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与古典传统及其评价
不可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有失误的地方，“五四”之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很多弊端都可以从“五四”之中找到历史的渊源，所以，对“五四”进行历史反思和现实意义的总结是非常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我认为，评价和定位“五四”，我们不应该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现实状况和理论水平来要求“五四”，很多人都把目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归罪于“五四”进而否定“五四”，我认为这是反“历史”的，也是标准错位的。那么，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是否是断裂的关系？在现代与传统的意义上我们如何评价“五四”？本文将主要探讨这两个问题。
一
近年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否定性观点越来越多，比如批评白话文运动，郑敏认为:“将文言文定为封建文化并予以打倒，其结果是播下整个世纪轻视汉语文化传统的政治偏见的种子。”[1]再比如批评“五四”把“科学”和“民主”绝对化，张灏认为“五四”知识分子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变成了“德菩萨”和“赛菩萨”[2]，他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试图用这两个“先生”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还有诸多具体的批评，但根本性的批评也是最多的批评是认为“五四”极端反传统，从而丢弃了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断裂。
我认为，这种观点不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理论有误解，对中国现代文化特征和性质的判断也是错误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发动的，他们的理论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他们通常被称为“新文化派”。但“五四”以后所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化包括文学却是一种复合体，“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各种力量相互制衡并且相互作用，因而所形成的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也具有各种因素，既有西方的因素，也有中国传统的因素，因而既具有西方性，又具有中国传统性，这两方面相融合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既不同于西方文化和文学，也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而具有新的品质。“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具有单纯性，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也不是单一的整体。
很多人都把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理解为陈独秀、胡适等人所提倡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这是很大的误解。“五四”时期，在文化和文学上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主张和具体实践，从极端传统派到传统派到折衷派到西化派到极端西化派，从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从“中”到“西”的链条。极端传统派也可以说是极端保守主义，以辜鸿铭为代表，“五四”时期以主张“复古”而有名。传统派也即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有“学衡派”诸君子以及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等。折衷派也即调和派，以伧父、刘鉴泉为代表。西化派也即“新文化派”，当时被认为是激进主义的，以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为代表。极端西化派则以陈序经为代表，当时以提倡“全盘西化”而著名。并且这每一派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历史渊源，比如辜鸿铭的极端复古主张就可以追溯到杨光先、倭仁那里，杨光先非常有名的言论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3]。传统派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4]。西化派实际上是魏源、林则徐、王韬等人“师夷”主张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而陈序经“全盘西化”则把向西方学习极端化或者说绝对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发动的，所以“新文化派”思想是当时的主流思想，但保守主义的思想同样对新文化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只不过方向相反罢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完全是按照“新文化派”的理论和设想来行进的，“新文化派”的有些设想和主张实现了，有些则没有实现或者说没有完全实现，比如废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设想就没有实现。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可以说是“新文化派”最重要的成功，但“五四”后通行的白话文和胡适所倡导的口语性的白话文实际上有相当的差距，“五四”之后通行的白话文当时叫“国语”，现在叫“现代汉语”，在构成上，它既具有民间口语的成分，又有西方语言的成分，还有古代汉语的成分，也就是说，文言文实际上以词语和话语的方式融入了现代汉语。“新文化派”的各种理论和主张之所以不能畅通无阻地施行，这与保守主义的制衡有很大关系，保守主义实际上以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新文化派”的文化革新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完善，这种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是主观愿望上的，而是事实上的。
实际上，“五四”时期，激进与保守不仅相互制约，而且相互作用。关于激进与保守，余英时先生曾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论述:“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与‘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相反的，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调，而‘激进’则发挥着推动的作用，叫人不能因图一时之安而窒息了文化的创造生机。”[5]“五四”时期激进与保守就是第一种状况，用现在的政治话语来讲就是，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激进派是“执政党”，而“学衡派”等“传统派”则是“反对党”或者“在野党”，“反对党”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它的作用主要是制约。
