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中西维度

关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对象与内容、理论与方法、问题与意识、意义与价值等，以及它的学科性，学术界经过多年的讨论，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关键是中国文学“古”与“今”的关系问题，即中国古代文学如何向中国现代文学转换，“古今”和“演变”是关键词。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再是阶段性研究，而是整体性研究。对象上的差异还是极其次要的，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视角、思维和意识，其研究的方法和问题，其研究的目标、意义和价值等都不一样。所以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不是单纯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也不是单纯地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而是研究作为一体的中国文学。不是把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并置起来进行研究，而是把二者贯通起来进行研究。不是有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有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把二者从时间上衔接起来就成了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研究。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作为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或者文学阶段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既不是回到古代的通变研究，也与‘五四’前后为新文学寻根溯源不同，其宗旨主要在于突破学科区隔的壁垒，打通古今文学的鸿沟，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作贯通性的研究”。“并不是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简单相加，而是着重强调以一种古今联系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国文学作整体性的观照和探讨”。^[1]所以，“古今”关系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最重要的维度。

但是，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过程中，“古今”问题又是始终和“中西”问题纠结在一起的，所以“中西”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隐在结构，也因而“中西”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另一重维度。

关于“中西”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重要性，已经有学者提出来并有一定程度上的论述。梅新林认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应该“以‘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的‘二重维度’作为探索与建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而对于“中西”，他认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展开，不仅要打破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研究的壁垒，而且还要打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研究的壁垒。否则，难以准确地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转型历程中来自于西方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及其融于中国文学血液之中、共同催生现代新文学的方向与路径，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精神蜕变。”^[2]陈广宏提出“本土与西方维度”这一概念，他认为:“要考察中国文学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变，首要的问题是它以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的形式而展开。西方文明自晚清进入后，使得长期形成的中国为‘天下之中’的世界观，亦即世界最高文明代表的观念受到挑战并趋于瓦解，随之不断输入的大量西方文学资源，作为一个他者的参照，越来越处于显要的位置，从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到具体的文学形式，给本土的文学传统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变易，并促成了人们对于自己民族、国家新的文学风貌的想象构建。这意味着，就上述空间维度而言，本土与西方构成了坐标的两极，一切变化的生成皆存在于双方直接或间接的交流碰撞之中。”^[3]提出“中西”维度，把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纳入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范畴，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一大突破，也是其向纵深拓展的标志。但“中西”不仅仅只是内容的变化，更是思维和方法的变化，也是视角的变化，作为“维度”值得更深入的探讨。

理论上，“古今”和“中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古今”是时间坐标，“中西”是空间坐标。但实际上，中国文学在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这两个坐标在从衍变的角度来说是交错的，所以，具体对于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研究来说，“古今”和“中西”在内容上不是并列的，某种程度上说是重叠的。但内容上的重叠，并不意味着理论与方法、意识与视角的相同，所以“古今”和“中西”又是两个不同的维度。

时代、社会和文化是发展变化的，文学也是发展和变化的，任何时候文学都有时间的变化，中国文学从先秦到近代，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个性，文学的前行都既有对传统的沿袭，又有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革新。时代不会停止发展，文学也不会停止发展，近代以来，即使没有西方的影响，中国文学也会继续向前发展，中国文学的“今”作为时间是必然存在的，只是作为“形态”具有偶然性。中国文学在古代就有古今衍变，现代文学同样也有从现代向当代的自身发展变化，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基本意义，“古今演变”首先是研究和表述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发展演变的自然过程。

但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更重要的特征不是这种自然衍变，而是外来力量的推动。中国社会从结构到制度、从知识到形态、从经济到文化、从语言到思维方式等在现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变化，而是“类型”的转变，所以谓之“转型”。文学上，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使中国社会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导致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随之变化。社会变化总是第一位的，而文学的变化则是从属的，文学首先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在文学所表达的内容上。所以，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对于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来说具有深层性，具有基础性。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也是全方位的，但更重要的是形式上的，即艺术方式上的，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不论是观念还是创作方法，在文体上不论是小说、诗歌、戏剧还是散文，都和中国古代文学迥异。也正是在这种艺术本质上的差异上，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

