最重要特征。

谁都不愿意被置于苦难之中，但对于作家来说，苦难之后，苦难的经历未必不是一笔文学财富，切肤之痛，使作家感觉敏锐、勤于思索。痛定思痛才是真正的痛苦。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对王蒙的成熟来说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事实上，王蒙自己也承认:“然而我得到的仍然超过于我失去的，我得到的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得到的是经风雨、见世面，得到的是二十年的生聚和教训。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我如今的起点在这里。……然而，我无时不在想着、忆着、哭着、笑着这八千里和三十年，我的小说的支点正在这里。”^[1]但成熟的王蒙与鲁迅仍然是根本不同的，鲁迅是直率勇猛的，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2]。而王蒙则是策略的，讲究方式的，这大大减弱了王蒙作品的批判力量，更拉大了他和鲁迅之间的差距。当然我也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说，王蒙的选择是正确的，或者说是恰当的，这仍然是时代的问题，王蒙的时代不可能有鲁迅的选择。王蒙是有思想的，而且还非常深刻，但王蒙不可能成为思想家。

我一直认为，在对人生的感悟上，在文学技巧上，王蒙并不在鲁迅之下。从王蒙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王蒙对人生、对社会的观察、感受是细腻而独到的，他能从极普通、极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出深刻的哲理；他的语言是炉火纯青的，他能很准确地把他细微的感受、复杂的心理活动表达出来，话的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而这又是一般作家难以做到的。语言的熟练使王蒙能够真正“出口成章”，作品优质而多产。在体裁、结构方式、表现手法上，王蒙也是多能的，在表现手法上革新特别是对意识流的成功运用，其成就已经是文学界的共识。王蒙特别具有幽默感，具有讽刺才能，这也是公论，读王蒙的一些“小作品”如《雄辩症》、《买买提处长轶事——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牢骚满腹》、《她本来长得不丑》等，处处让人觉得流溢出来是机智，我们只能说，王蒙是一个天才，特别是一个文学的天才。

我总是认为，和鲁迅在“五四”的地位一样，王蒙在新时期初期的地位并不是最高的，虽然王蒙曾连续三年获当时最高级别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连续两次获同样是当时最高级别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我认为，更能够代表新时期文学精神和时代特色的是刘心武，他的《班主任》具有里程碑的性质，不管今天的人们看来它是如何幼稚，不管今天的人们是如何重新解读它，它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深刻，从历史价值来看、从批判精神来看、从独立不倚的品性来看，新时期有几部作品能超过它？新时期文学的灵魂就是批判，是一种广义上的“反思”，包括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反思，假如抽去了这些，可以想象，当代文坛是何等的浅薄！在新时期初期，在文学精神上，王蒙并不比其他作家走得更远，但王蒙在艺术技巧、艺术形式上探索所取得的成就弥补了他在精神上的缺乏先锋性，因而，他在这时的地位仍然是很高的。

新时期以后，王蒙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非常可贵的是，王蒙并没有因为他的“高官厚禄”以及他在文坛上既得地位而停止探索，趋于保守。他一方面坚持新时期文学精神，思想上青春不老，而且还不断开拓视野，使其思想不仅具有深度，而且具有广度，不是仅仅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关注，而且是更为高度的对人生、对民族、对整个社会的探求；另一方面，在艺术形式上勇于探索、勇于创造，不断进取，不断突破自己，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这一点上，王蒙与鲁迅有着惊人的相似，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确立了王蒙在当代文坛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王蒙在思想上是深邃的，对社会、对人生、对政治和文化，他有着透彻的感悟和理解。他对日丹诺夫的批判远比一般性的简单否定更具有历史沉重感。他对《红楼梦》、王朔新颖独到的评论，与其说是作品本身的深刻，还不如说是他解读的深刻，所谓“躲避崇高”，其实是他自己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实在是深刻的。但另一方面，王蒙又是机智而策略的，严肃、幽默、讽刺、直说、曲说，他都把握得比较适度。有人说王蒙很聪明，的确，不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创作中，他都是机智而聪明的，但王蒙的聪明是一种深刻的聪明。吕荧固然是可敬的，但萧乾却是绝对无可非议的，国民党的千军万马都没能阻挡历史的前进步伐，“四五”运动中成千上万的意愿都被弹压下去了，时代的洪流又何忌一介书生之微言？何况历史的锋芒恰恰是针对书生的。可以说，没有王蒙的聪明便没有今天的王蒙。事实上，鲁迅也是主张“韧”性的。假如真正理解王蒙内心深处的恐惧，是能够理解王蒙聪明的深刻之处的。可惜的是，保守的人能理解王蒙却不愿意理解王蒙，而激进的人愿意理解王蒙却不能理解王蒙，在这一意义上，和鲁迅一样，王蒙是孤独的。王蒙是独特的，但王蒙的独特构不成“现象”。

王蒙的思想是深刻的，是完整的，但表现出来却是残缺的、变形的，他甚至不能以王朔的方式表达出来。王蒙不可能成为思想家，他只能是王蒙，而不可能成为鲁迅。对于鲁迅，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和定位，但我认为，最准确、最经典也是最高的评价是毛泽东的评价，他称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的理解，鲁迅的文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超越了文学，具有思想的震撼和道德的力量，他胸怀世界，胸怀历史，胸怀未来，虽然他在作品中所表现和反映的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细节上精细得细致入微，但却是关涉国家、民族、国民性、启蒙等重大问题。鲁迅的产生当然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广阔的背景，鲁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只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它的偶然性，其实，鲁迅是幸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作为中坚分子勇猛地和封建文化进行斗争，他是英雄；新文化运动胜利后，当其他人或投靠、或消沉、或闲适、或转向的时候，鲁迅却高扬“五四”精神，代表进步，和现实中一切落后的东西作孤军奋战，他更是英雄；新中国作为旧中国的对立社会，对鲁迅对旧社会的批判必然是认同的，因此，他仍然是英雄。再加上毛泽东个人对鲁迅文化思想、文化品格的崇敬，于是，鲁迅成了独一无二的圣人。当代文学今天正在走向辉煌，我相信会产生很多文学大师，中国文学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也会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还可能产生更多的王蒙，但不可能再产生鲁迅，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亚圣”。

本文原载《文艺争鸣》2012年第4期。

【注释】

[1]王蒙:《我在寻找什么》，《你为什么写作》（《王蒙文存》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