“五四”之后，中国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量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思想资源，从而在“类型”上迥异于中国古代文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转型”。比如中国现代知识谱系就与中国古代知识谱系在类型上有根本的差别，中国古代是“四部”之学，而中国现代则是“七科”之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之后就消失了，恰恰相反，在中国现代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构成因素，只不过不再以谱系的方式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秩序并建立了新的文化秩序，但它并没有完全抹去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新的文化秩序中仍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传统问题上，我非常赞同这样一种评价:“事实上，‘五四’以及‘五四’以来的半个多世纪，是从未与传统脱过钩的。‘五四’的最激进者在态度上仿佛是与传统决裂的，但无论从他们本人的生活还是从他们写出的东西上看，他们都与传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6]
“打倒孔家店”是我们后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非常流行的概括，但却是非常简单化的概括。它并不能概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联系胡适说这句的语境，它其实有其特殊的含义。[7]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正的口号，肯定性的是“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否定性的是从尼采那里借来的一句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估定”而不是“否定”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五四”对于传统的态度。对于“国故”，胡适主张“整理”而不是“否定”，这同样说明了“五四”对于传统的态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但主要是反封建专制政体和专制思想，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也从来没有“全盘否定传统”的说法，有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主张在传统的灰烬上重建中国文化，这是非常错误的理解。
“五四”时期，陈序经曾提倡“全盘西化”。但什么是“全盘西化”，我们没有看到陈序经具体的解释，他曾说“全盘”就是“彻底”，但这仍然是词语上的意义循环，没有具体内涵。所以对于“全盘西化”，我们至今仍然在理解上存在着歧义，有人认为，陈序经真正的意思是“要在中国确立现代性”[8]。殷海光则认为“全盘西化”就是把“自己的文化完全洗刷干净，再来全盘接受西方”，所以他说:“严格地说，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连‘全’、‘盘’、‘西’、‘化’这四个汉字也不能用，用了就不算全盘西化。”[9]事实上，陈序经“全盘西化”主张是建立在胡适的一个基本判断上，胡适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10]，因为不如人所以要学习西方。陈序经似乎是在“百事”上做文章，既然中国“百事”不如人，那就应该“百事”都向西方学习，所以他提倡科学要西化，教育要西化、政治要西化、法律要西化、文化要西化等。[11]据此，我的理解，他所说的“全盘西化”应该是“全面西化”，不只是物质上要西化，精神上也要西化，因为西方精神和物质是一体的。所以，“全盘西化”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把传统放弃，改用西方的那一套，这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退一步讲，就算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本义是主张照搬照抄西方，完全否定中国传统，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并不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部。陈序经的理论并不能主宰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就文学来说，中国现代文学既与中国古代文学有根本的区别，但又有深层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并没有割断与传统文学的血脉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是“转型”的关系而不是“断裂”的关系。这首先表现在，“五四”以后所形成的中国文学格局不只是有新文学，还有旧文学，比如旧体诗词、章回体小说、武侠小说等。其实，“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旧文学的力量和势力还非常强大。当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新文学”为本位，排斥旧文学和旧文学色彩比较重的通俗文学，似乎“五四”时期和“五四”之后就是新文学一统天下，似乎旧文学一夜之间就从中国文学舞台上消失了。其实不是这样。“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作为新兴文学，曾非常风光，给中国文坛造成巨大的振动，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格局和发展方向，但当时中国文学的主流并不是新文学，而是旧文学，旧文学在出版和发行上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事实上，“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新文学都非常寂寞，作家有限，作品有限，读者也有限。赵家璧之所以要编后来影响巨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30年代初五四文学已经衰落并且被迅速忘却”，“竟有些像起古董来”。[12]这可能有些夸张，但新文学在“五四”时期以及之后很长时间的确不像我们现在文学史中书写的那样热闹和一统天下，这却是事实。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导言”中，茅盾描写新文学初期的情况:“那时候（民国十年春），《小说月报》每月收到的创作小说投稿——想在‘新文学’的小说部门‘尝试’的青年们的作品，至多不过十来篇，而且大多数很幼稚，不能发表。”“那时候，除《小说月报》以外，各杂志及各日报副刊上发表的创作小说，似乎也不很多。”[13]茅盾这里所说的“创作小说”其实就是现代小说。1921年，中国的小说并不少，只是属于新文学的现代小说不多。