所以，中国文学的“演变”实际上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古今自然性的变化；二是外来因素的影响导致的中外文学交融从而导致文学全方位的变化。两方面变化的结合就形成了目前的文学“今天”。这样，“中西”可以说是“古今”的另一层含义，也可以说其具体的含义。大致可以说，“中”对应“古”，“西”对应“今”。解释起来颇费周折的是，就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来说，“中西”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具体就是近代向现代转型时期的“中”与“西”，而不是超越时间的抽象的“中”与“西”。在当时，“中”主要代表传统或者本土，体现为“旧”，因而可以用“古”来概括，也即“国粹”；而“西”则代表现代或者西洋，体现为“新”，因而可以用“今”来概括，“西学”即“新学”。所以，中国文学传统向现代转变、本土向西洋转变，和“古”向“今”的转变具有同构性。近代的“中”和今天的“中”虽然地域性没有变化，但其内涵已经完全不同，当时的“中”是纯粹的中国传统，或者说是没有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在当时具有保守的品性，而今天的“中”则是现代的“中”，是融合了西方文化的有着太多西方内容的“中”，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从“中西”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构成了问题的关键。研究中国文学的自然发展和变化，这当然是重要的，这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这一方面，我认为我们过去做得很好，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演进和发展，我们的古代文学史和现当代文学史可以说都勾勒得非常清晰。但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特别是研究近代以来西方和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其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作用和意义，则是更重要的，这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更重要的内容。不深入研究西方和西方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这种影响的具体过程及其逻辑关系，我们就不能很好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也即并不能真正解释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

事实上，我认为“古今”和“中外”虽然都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变化和发展，但二者在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以及研究对象上都是有差别的。“古今”在思维上更强调中国文学的一体性，在研究视角上更重视文学自身的发展和演变，在研究对象上则采取无差别地对待所有中国文学的态度；而“中西”在思维上更强调中国文学的转变特别是近现代时期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在研究视角上更强调外来因素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研究对象上更强调特殊历史时段，特别是过渡时期。但中国文学的研究现状却是:古代文学研究总是以传统文学为本位观，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更多的是看到中国传统文学的延传，所以，在他们那里，“古今演变”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变化，表现为中国古代文学从发生、发展、高潮到结束的一个圆满的过程，近代文学不过是古代文学的衰落，甚至是古代文学的结束或者死亡。相反，现代文学研究则是以现代文学为本位观，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更多的是关注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古今演变”主要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变化上，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创作方法、社团、流派、内容与形式，表现手法等成了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这样，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仅脱节、断裂，更重要的是错位，两者在研究方法、思维方式、文学价值观、审美观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从而造成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研究层面上的隔膜。

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首先是要解决的就是衔接问题，即把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贯通起来，当然这种“贯通”不应该是人为的，而应该是历史事实的。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文学不是在旧文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旧文学的成就上建立起来的。旧文学对新文学的影响或者说新文学对旧文学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旧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以因素的方式或者以直接的方式被新文学继承，成为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旧文学深刻地影响我们对西方文学的学习和借鉴，所以西方文学在被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变得中国化，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从而中国现代文学既不同于西方文学，也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但却是既具有西方性，又具有中国传统性，从而构成第三种文学。而第二方面，即中国传统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归化”作用，或者说西方文学的因素是如何变得中国化的，换句话说，西方文学如何在被学习的过程中变成中国现代文学的，这才是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变的根本要义。

我认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必须从“中”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继承的问题。“五四”时期，新文学表现出某种激进性，激烈地反传统，思想上，传统的维系了中国文明几千年的伦理、道德以及政治社会思想被否定和批判，而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被广泛地褒扬和接受，文学形式上，现代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取代了传统的诗、词、赋、小说、戏曲等，而典型、形象、创作方法、表现与再现、内容与形式等西方话语成为我们谈论文学的主要话语方式，这种谈论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看法，更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从而中国文学在现代时期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但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并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反”掉的，传统的观点可以被否定，传统的秩序可以被破坏，但传统不会因此而消失。就现代时期的中国文学来说，传统文学实际上以两种方式延传下来:一是传统文学以它固有的姿态存在于世，从而延传下来，比如旧体诗词、章回体小说等就比较好地保持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二是传统文学以因素的方式融入到新文学中去，从而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因素。