1943年，郭沫若还这样描述新文学的历程:“经过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旗帜的明朗化，新文艺运动乃至整个的文化运动，获得了划时期的胜利，便由叛逆的地位升到了支配的地位。”[14]20年代初期，新文学运动就可以说取得了胜利，但新文学何时取得支配的地位，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五四”时期新文学是“反抗者”，是“被压迫者”，而传统文学则是“被反抗者”或“压迫者”，新文学取得支配地位之后，二者的位置颠倒过来，但不管谁是“反抗者”或“被压迫者”，谁是“被反抗者”或“压迫者”，它都说明，新文学和传统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共存的，并且同等重要，范伯群先生称之为“两个翅膀”。[15]传统文学特别是纯粹的旧文学虽然在40年代之后越来越式微，但总体上它仍然是一种广泛的文学现象，有自己的审美特征以及其对文学史的贡献，至今也没有从文坛上消失并且仍然有影响。
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新文学内部，传统的因素也是非常强大的。今天我们批评“五四”新文学太激进因而导致和传统文学的“断裂”，其实，“五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文学界对新文学的批评和现在的方向恰恰是相反的，多是批评“五四”新文学在传统问题上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比如茅盾就多次批评“五四”新文学，认为它是失败的:“‘五四’运动并未完成它的历史的任务: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五四’以‘反封建’为号召，但旋即即与封建势力为各种方式的妥协，对封建势力为各种方式的屈服！”[16]“‘五四’做‘启蒙先生’的时候，得意文章之一是‘反对封建思想’。不幸他只做了一个头，就没有魄力做下去。”[17]又说:“‘五四’的文学运动在最初一页是‘解放运动’；就是要求从传统的文艺观念解放出来，从传统的文艺形式（文言文、章回体等等）解放出来。”但实际却是:“‘解放运动’堕落为白话文运动，而新旧文学之争也被一般人认为文言白话之争；到了问题只在‘文’‘白’的时候，所谓‘新文学运动’者只是阉割了的废物。”[18]郭沫若在1923年这样评价“五四”新文学运动:“四五年前的白话文革命，在破了的絮袄上虽打了几个补绽，在污了的粉壁上虽涂了一层白垩，但是里面内容依然还是败棉，依然还是粪土。”[19]这些批评不一定正确，新文学是否在“反封建”、“反传统”的层面上失败了？是否只是白话文运动？是否是“新瓶装旧酒”？这值得深入地讨论。但这种从新文学内部发出来的批评新文学保守的观念，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新文学的传统性或者说它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反抗和叛逆其实是有限度的。
新文学的开创者们都是从旧文化的母体中脱胎出来，他们从小就熟读古书，他们的语言、思维、对事物的感知方式、情感等都与从小的阅读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精髓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他们的体内，他们的文学创作不可能与传统文学没有关系，中国古代经籍和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中，只不过这种影响是深层的，他们本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20]
事实上，“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它具有很强的传统性。冯至认为，“五四”新文学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对外来文学的借鉴，二者的历史逻辑是先有对西方文学的学习然后才有对传统继承的自觉，他说:“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新文学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进步文学的传统，一种说是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这两种看法各有它的理由，但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把两者结合起来，才符合实际。……先有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新文学才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不是相反。”[21]周质平先生认为胡适的文学观念一方面深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具有本土性，“他承继了相当的祖宗遗产，他们的综合之力是大于创始之功的[22]”。胡适说:“做新诗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做一切诗的方法[23]”。“一切诗”，既包括西方诗歌，也包括中国传统诗歌。新诗作为自由体诗，它的发生深受西方自由诗的影响，但与西方自由诗又有根本的区别。它与中国古典诗歌在形式上迥异，但在深层上包括思想、意境、意象、技法等方面都大量从古典诗歌中吸收营养[24]，特别是成熟之后的新诗越来越回归中国传统，换句话说，新诗由于回归传统而越来越成熟。
诗歌是这样，小说也是这样。实际上，中国现代“小说”概念既不是西方的“小说”概念，也不是中国古代的“小说”的概念，而是综合了中西方两种“小说”概念的新的概念。文学事实是，中国现代小说一方面深受西方各种小说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又充分吸收和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形式，在结构、表现手法和写作技巧多方面多有继承，因而中国现代小说仍然有很浓的传统因素。散文、戏剧也是这样。所以，中国新文学是一种调和或中和的文学，既学习西方，又不失中国传统。
对于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周作人等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和开创者，我们过去一直把他们定性为“激进派”，认为他们的观点过于偏激。我认为这极其表面。的确，现在看来，胡适、鲁迅以及钱玄同、傅斯年、陈独秀等人有很激进的主张，比如鲁迅主张青年人少看或者干脆不看中国书，认为中国古书页页害人，中国国粹等于放屁。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但实际上，胡适、鲁迅等人的这些观点具有策略性，在激烈的表述后面具有一种中庸的心态和目标。胡适理论上提倡“全盘西化”，但真正希望的是折中的、调和的事实。“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25]对于中国传统文学，他表面上激烈地否定，但本意并不是完全否定，而是在否定中求得平衡，在激进中求得中庸。
鲁迅也是这样，他曾经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26]主张折衷、调和，理论上当然正确，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在强大的传统惰性力量中，他会成为保守观念的一种委婉的表达。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保守派”在理论上主张调和而实际上是保守，“激进派”在理论上主张激进而实际上是中庸。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根据胡适、鲁迅等人的一些理论主张就认定他们否定传统文学并反对继承传统文学。
二
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过去的充分肯定是没有多少争议的，但目前似乎又成为了一个问题，否定性的意见越来越多。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建构其贡献是巨大的，它所确立的“科学”、“民主”等一系列价值观，使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了转型，中国社会的结构、知识谱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观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此脱离了“古代”类型，真正进入了“现代”，进而融入到世界体系之中，并且不可逆转。张申府这样评价“五四”:“中国在思想见解学术文化上，五四以前是封锁的，五四以后，是开放的；五四以前是单纯的，五四以后是复杂的；五四以前是停滞的，五四以后是急进的。”[27]中国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从器物的层面上升到社会的层面再上升到文化的层面，这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相应地，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是从科学技术上升到政治体制再上升到思想文化，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戊戌变法运动的合理延伸。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革新”是最佳时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最合理的选择，最好的选择，也是最有效的选择。
在文学上，我认为，向西方学习，反传统，积极寻求变革与创新，这无可非议。中国文学在《红楼梦》以后到新文学运动前夕一百多年一直处于低谷，没有伟大的作家也没有伟大的作品。中国文学已经长期停止不前，不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需要革新和创造，“五四”新文学运动则可以说是积蓄已久的文学变革的一个总爆发。作为变革，它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它有其历史根据和逻辑根据，并不是某些个人的心血来潮和随心所欲。鲁迅认为文学革命的发生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28]茅盾也说:“‘五四’不是从天而降的。不是北大的几位教授胡适之随陈独秀他们一觉困醒来时忽然想起要搞个‘五四’玩玩。这是有它的必然要发生的社会的基础。”[29]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学运动其实是顺应历史，它和晚清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文学革新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整个新文学是这样，新文学中的具体文体和问题也是这样。比如新诗，臧克家说:“中国旧诗到了‘五四’以前的那个时期，已经丧失了它的生命力，从中再也找不到古典优秀诗歌里所具有的那种时代精神和人民性，虽然也还有几个人顶着诗人的头衔，其实他们只是在苦心模拟古人，只‘专讲声调格律’，那种腐朽的内容，和时代的要求相去是多么远呵。”[30]就是说，诗歌革命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也是诗歌发展的一种趋势。
事实上，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的很多具体问题都是有历史来源的。比如，“五四”时期，钱玄同提出废除汉文:“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31]傅斯年主张“汉字改用拼音文字”[32]。鲁迅当时在私下里也曾表示:“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33]这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极端的。但实际上，早在晚清就有废汉文的主张，最早对汉文表示怀疑的是谭嗣同，在《仁学》中他提倡“尽改象形字为谐音字”[34]，这可以说是“废汉字改拼音文字”主张的先声。1904年，蔡元培设想造一种“新字”，“又可拼音，又可会意，一学就会”[35]。而在1907年，吴稚晖、褚民谊、李石曾、张静江等人则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废汉字”的理论，他们在《新世纪》杂志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前夕，文化界曾对中国是否应该废汉字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进行过广泛的讨论[36]。
再比如白话文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最明显的成果就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最终成为中国现代通用语言。但实际上，提倡白话文并不是“五四”的新主张，早在戊戌维新时期，裘廷梁就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37]。事实上，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晚清有一个同样广泛的白话文运动[38]，当时的陈独秀和胡适都曾积极参与。白话文在“五四”之后通行并构成了国语的基础或前身，当然与胡适的倡导有关，但它与其说是胡适的“发明创造”，还不如说是胡适在代历史说话，正如郁达夫所说:“要知道白话文的所以能流行，所以不必假执政和督办的势力来强制人家做或买而自然能够‘风行草偃’的原因，却因为气运已到，大家恨八股文，恨‘之乎者也’，已经恨极了，才办得到。哪里是胡氏的一句话，就能做出这样的结果来呢？”[39]如果白话文不能通行或者没有必要通行，多少个胡适提倡也是没有用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就是巨大的，它为中国文学新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不再是封闭和自我循环的，而确立了向西方开放的机制，建立了与西方文学进行有效交流和对话的平台。西方文学不仅仅只是中国文学的资源，更是中国文学创造和革新的参照。郁达夫总结“五四”新文学的意义有三条:“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五四的一役，而打破了中国文学上传统的锁国主义；自此以后，中国文学便接上了世界文学的洪流，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枝一叶了。”[40]王瑶先生把“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二）提倡正视现实，反对瞒与骗；（三）提倡创新，反对模拟；（四）提倡批判精神，反对折衷调和；（五）提倡学习外国进步文学，反对国粹主义。”[41]新文学的精神当然不只是这些，但就是这些已经大大创新了中国文学，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比如在文学对人的描写和表现上，新文学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胡风评价“人的文学”的文学史进步:“这并不是说，五四以前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没有写人，没有写人的心理和性格，但那在基本上只不过是被动的人，在被铸成了命运下面为个人的遭遇或悲或喜或哭或笑的人。到了五四，所谓新文学，在这个古老的土地上突然奔现了。那里面也当然是为个人的遭遇或悲或喜或哭或笑的人，但他们的或悲或喜或哭或笑却同时宣告了那个被铸成了命运的从内部产生的破裂。”[42]