事实上，新文学就是西洋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融合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中国传统文学遭遇西方文学的产物。周作人曾说:“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么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4]其实，不只是散文是这样，整个新文学都是这样。现代文学那批作家都是在读古书中长大的，中国传统文学构成了他们文学基因，构成了他们对文学的前理解和潜理解，他们的创作怎么可能完全脱离传统呢。回头看中国现代文学，与旧文学相比，它虽然在形态上迥异，有巨大的变化，是一种新的文学类型，但它从根本上还是中国文学，中国性仍然是它的主体。中国现代文学毕竟是在中国的语境和土壤中发生和生成的，毕竟是汉语的文学，它无论怎么变化，还是在汉语范围内的变化，还是建立在具有几千年所形成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即使近现代时期，中国文学也是在变中有不变。过去我们只看到了中国文学在近现代的“变”，而对它的不变似乎视而不见，这是片面的。所以，“中”是我们理解中国文学延续性或者说“古”的特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而也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

同时，我认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还必须从“西”这个角度来研究“革新”问题，来理解“今”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具有西化的特征，这是基本的事实或者说常识，是基本的共识，过去已经有无数人表达过，也进行过充分的研究，这是无需多论证的。问题的关键不是承认西方和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这个事实问题，而是研究西方文学如何影响中国文学？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来影响中国？影响到什么程度？西方文学在输入到中国的过程中显然发生了变异，即变得中国化了，为什么会变异？哪些因素制约这种变异？这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自近代以来，“西”一直是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在于不同的时期其影响的力度有大小之分，近代时期，传统的力量还非常强大，中西冲突激烈，“西”进攻，“中”则防御，总体上是“中”压倒“西”。“五四”时期，中西剧烈冲突，但双方实际上是攻守平衡，“西”终于被认同，取得合法性地位，也可以说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或者说相对胜利。“五四”之后，中西仍然有矛盾，但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相互妥协与退让，更多的是相互吸收和融合，从而形成新的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中”与“西”都是因素，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张力”之所在。

正是因为如此，我认为中西关系应该得到深入的研究。中西文学关系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中国文学受西方影响这个事实的层面上，这实在是太浅层次了，也只能是老调重谈，这种研究只能得出中国文学的“中西”演变与“古今”演变没有关系的结论。但只要深入研究“中西”的具体过程及其逻辑构成，我们就会发现，“中西”与“古今”具有同构性，“中西”是“古今”的深层原因，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很多实质性问题都可以从“中西”这里得到深刻的说明。中国文学自近代以来就主要是在“中”与“西”的关系上演进的，“中”与“西”的强弱、抑扬、隐显等直接影响中国文学的特性和品格，也直接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

章培恒先生认为:中国文学研究中“古”与“今”的相脱节至少造成三个问题:“在总体上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过程不甚了然”；“由于与现代文学研究相割裂，古代文学研究缺乏应有的坐标”；“现代文学研究由于与古代文学研究相割裂而缺乏必要的参照，因而对现代作家的创新成就难以作出准确而深入的剖析，对现代文学发展中的负面现象也难以发现其历史渊源及其历史必然性”。^[5]这是深刻的，也是一针见血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仅从“古”与“今”的角度还是不够的。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与“中”与“西”深刻地纠结在一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比如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等，中西都既是坐标，又是参照，从这个维度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有清晰而准确的认识，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点、缺点、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的方向等。

本文原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复印。

【注释】

[1]黄仁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绪论》，《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2]梅新林:《“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3]陈广宏:《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本土与西方维度》，《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

[4]周作人:《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第10页。

[5]章培恒:《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