今天我们站在新文学的基础上，享受和沐浴着新文学的阳光时，我们对白话文运动，对“人的文学”，对文学革命，对戏剧等新文体的产生，觉得都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革新。正如臧克家评价新诗的贡献所说:“新诗之所以‘新’，首先在于它表现了‘五四’时代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精神，也就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但是语言形式革命的重要性也不能低估。用了人民的口语或比较接近口语的语言写诗，在形式方面，打破了固定的格律，另作一种截然不同的创造，在当时来说，是了不起。”[43]正是这种种革新创造使中国文学走出了低谷，并走向了全新的繁荣，产生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样一大批文学大师。朱光潜说:“五四运动促成精神的解放，可以说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文艺复兴。”[44]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几千年文学史上少有的辉煌时期，就创造性来说，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期可比拟。
这样说，并不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就是完美无缺的。“五四”也有失误，也存在着偏颇，并且这些失误和偏颇给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造成了某些遗憾。比如，对西方文化认识的一知半解，误解误读很多。对西方各种学说和理论缺乏深入的研究，借鉴和学习缺乏审慎的选择和甄别，有时盲目和急躁。对某些主张过于自信，陈独秀说:“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45]“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46]今天看来，这些话在词句上过于绝对，也不是很科学的态度。再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在价值选择和取舍上过于偏执，把某些价值强调到极端，而又忽视一些有用的价值，过分强调社会功利目的，比如强调理性忽视和否定非理性，强调科学忽视和否定宗教，强调现代性、启蒙主义忽视传统，强调物质价值忽视精神价值等。在文学上，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而忽视文学的娱乐休闲价值，重纯文学而忽视通俗文学，重现代文学而忽视传统文学等。[47]现代文学因为过分关注于国家民族的命运，过分关注于社会重大问题，强调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有时不免显得太沉重、太严肃乃至陷于林语堂所批评的“方巾气”、“道学气”或者“冷猪肉气”:“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嚏也不得安闲。有人留学，学习化学工程，明明是学制香烟、水牛皮，却非说是实业救国不可。”[48]
又比如，关于中与西对立问题。理论上，“中”与“西”并不是二元对立概念，它们不过是表示不同的地理位置而已，但在近代中国特殊的语境之中，学习西方就意味着传统的某些东西要放弃，所以它们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可以说，“中”与“西”的对立在鸦片战争之后突显出来，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激烈的变革不仅没有理性地缓解二者之间的矛盾，而且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冲突。陈独秀说:“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49]这是当时比较普遍的观念，这种对立深刻地影响了中西两种文化和文学在“五四”时期的交融与整合。我们看到，“五四”时期，白话与文言、现代与传统、科学与玄学、专制与民主、体与用、问题与主义、新与旧等构成了尖锐的二元对立，在态势上你死我活、势不两立，互相以否定和打倒对方为前提，从而制造了很多人为的对立和分裂。
在这一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值得反思也应该反思。但反思不能脱离历史语境，不能是非历史的，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和眼光，不能站在现实立场和理论水平上来苛求“五四”进而否定它。
科学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它作为一种精神价值的确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根本的关系，新文学运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学”与“民主”的运动。陈独秀说:“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50]科学在“五四”时期可以说被强调到至高的地位，张君劢概括为:“盖二三十年来，吾国学界之中心思想，则曰科学万能。”[51]梁启超称之为“科学万能梦想”。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科学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抽象地来说，把科学强调到极致，绝对化，这的确有它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对“五四”科学至上主义进行反思。但是，在当时传统思想方式占主导地位的语境下，在最缺乏科学的历史条件下，提倡科学和科学精神，这无可非议。20世纪初，西方都还沉浸在对科学和民主的满怀信心之中，让中国人对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进行反思，这样的要求太高了，也是非历史的，极端理想化的。今天，以后现代主义为理论背景，站在西方一百多年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也即启蒙主义和现代性的问题都充分暴露出来之后再来看科学，我们看到，科学的确具有双面性，它给人类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对现代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比如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和地球自我毁灭的危险性大大增加，物质的繁荣导致精神上的更加空虚和异化，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忽视幸福、正义和美，压抑“叙事”等。但“五四”时期，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理论水平，西方都不可能预见，我们怎么应该有这种先见之明呢？而且，今天对科学的合理反思并不意味着对科学的根本否定，它只是否定了科学的唯一性、万能性、至上主义等，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反思可以看作是对科学的修补和完善。科学仍然是这们这个社会的主体价值，也是最有用的价值，科学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危害，但如果不要科学，这个社会将会陷入更大的灾难。
实际上，反思科学要求我们具有高度的科学水平，“五四”时期中国对科学认识和了解还非常浅显，首要的任务是确定科学的观念，发展科学，达到西方的科学水平，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反思科学。否则，反思就只能是肤浅的、失败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五四”初期，新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开展之时，梁启超就对“科学”有所反思，后来的梁漱溟、张君劢对科学也有所批评，但他们的情绪是悲观主义的，方向是复古主义的“向后转”，其工具是“东方文化”和“玄学”，因而其论证自然是苍白的，不得要害，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博得一定同情，但总体上是失败的。周策纵评价“科学与玄学”之争:“争论的双方在许多方面看来是很肤浅和混乱的，它们更像大众的辩论而不是学术的探讨。”[52]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不论是对科学的认识还是对于传统的认识，都达不到反思的水平。
中国现代社会以及当代社会出现了很多失误，有很多问题，但我们不能把这些失误和问题都归罪于“五四”，比如把后来的极左路线和“文革”归罪于“五四”。“文革”不是“西化”，而是极端化，即把西方的某些学说和理论极端化，极端化便造成“五四”所形成的那种传统与现代、中与西所构成的“张力”没有了，因而文化失范，其结果是传统受到伤害，现代也受到伤害。“文革”不是源于“五四”，恰恰是背离了“五四”。今天很多人都主张恢复传统，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恢复传统并不是对“五四”的否定，恰恰是“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即恢复中国现代文化的张力。
林毓生说:“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要发扬‘五四’精神，完成‘五四’目标；但我们要超越‘五四’思想之藩篱，重新切实检讨自由、民主与科学的真义，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和它们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53]我非常赞同这个观念。“五四”的反传统，以及提倡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这在精神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我们根据现实的情况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和重新调整，这恰恰是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这说明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合理性，但中国在近代以后落后挨打、受尽了欺压这也是事实，这又说明了传统的确有它的局限和弊端，需要改革，因而又说明了“五四”反传统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合理性。“五四”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是一个层面；从现实的角度来反思“五四”，这是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应该把历史的“五四”与现实的“五四”区别开来，“五四”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这是不容否定的，但“五四”时期所建立的一些具体理论和观念在今天是否还有用，我们应该根据今天的现实来反思，在现实的层面上，我们继承的应该是“五四”的精神，而不能把“五四”时期的一些具体观点当作绝对真理。社会在发展，我们的思想文化也应该发展，我们应该在已有的基础上，大胆革新、创造，推动社会的发展。我们应该走出历史并建立新的历史。
具体于文学也是这样，新文学运动进行“文学革命”，改革语言，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向西方文学学习，改良文体，创造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现代散文、现代戏剧四大文体，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展示出全新的面貌，具有巨大的创制性。新文学在“五四”时期乃至三四十年代都有它不成熟的地方，50年代之后又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新文学当然也有它失误的地方，比如对通俗文学、旧文学的压制和忽略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今天应该总结“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对新文学运动进行重新研究和反思，但这种重新研究和反思构不成对“五四”新文学的否定。中国当代文学需要重估传统，需要重估学习西方文学的问题，需要重估文学的娱乐消遣价值，需要重估传播、接受和市场问题，需要重估作家身份和写作方式的问题，需要重估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走向问题，等等，但这些都构不成对“五四”文学的否定。当代文学在精神上不仅不应该违背“五四”，恰恰相反，它们之间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本文原载《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
【注释】
[1]郑敏:《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商榷》，《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2]张灏:《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3]转引自鲁迅的《随便翻翻》“杨光先”注释，《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
[4]张之洞:《劝学篇·会通》，原话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张之洞全集》第1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67页。关于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可参见丁伟志、陈崧著《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5]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上的保守与激进——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讲座第四讲（一九八八年九月）》，《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
[6]孔庆东:《现代文学研究与坚持“五四”启蒙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7]关于这一问题，严家炎先生有详细的辨析，参见严家炎:《“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之考辨》，《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8]张世保:《陈序经“全盘西化”论解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9]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64、368页。
[10]胡适:《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1]参考陈序经:《东西文化观》第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10、313页。
[13]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第1页。
[14]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5页。
[15]见范伯群:《我心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深圳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两个翅膀论”不过是重提文学史上的一个常识——答袁良骏先生的公开信》，《文艺争鸣》2003年第3期；等。
[16]茅盾:《“五四”与民族革命文学》，《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17]茅盾:《从“五四”说起》，《茅盾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18]茅盾:《我们有什么遗产》，《茅盾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4、55页。
[19]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20]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读古书与现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见《学术界》2009年第3期。
[21]冯至:《新文学初期的继承与借鉴》，《冯至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22]周质平:《胡适文学理论探源》，《胡适与现代中国思潮》，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23]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24]关于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关系，可参见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5]胡适:《编辑后记》，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页。
[26]鲁迅:《无声的中国——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4页。
[27]张申府:《五四当年与今日》，《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8页。
[28]鲁迅:《〈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29]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232页。
[30]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中国新诗选1919—1949〉代序》，《臧克家全集》第10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31]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32]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33]鲁迅:《致许寿裳》（1919年1月16日），《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页。
[34]转引自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
[35]蔡元培:《新年梦》，《蔡元培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35页。
[36]详细观点可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争论》第四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37]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8页。
[38]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章第1节。
[39]郁达夫:《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郁达夫全集》第10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40]郁达夫:《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郁达夫全集》第1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41]王瑶:《“五四”文学革命的启示》，《王瑶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42]胡风:《文学上的五四——为五四写》，《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2页。
[43]臧克家:《“五四”，新诗伟大的起点》，《臧克家全集》第9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44]朱光潜:《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历史影响》，《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45]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46]陈独秀:《再答胡适之（文学革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47]参见拙文《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人文杂志》2008年第5期。
[48]林语堂:《方巾气研究》，《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4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49]陈独秀:《答佩剑青年（孔教）》，《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页。
[50]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51]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52]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0页。
[53]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49页。